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下江南之谜 为何乾隆74岁仍要下江南

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巡幸江南，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六次南巡。乾隆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师”，率军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南巡”，在前后30多年中，六次巡视江南。可见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义非同小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释，他下江南有四条原因：一是江浙官民诚心恭请;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议;三是江浙人稠物丰，地位重要，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戎政;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重大更深层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工商中心、财赋重镇，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仅扬州盐商每年上交的盐课银最多时达600万两。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常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手段，向江浙的官员和富商捞取许多私房银。

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当然这些只是官方说法，民间关于乾隆南巡之因却衍生出许多不同解释。

一、雾锁江南

康熙皇帝在二十四年间先后六次南巡，康熙皇帝的南巡自始至终贯穿着治世的目的、求索的意图与伟人的风范。

而乾隆下江南就完全不同了，似乎他留给江南的尽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传说故事。他纵横于市井、街头、茶馆、青楼之间，潇洒的身影周围簇拥着无数倾国倾城的南方佳丽。他的身世在江南纠结成一个纷繁的巨大谜团，引发了野史、小说、戏曲、影视剧的大肆追捧。乾隆皇帝的个人生活与荣耀的血统在江南全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崩溃。无数俗文化贩卖者的争相传播，让不同面貌的他在银屏上大肆演绎着光怪陆离的八卦传说和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一时间，中国文学与影视作品充斥着这位帝王的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银屏上到处闪耀着他各色各样的身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以致使人厌烦。严肃的历史学者呼吁对清宫“戏说”作品的数量加以限制，但这仍阻挡不住这位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俗文化的演绎中狂泻而出的风流韵事。这一切是有民俗文化作为基础的，乾隆皇帝的各种故事自古就在江南精致的房屋、小巷和潺潺的流水中传播，为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尽管这些故事为学院派历史学家所不屑，但其中却蕴含着江南民间特有的尘俗趣味。诸如“乾隆在江南纵情声色，皇后醋性大发，投水自尽”的传说，“大和尚登山途中向乾隆谄媚，致使大皇帝将身上所有物品尽行赏赐，最终裸奔下山”的故事，甚至“乾隆包养美貌江南尼姑，为她在北京修建行宫和苏州街”的故事等等，不胜枚举。如果一定要去考证这些民间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将它们一一驳倒，反而显得无聊了。

乾隆皇帝一生中曾有六次南巡，分别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其中有四次驻跸在浙江海宁陈家的私园中。这引起了后人对他身世的猜疑：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家，陈家人与乾隆是什么关系？陈氏夫妇是否为乾隆的亲生父母？这一问题看似荒谬，但其实有广泛和复杂的成因。人们对乾隆下江南赴海宁的这个疑问并非空穴来风，它牵扯到清代影响最大的“悬案”之一——乾隆身世之迷。

乾隆身世之迷是清宫四大疑案之一。首先是他的出生地存在疑点：浙江海宁？热河避暑山庄？北京雍和宫？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和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又为人津津乐道。由于乾隆的出生地直接关系到他的生母是谁：浙江海宁陈夫人？热河女子李佳氏？满洲贵族钮祜禄氏？而他的生母又直接关系到他的血统——他是汉人？还是满人？还是满汉混血？疑点涉及到血统，因此，乾隆身世之谜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然而，现代人眼中民族与政治的争端已然淡化了，人们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历史考证的热衷或猎奇的兴趣。

在民间最为深信也流传最广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中《弘历非满洲种》一节关于乾隆身世极具颠覆性的说法。书中称，乾隆即非生于热河避暑山庄也非生于北京雍和宫，而是生在浙江海宁朝臣陈世倌家。此外，这种说法为人深信的原因是有实物为证的。海宁陈家有乾隆亲笔题写的两块堂匾，一块是“爱日堂”，一块是“春晖堂”。“爱日”二字是指儿子孝顺父母，出于《法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亲之谓也。孝子爱日。”感叹奉事父母的日子不能长久，因此对与父母相聚的每一日都倍感珍惜和眷恋，此为“爱日”。“春晖”则出自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这段诗句完全是儿子感念母恩的真情流露。题写这块匾额的乾隆如果与陈世倌没有血缘关系，怎么会题匾以示报答“春晖”呢？按照这个传说，如果乾隆是陈世倌夫妇的儿子，那么他就完全是汉人，没有半点满洲血统。也就是说，自乾隆朝开始，清王朝实际上就是汉族王朝。因此，这种说法的确是极具颠覆性。除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之外，20世纪初著名的历史作家蔡东藩也秉承这种说法，蔡氏在其《清史演义》中提到：

