揭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真相 蒋发现其通共？

某种程度上促成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蒋介石的中统系统发现张学良通共，而当时张与延安方面的联系都是通过东北军王以哲的电台。”

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杨虎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至今内幕仍然没有全面公开。2013年正逢杨虎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西安事变相关史料的杨虎城之孙杨瀚再次致信马英九，要求国民党尊重历史事实，为祖父平反

距离1949年10月1日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杨虎城高大的身躯倒在中国重庆的一个角落，此后人们大多认为，杨是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特工人员杀害，但是后来的国民党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历史始终没有做出公开明确的阐述，这让他的家人一直耿耿于怀，包括杨虎城之孙杨瀚。

在最近的几百天乃至几千天里，杨瀚保持了一个习惯，早上六点钟来到他简单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北京的冬日里，当第一缕阳光打到人们脸上的时候，他已经能够从工作中暂时休息一会儿了。

根据杨瀚的了解，台湾方面对于杨虎城被杀最早的陈述“说是在重庆撤退的时候被土匪杀了。”此后，国民党党史馆负责人邵铭煌曾经发了一个声明，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对杨被杀表示遗憾，也没有讲杨虎城被谁杀。”

2008年，杨瀚在台湾见了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我们两个交谈的时候他也是表示遗憾。”

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杨瀚分析国民党方面始终无法公开面对此事，应该是出于对蒋介石地位的维护，“蒋介石最大一次奇耻大辱就是西安事变，杀杨虎城又是他在政治上一个最大败笔，他不光杀杨虎城，连杨虎城的孩子、下属都杀。所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维护蒋介石的人都不愿意涉及这两个事。”

西安事变仍然没有尘埃落定

杨瀚始终在强调“西安事变仍然没有尘埃落定”。在他的概念中，西安事变的策划、组织、发展、最后的结束，在公开的资料中，一直没有很详细的、很真实的细节。

2009年开始，杨瀚开始做西安事变资料收集工作。为什么要重新考察西安事变？他觉得，“这个事没有完，台湾对这个事从认识到宣传，始终是避讳的。”

在杨瀚看来，西安事变对此后中国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看待，很重要。还是需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他所强调的唯物史观的实践中，杨瀚发现，有些人着重通过日记来评价一个人，“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

近些年，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成为潮流。

杨瀚觉得，政治人物的日记只能反映他一定程度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活动，特别是他的政治活动。“蒋介石一天批的公文发的电报可能有几千字，可他的日记最多是几百字，少的几十个字，这个能反映一个政治人物的整个思想状态么？”杨瀚看蒋介石日记有几个感触，蒋介石在里面有骂人记录，有打人记录，但是从来没有杀人记录。“蒋介石一生中杀的人比打的人要多得多。”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再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沟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发了电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九一九”、“九二零”、“九二一”、“九二二”的日记里只见到他骂日寇，但是他没有任何要反抗的表示。从南昌回到南京后，他一下军舰就召开会议，确定依靠国际解决东北问题。“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确定下来的。”杨瀚注意到，蒋介石从1927年的济南惨案开始，每天日记里都写两个字“雪耻”，“从1927年写到1931年，从1931年又接着往后写，一直写到1937年。”

“研究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唯物，什么叫唯物？就是唯事实。有些事蒋介石没有档案，现在发现从‘九一九’到‘九二七’，南京政府给东北方面的回电一个都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国土遭遇外敌侵略，作为中央政府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这很不正常，杨瀚判断“蒋介石别的档案都那么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几天没有东西，已经说明了问题。”

杨判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失去了军事供应系统与财政供应系统——这促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杨瀚称，关键时刻张的部队没有军饷，作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专门给他调钱解决燃眉之急。

同时，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事中不断失利，使得张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负面影响。“国民党开五全大会的时候，张的两个师刚刚被消灭，张学良到南京，很受奚落”——这更促成了张杨的走近。