相传钮祜禄氏，起初为雍亲王妃，实生女孩，与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钮祜禄氏恐生了女孩，不能得雍亲王欢心，佯言生男，贿嘱家人，将陈氏男孩儿抱入邸中，把自己生的女孩子换了出去。陈氏不敢违拗，又不敢声张，只得将错便错，就算罢休。

之后，1925年出版的许啸天著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也如是说：

宝亲王是什么人？便是钮祜禄皇后从陈世倌家里换来的儿子，取名弘历。

书中称，乾隆后来从乳母嘴里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便以下江南督促河务的名义到浙江海宁去见陈阁老夫妇，但当时二老已经去世，乾隆为报答父母的恩情，只得到陈氏夫妇的墓前行大礼，行礼时周围用黄幔遮挡。这个情节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也有演绎。金庸《书剑恩仇录》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而书中最大的悬念就是乾隆的身世之谜。乾隆朝最大的反清复明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涉险潜入紫禁城，将乾隆的母亲陈世倌夫人的手书交给乾隆，信中详述了当年在雍王府掉包的经过，称乾隆左股有一块朱记。乾隆帝大惊之下，连忙询问自幼抚养自己的乳母廖氏，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祯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世倌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

然而，这个故事已经被各种事实证伪，它完全是一个虚假的传闻。首先，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海宁陈家确有“爱日堂”和“春晖堂”两块御书匾额，也确是为赞颂父母的恩情而题，但分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陈家在朝中做官的侍读学士陈元龙、陈邦彦奏请康熙皇帝题写后赏赐其父母的。而传说中的乾隆生父陈世倌，在清宫档案中也有所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陈世倌升任内阁大学士后，因起草谕旨出错被乾隆斥责“少才无能，实不称职”。之后将他革职。如果乾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无情奚落的这个陈世倌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么他知道内情后，六下江南，四赴海宁，住在陈家花园，就应该上演“报父母恩，墓前行大礼”的一幕了。但是这并没有发生，乾隆到海宁的目的只有一个，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海宁往何为？欲观海塘形”，也就是视察耗费巨资修筑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钱塘江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信告急。一旦海宁一带的大堤被冲毁，那么临近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将会被海水淹没，成为泽国。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到海宁亲自检查海潮屏障鱼鳞石塘，以确保万无一失。海宁岸边的地形和土质很不理想，施工难度很大。负责修建海塘的官员在具体措施上意见不一，有诸多分歧。因此，乾隆皇帝必须亲临现场视察，对海塘修建的关键部分做出决策。最终，在乾隆皇帝密切的关注和巨资投入下，海宁一带建起了坚实可靠的鱼鳞大石塘，牢固地抵挡住海潮的侵袭，使当地民众的生命、房屋、土地得以保全。鱼鳞石塘全部用整齐的长方形条石丁顺上迭，自下而上垒成。每块条石之间用糯米浆靠砌，再用铁锔扣榫，层次如同鱼鳞，并加帮土墩护塘。其背水则以地壅固加厚，并形成地堰，工程浩大。中国历史上历代君王都十分重视海塘的修建。现存的海塘大多为清代重修，因从纵面看形似鱼鳞，故称“鱼鳞大石塘”。时至今日，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海水冲刷，海宁石塘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年的海宁是个偏僻的县城，陈家花园是当地唯一像样的房子，所以乾隆四次赴海宁都住在那里。乾隆皇帝还将陈家花园赐名“安澜园”，以励治水之志。乾隆回京之后，在圆明园仿造了一个安澜园，而且还写了一篇《安澜园记》，希望百姓远离江河湖海泛滥之苦，这更让海宁陈氏安澜园在民间名声大噪。海宁陈氏安澜园位于盐官镇西北隅，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宋、明、清三代都是江南名园之一。南宋时为安化郡王王沆(王国维的祖先)故园。明代中叶，太常寺少卿陈与相(陈元龙曾祖)得之，该园经历了元代的荒芜，尚遗存池塘、土坡及一些百年老树。陈与相便依园林原来的形貌而重新复建，重新修建了竹堂、月阁、流香亭、紫芝楼、金波桥等亭台楼阁。陈与相号“隅阳”，在园林复建完毕后便取名为“隅园”，而民间则俗称“陈园”。到了乾隆朝，这座园林传与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陈元龙在隅园的故址再度扩建，占地增至六十余亩，并大量种植了花草竹木，雇用能工巧匠装修整治，希望自己告老还乡后能在此安度晚年。八十二岁时，陈元龙终以大学士乞休故里，心遂初愿，所以将“隅园”改名为“遂初园”。这座园林池水幽深，林木恬静，房舍古朴，保存了明代园林特色。到陈元龙的儿子陈邦直时，更是再度扩建这座园林，占地增至百亩，含楼台亭榭近四十所，达到全盛。清代文人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对这座园林推崇备至：

游陈氏安澜园，地占百亩，重楼复阁，夹道回廊;池甚广，桥作六曲形;石满藤萝，凿痕全掩;古木千章，皆有参天之势;鸟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工而归于天然者。余所历平地之假石园亭，此为第一。

在明清时期，安澜园与南京瞻园、苏州狮子林、杭州小有天园并称为江南四大名园。而乾隆皇帝也直白地表示，驻跸陈家花园是因为“喜其结构至佳”，而且这座园林景色宜人，在园中就可以听到海潮的声音，所以乾隆皇帝每次驾临海宁都要驻跸此园，流连忘返。这成为乾隆被民间传言为陈家后代的主要原因。

在1975年，金庸为他流传甚广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撰写后记，文中指出了“乾隆是海宁陈家的儿子”这段故事并不是历史事实。1994年，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提到：“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同时，在1995年出版的蔡东藩《中国历代演义》的《清史演义》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卷首的《重印说明》中认为蔡东藩“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对史料选择和运用都经过一番审慎的考核”，但同时也认为“这套书由于作者受时代的局限，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选用史料和解释史料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早在民国时期，蔡东藩就声明自己的著作并不存在什么有欠公允之处，而且自夸道：全书的“宗旨何等正大光明，不比那寻常小说家，瞎三话四，乱造是非。”可见，他对自己著作中所阐述的所有内容，确是深信不疑的。同时也体现了“乾隆生于海宁陈家”的传言何等深入人心。

二、江南行宫

曩者皇祖圣祖仁皇帝(康熙)廑念河漕，銮與临幸，神谟指授，万世永赖。——乾隆

乾隆皇帝在江南确实留下了一些让人迷惑的历史疑问，他曾居住过的房子被人们称作“行宫”，而那些乾隆皇帝每次都会临幸的地方，就成为了名胜古迹，它们保存着历史的蛛丝马迹，成为那些民间传说的有形载体。其实，这些地方所承载的真正历史，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乾隆曾六下江南，他固然有游山玩水的打算，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视察江南的水患。龙王庙与虹饮山房都是乾隆皇帝入住次数比较多的江南行宫。龙王庙为康熙所建，乾隆驻跸五次。虹饮山房是徐士元的私宅，乾隆驻跸六次。但这些地方似乎都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

(一)大运河畔的宿迁龙王庙

与治水相关的行宫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江苏北端宿迁的龙王庙。龙王庙坐落于宿迁西北二十公里处的古镇皂河，紧邻大运河，这里自古就是黄河和运河泛滥的灾区，有洪水走廊之称。此地在元末明初曾建有一座“草堂庙”。据说康熙年间，由于这里频发洪灾，草堂庙的主持多方奔走，筹集善款，赈济当地的灾民，深受邻里乡亲的爱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视察，御船泊在此处时，正巧是这位高僧一百四十一岁生日。康熙皇帝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副寿联：“甲子重逢三七岁月，古稀双度一载春秋。”以此褒奖他历年来的义举。同时，康熙皇帝为了祈祷人民免遭洪水的侵袭，决定在此地建造一座“安澜龙王庙”，供奉大禹王、东海龙王与五湖四海神的塑像。落成后的龙王庙规模宏伟，气势磅礴，布局严整，轴线分明。整体呈长方形，双重围墙。中轴线上依次建有十七座主体建筑，牌楼、亭台、殿堂主次清晰、错落有致、金碧辉煌。庙宇中的参天大树掩映其间，更增幽深之意境。龙王庙建筑群分为六大部分。最南端为古戏楼，额枋上悬挂“奏平成”镏金匾一块，上下门悬有“阳春”、“白雪”金匾各一块。该戏楼主要用于一年一度的初九庙会及清帝驾临时看戏之用。1976年戏楼被拆，现仅存石基。古戏楼向北，为青砖铺设的宽阔广场。广场两边有两根六丈高的木质神杆，神杆两边有相对应的“河清”、“海晏”牌楼。乾隆皇帝下榻龙王庙，都是从“河清”、“海晏”牌楼门进出的。广场北侧是山门，亦称禅殿。禅殿大门的两旁，置放两尊清中前期的皇家石狮，雄狮重吨，雌狮重吨。石狮的造型为前脚直立，后脚盘曲，昂首挺胸，雄强威猛。