历史的混乱

“在历史夹缝中，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竟然做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杨瀚如此评价祖父杨虎城。与习惯自己思考的张学良不同，当年杨虎城会与他的机要秘书讲心里话，而且有时候听他们的意见。

善于决策又敢于决策的杨虎城最终带出来一支强悍的西北军，“他当时两个军，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冯静斋的九十七军，这两支部队西安事变以后就分化了。冯投靠蒋介石，孙蔚如的部队被缩编为第四集团军，但抗日的时候，这两支部队都打得非常好。”

西安事变前，杨控制着西安城。

但是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这符合他的性格。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与张建立了关系，1936年以后双方构建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人员频繁往来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张学良见了共产党之后，态度也就更积极了，跟杨达成了更大的共识。原来杨一直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共同抗日。”有一天张问杨怎么抗？张一直讲他要劝蒋抗日，然后杨说你根本不可能劝动他。

事实上张杨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在杨瀚看来，“张学良只是对抗日这个问题上和杨虎城有一个共同点，但是对社会的认识跟杨相差甚远。”

这个时候两广事变发生。1936年广西、广东派人来找杨虎城和张学良，要联合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张学良和两广达成一个协议，两广起兵以后他们也起兵，他们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出陇海、出潼关，切断陇海线和平汉线。

但是问题出来了——“蒋介石特别聪明，他通过召开五届二中全会的形式，把各地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全部调到南京，开会的同时，集中力量，又动兵又动钱，解决了两广事变”。

杨瀚的说法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杨虎城并不赞同张学良去南京开会，“张学良非要去”，在几个月的会议时间里，在西安焦急等待的杨虎城没能收到张学良的反馈，直到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张学良返回西安。

此后，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匪”，杨瀚说，这让杨虎城觉得有了很好的机会“逼到最后关头，因为他不做(抓蒋)的话杨虎城自己干，因为杨说让蒋介石不能再走掉。”

西安事变就此发生。

“西安事变”后，杨瀚说，因“种种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的原因”，张赴南京被中央政府扣留，留在西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陷于群龙无首境地，何去何从，将领间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少壮派爱国将领”们再次热血喷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势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中共武装。

若干年后，一批自称王以哲等人的后人发布了一封给马英九的公开信。

信中称，其是“一批杨虎城制造的‘二二’兵变受害者的后代”，并表示“杨虎城伏法，可谓罪有应得”，要求驳回杨瀚竟替其祖父平反的“无理要求”。

杨瀚表示，某种程度上促成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蒋介石的中统系统发现张学良通共，而当时张与延安方面的联系都是通过东北军王以哲的电台。”在这个过程中，王以哲成了不容忽略的角色。

1936年10月，事实上已知道了西北前线状况的蒋介石来到西安，“到西安后，他跟张杨都不太谈，直接找军长、师长谈，想了解军心，这是他一种惯用方式，针对其他军阀或者其他军政领导也是。”杨瀚称，蒋见了王以哲第一句话就说“你的电台通共”，把王以哲吓坏了。王以哲很快派手下的军法处长跑到南京去找到中统，中统当时有一个负责人是齐世英，是东北人，王向齐世英坦白了和共产党的交往，特别出卖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滞留南京，此后东北军发生兵变，王以哲等被杀。“张学良回不来了，东北军开始混乱，这个时候齐世英派了人，又去做王以哲的工作，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而南京当时意见让他把部队拉出来，他还坚持不走，按此理解，他就是想取代张学良，控制整个东北军，所以后来人家杀他一点儿不冤枉。”杨瀚说。

波诡云谲西安城

当年蒋介石认为，西北的局面还可控，有信心继续对共产党进攻，所以他又来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还没有下决心抓蒋，1936年10月之后，杨向张提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利用蒋来西安的时候，抓住他，“张学良一听傻了，半天没有吭气，沉默了。”

“杨虎城马上说我说说而已，张学良马上表态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出卖朋友。”于是此事被暂时搁置。但是1936年12月，蒋介石又来了，杨虎城正式跟张学良谈了，“这一次不能让他再走了”。