多年以后，乾隆皇帝也从大运河顺水而下抵达此地，六次南巡中，他有五次都在这座龙王庙里祭祀、下榻，并建亭立碑，帑金修缮。龙王庙的禅门上方镶嵌着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敕建安澜龙王庙”镏金御匾和一方“乾隆御笔”印。

龙王庙内的御碑亭六角重檐攒尖顶的金黄色琉璃瓦屋面，内外两重亭柱，凝重端庄，酷似清朝皇室成员的冠帽，具有皇家独有的高贵气派。亭中的御碑高约四米，碑身正面刻有御制碑文，主要内容记叙了康熙建庙的原由和经过。碑身背面刻有乾隆的诗文。乾隆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共五次来此下榻，每次都留下御笔诗文，前后历时四十八年才完成此碑。诗文中表达了乾隆皇帝对于当时国家大事的种种忧虑：西北边境叛乱侵扰、江南水患不断、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似乎这位一生自命不凡的大清皇帝在这个运河旁的寺庙中把一切烦恼都倾诉于此。龙王庙的大殿内供奉四大金刚坐像，分别持宝剑、雨伞、琵琶、蟒蛇，象征“风调雨顺”，佛像造型逼真，堪称佛教艺术精品。乾隆的寝宫在龙王庙中轴线的最北端的禹王殿，一米高的须弥台上坐落着二十多米高的豪华殿宇，殿宇分为上下两层，占地三百六十平方米。殿前的院落内植有柏、柿、桐、椿、槐、杨六树，取意“百世同春”、“百世怀扬”，象征大清江山世世代代兴旺不衰。经雍正、乾隆、嘉庆各代皇帝的复修和扩建，龙王庙形成了现在占地三十六亩，周围红墙，三院九进的北方宫殿式建筑群。

(二)扬州天宁寺

天宁寺始建于东晋，相传为名相谢安的别墅，后由其子司空谢琰请准舍宅为寺，名谢司空寺。武周证圣元年(695年)改为证圣寺，北宋政和年间，宋徽宗赐名“天宁禅寺”。明洪武年重建，正统、天顺、成化、嘉靖间屡经修葺。清代列扬州八大古刹之首，康熙六次南巡，五次驻跸扬州，其中有两次驻跸天宁寺内。乾隆帝二次南巡前，于寺西建行宫、御花园和御码头，御花园内建有御书楼——文汇阁。

天宁寺

小艇沿流画桨轻，鹿园钟磐有余清。

门前一带邗沟水，脉脉常含万古情。

——爱新觉罗·玄烨

作为扬州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名刹，天宁寺不仅是康熙与乾隆南巡时的行宫所在，而且是曹寅受命设局刊刻《全唐诗》、纂修《佩文韵府》的场所。天宁寺内收藏了大量汉代、唐代、清代的文物。它的藏品与其自身的建筑和历史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木渎古镇的虹饮山房

木渎古镇上有一座虹饮山房，是乾隆皇帝在江南的另一处著名行宫。虹饮山房就建在运河支流胥江的香溪岸边，门前有御码头和御碑亭。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天，乾隆皇帝首次南巡，就在此码头舍舟登岸，这座码头也从此更名为御码头。虹饮山房主人徐士元是个落第秀才，他家境富有，且生性喜爱自由，一生不慕功名，以闲云野鹤的生活为乐。每当朋友来拜访他，他就与朋友在自家园中吟诗作对，纵酒欢歌。徐士元酒量非常大，酒到杯干，千樽不醉。朋友之为“虹饮”，这座“虹饮山房”由此而得名。

乾隆也是徐士元的朋友之一，因此他六下江南时，每次都要驻跸在这座虹饮山房，徐士元在这里陪同乾隆下棋、喝茶、看戏。乾隆的随臣刘墉、和珅、纪晓岚也曾数次下榻于此。因此民间一直称虹饮山房为“乾隆行宫”。虹饮山房的花园名为“秀野园”，园中间是一所花厅，花厅中有一把康熙皇帝当年南巡驻跸灵岩山行宫时使用的九龙金椅，是由千年紫檀木精雕细刻而成。乾隆对祖父遗留的这把龙椅爱不释手，特地把它从灵岩山行宫移到虹饮山房使用。虹饮山房迎宾中厅的布局非常严谨、厚重，门厅与舞彩堂、戏台等建筑自南而北排列。徐士元在乾隆第一次下江南之前特意造了高大宽敞的大戏台以供使用。最终这座大戏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乾隆皇帝看得兴起，亲自登台舞剑助兴。

(四)曹雪芹故里——江宁织造署

曹家与康熙皇帝素有渊源。曹玺生前深受康熙器重，康熙二年(1663年)，康熙皇帝亲授曹玺江宁织造，赐予曹玺蟒服、加正一品官阶，还曾为他写过“敬慎”匾额及御制诗文。曹玺就任江宁织造后，大规模改造了府邸。他派人在院内广植树木，修建房屋。并建一亭名“楝亭”作为读书之所，赋诗咏叹：

我闻楝亭下，嘉树多婆娑。

书卷拥百城，尚友自吟哦。

曹玺的夫人孙氏曾经担任康熙皇帝年幼时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曾担任康熙的伴读(另一说是御前侍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曹玺在江宁织造任上去世，康熙亲至江宁悼念，命曹寅留在故土为父亲守丧，并委任他继承父亲的事业，管理江宁织造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曹寅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曹寅正式调任江宁织造。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驻跸在江宁织造署时，曾面见孙氏(孙氏非曹寅之母，曹寅生母是曹玺的另一个妻子顾氏)，并赐“萱瑞堂”匾额。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三笔》中对此有所记载：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

这座“萱瑞堂”被认为是曹雪芹所撰《红楼梦》中“荣禧堂”的原型。康熙皇帝六次南巡，除第一次驻跸在江宁将军署，其余五次均驻跸于江宁织造署，其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及以后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都由曹寅承办接驾大典。此外，曹寅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亲王为妃。

曹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寅是他的祖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逝，在江宁织造任职二十二年，驻江宁二十年。曹寅的儿子们——也就是曹雪芹的伯父曹颙、曹子承父业，继任江宁织造近六十年。在历史上，南京的丝织业一直负有盛名，三国东吴、东晋、南朝时期，都曾在建康(今南京市)设立锦署(织造署)。在清朝，江宁的丝织业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江宁织造署的丝绸产品——金陵云锦只供皇帝和亲王大臣使用，高度垄断了当时的服装奢侈品市场。江宁织造署规模弘大，共有三个工场：一在西华门，一在常府街桥边，一在北安门的靼鞑城(即明皇城)。江宁织造署拥有织机三万多台，男女织工逾五万，关联产业解决当地民众就业二十多万人，历年的产值都超过一千万两白银。江宁织造署里的金陵云锦生产规模和工艺创新也在康熙年间达到顶峰。金陵云锦因其灿若云霞、美若绮云而得名，是我国丝织工艺中具有优秀艺术传统、鲜明地方特色和独特艺术风格的织锦。金陵丝织生产的开端，最早追溯到南朝，而“云锦”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在元、明、清三代。金陵云锦集历代织绵之大成，在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