原定12月6日由东北军在交通沿线控制蒋介石，然后押到秘密地点，由十七路军解决城里的中央武装力量——这是张杨原定的计划，“说好了上午行动，中午应该抓完。杨虎城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也没有消息。”

于是去问张学良。

“张学良说他上午接了一个电话，听说何应钦也要来西安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等他们来了一块儿去抓。”

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警察开枪，蒋介石下令如果学生去临潼请愿，格杀勿论。张学良的责任是劝学生回城，“说你们再往前走就要流血。”但学生说我们身上只有鲜血了。

杨瀚说，“张学良被感动了”，于是哭了以后他就表了态，“一定在一个星期之内用实际行动给你们一个回复。”

后来有了所谓的哭谏，结果张被蒋骂了出来。

12月9日夜，杨虎城招待南京大员看戏。在戏园子，杨突然接到电话说请他马上回总部，部属报告，发现孙铭九带着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军人朝临潼(蒋介石驻地)方向去了。“他们分析说是孙铭九去抓蒋介石了”，杨虎城说好，咱们要积极配合，全城大戒严。

于是西安城内一片肃杀。

“布置完了，杨虎城又回到戏园子，发现张学良又来了，还谈笑风生，杨觉得不对劲，不像有行动的状态，于是就故意让人把戏延长了好多，但是外面没有枪声。回到总部后，杨虎城得知，孙铭九说，“张司令怕学生晚上去临潼闹事，让我去沿途截学生了。”次日，杨劝张说，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张学良派专机将久经沙场的将领白凤祥和刘桂五调回西安，但他认为“捉蒋还是一个简单政治。”杨瀚觉得，张学良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全盘考虑，“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政治大博弈啊。”

“张认为蒋和他真的是像蒋说的那种兄弟关系，但是蒋事实上一天也没有把他当作那种关系。”

数十年后，蒋介石辞世，张送给蒋介石的挽联称“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14日，南京方面派员来到西安，在西安外围，中央政府的部队开始推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西安城内部队的分化。但杨虎城当时心里还是很有底，“因为人在手里。”

但是张学良要送蒋回南京，杨瀚称，在此之前，张杨在是否放蒋、如何放蒋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张学良急不可待，非要25号就要把蒋送走。这其中有张的极端表现，还有宋美龄的作用。”

杨瀚在宋子文的回忆录中发现，张把自己和杨虎城争吵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宋子文和宋美龄。“这几个人一块儿在那儿密谋怎么逃出来。”“他把杨置于什么地位？”

第二天张给杨打电话，杨到现场后，“一看蒋介石已经在汽车旁边等着。如果杨当时表示强烈反对，那就得把张学良也扣起来，弄不好就掏枪了。”

回到南京后，张学良给杨虎城发了电报称“一切都好”，但是他也给蒋介石写了认罪书。“问题就复杂化了，首先承认了你有罪，而且我要处罚你，处罚你的部队，这样西安方面就要跟南京对抗。反对审判张学良，要求无条件释放张学良。”

当时如果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合力，再加上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张学良还继续认罪，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处理西安问题的甲乙案，他最早提出把东北军调到安徽和江苏，而且提出放杨出外(国)。”

西安事变，谁赢了？杨瀚的判断是：最大赢者是民族。

但是杨虎城的命运在此后发生了巨大转折。

命运之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他整个部队、整个政治势力都没有了，从心理上讲有很大遗憾，又有很大成功感。为国家、为民族，这个事做成了，而且达到目的了。”

1937年11月26日，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在他生日那天回到香港，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对他做了安全保障，但是在骗他，所以杨虎城最后在香港说了一句话‘我们上当了。’”杨虎城被捕时，杨瀚的父亲还在西安读书，杨虎城身边带了他的小儿子杨拯中，随即其夫人谢葆真及警卫、秘书也被一同收监。“蒋介石折磨他，没有自由，逼着你投降，折磨的目的就是为了投降嘛。”杨瀚说。

1949年，蒋介石下令除掉杨虎城，“你杀他一个人还能说得过去，但是杀了他家人还有秘书、副官。”据杨瀚了解，“毛人凤给他的特务讲，这个事(杀杨)办完以后老头子非常高兴。而且很有趣的是杀完杨后，蒋介石给毛人凤和叶祥之(音)每人奖励大洋一万块，理由是处理大陆事情有功。没有说什么事，现在应该包括这件事。”

在此之前，杨虎城的家人始终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重庆，事情才慢慢浮出水面。

杨瀚认为，现在台湾方面领导层还没有认可这一事实，“主要是敢不敢的问题，事实很清楚，台湾国史馆的军情局卷宗里有一个‘监杨卷’，有一个‘监张卷’，里面肯定有这些情况，毛人凤杀了杨，绝对不会把这个事口头汇报就完了。不光是文字，还得有照片，因为杀黄显声都拍了照了。”这两个卷宗，杨瀚并没有看过，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拿出的文件上写的戴笠批示入‘监杨卷’，所以对杨的这一案一定有，不会没有。”

1969年春节，14岁的杨瀚从父亲口中知道了杨虎城的事情。杨瀚的父亲杨拯民，抗战时期曾经与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两家人的关系在后代身上得到了延伸。杨瀚回忆，从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丧事到张学森女儿张闾蘅的事情，杨拯民无不多方尽心。

1999年，杨瀚踏上了去夏威夷探访张学良的旅途。

但是，见到张学良后，杨瀚发现，张对当年的故人故事似乎不想多谈。

“我很奇怪。”在杨瀚的概念中，中国大陆一直宣传“张杨”，而且这个事(西安事变)确实做得很漂亮，他觉得张与杨两个人应该是生死情谊。

“我当时理解，他糊涂了。但是他一百岁的时候讲话还很好。”杨瀚也没有多想，他觉得自己此行能够见到张学良，表述一下两代人的交情，够了。

但是张不愿多提西安事变的态度，总让他心里觉得异样，在此后的时间里，杨瀚慢慢开始探寻当年的历史，探寻祖父杨虎城的人生。

杨瀚发现，张学良后来的态度愈发与他此前的方向不一致。“他在1955年给蒋介石写了西安事变的回忆，这个很关键，把杨虎城怎么给他提出建议、怎么抓蒋这些都讲了。”在回忆里，张“承认自己无知，他那个时候有点儿怕死了。”

在软禁了几十年后，一段时期内蒋对张学良的待遇非常宽松，他可以随便看报纸、听广播，随便和那些管他的人一块儿玩，突然，这些“相对自由”又被禁止了，“他觉得可能要杀他了。”

这与杨虎城可能不太一样，杨瀚觉得，他的祖父“代表中国的民族主义，维护民族最大利益，不畏各种强权，勇于牺牲。”

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杨瀚对其祖父历史的追问，“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了解杨虎城了，但是我现在所呈现的杨虎城和原来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人认为杨瀚是在出风头。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当年5月，杨瀚致信连战，他表示，自己是为“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而申诉，要求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

杨瀚并没能得到公开的正式回应。不过不久在台湾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60周年历史文化图片展览中，设立了一个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专柜，杨虎城的形象60年来首次出现在国民党的展览中。

2006年，杨瀚致信马英九，希望他“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以21世纪政治家的魂魄推动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杨更将此事上升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支点，“希望作为中国人你能够放下上个世纪积存的恩怨包袱。”根据杨瀚的了解，看到这封信后，马英九曾经向国民党党史人员了解过杨虎城回国与被杀的情况，但此后便无下文。2013年9月18日，杨瀚发出致马英九的第二封信，引发了舆论的众多关注。

但是杨瀚现在坦陈自己“对马英九不抱太大希望。”他始终认为，“杨虎城档案就在台湾军情局，但如果这样做了(平反)，对蒋介石是一种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