江宁织造署不仅是清代举足轻重的轻工业部门，还是江南重要的政治部门，可直接向清政府报告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因此只有清帝的亲信及内务府大臣才可担任，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所以权势显赫。不仅如此，曹寅与妻兄李煦轮流兼任设在扬州的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曹家还曾兼理江南的制铜部门，在上述领域握有垄断的特权。六十年间，曹家势力逐渐扩张，成为江南举足轻重的豪族。雍正二年(1724年)，曹雪芹诞生在江宁织造署内，自幼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环境中，他的童年记忆充满了这个家族鼎盛时期奢华生活一个又一个缤纷多彩的场景，这一切根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化作成年以后凄美绝伦的梦幻，同时也表现在《红楼梦》中花团锦簇的贵族生活场景。但是，江宁织造署并不确定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据一些红学家的考证，大观园可能来自曹氏家族位于南京小仓山的随园，或来自位于北京柳荫街的恭王府。由于北京恭亲王府至今遗迹尚存，所以倾向于此的红学家有更多的证据。然而，江宁织造署是曹雪芹生活多年的地方，它对曹雪芹必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乾隆皇帝南巡时，显赫的曹氏家族已经衰落。乾隆十六年(1751年)，两江总督尹继善为迎接乾隆皇帝南巡，在江宁织造署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将其改造为乾隆行宫，现在南京“大行宫”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整个行宫内假山围绕，清溪穿流，花木葱茏，流水潺潺，楼榭亭阁布处其间，有绿静榭、听瀑轩、判春室、钟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鱼台等胜景。大行宫后不幸毁于火灾。太平军占据南京时，在原基址上建天王府。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天王府又被焚毁。清朝末年，大行宫一带辟为马路。现在的南京市大行宫街区就是清代江宁织造署的所在地，但行宫本身却已无迹可寻。

乾隆皇帝驻跸过江宁织造署所改建的行宫，但他的身世之谜与曹家并无干系，而汹涌的俗文化与四平八稳的正史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关于乾隆生母的各种传说中，最为荒谬的说法来自某些红学爱好者们，他们“考证”出，曹雪芹有个深深相爱的女朋友，该女友不慎怀了曹雪芹的孩子，但很快被选入雍亲王府，得到雍正的宠爱，生下乾隆。鉴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向被视为曹雪芹满怀深情所刻画的女友，那么这种说法即认为乾隆的母亲是林黛玉。诚然，这种说法是极具颠覆性的，它不仅颠覆了清史和文学史，而且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那么，乾隆的身世为何在江南引起如此大的波澜？他究竟出生在何地？《清史稿》中的孝圣宪皇后(雍正即位后封为熹贵妃，乾隆即位后加尊号为崇庆皇太后，去世后谥为孝圣宪皇后)究竟是不是乾隆皇帝的生母？

三、神秘的母亲

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乾隆)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嘉庆

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中有三种与热河避暑山庄有关，而且始终围绕着丫鬟或宫女展开：

①清末历史学者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中的《列女传》部分讲道：乾隆的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家道平常，没有仆人。她十三四岁时到北京入选了秀女，到雍王府做丫鬟。雍正有一段时间生了重病，她对雍正悉心照料，于是日久生情，女子怀孕，后来产下男孩，取名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②热河都统幕僚冒鹤亭、作家周黎庵、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台湾小说家高阳等人认为：乾隆的母亲是热河行宫的一个宫女李佳氏，名叫李金桂。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山庄内一位丑陋的李姓宫女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这位宫女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

③民国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与老宫役闲谈中得知：乾隆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她来到热河后做了雍正的丫鬟。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傻大姐”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傻大姐”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最后这个传说流传很广，是因为熊希龄把这个传闻告诉了胡适，胡适又把这件趣闻记在日记里，通过《胡适之日记》公开，这个传说又经过口口相传，被添加了许多想象的内容，与李佳氏的传说混淆在一起，从而变得街知巷闻了。

王闿运、冒鹤亭、熊希龄、胡适等人都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因而他们所说的话较寻常传言更为人所深信。那么，乾隆是否出生在避暑山庄呢？乾隆在位时期，民间就已经对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他出生在热河行宫的一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因为背靠一座形如狮子的山峰而得名“狮子园”。诸皇子每年随康熙到热河避暑，雍亲王也不例外，狮子园便是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皇帝)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朝有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进士，后在军机处当值，做到了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的掌故。管世铭经常随乾隆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木兰秋狝典礼，他曾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该诗后面附有管世铭的原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个注脚的意思是：乾隆皇帝出生在狮子园，所以他常在先帝雍正的忌日到这里住上几日，以示纪念。

如果认为管世铭的诗作只是阐明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旁证，那么嘉庆的两首诗就可作为直接证据了。乾隆退位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嘉庆跟随乾隆帝到避暑山庄庆贺他的八十六岁寿辰，并写下一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中有这样两句：“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诗后附有嘉庆帝的原注：“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一年之后，又逢乾隆寿辰，嘉庆再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祝寿：“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但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为父亲纂修《实录》和《圣训》时，发现两部典籍中，皇父乾隆的出生地皆为雍和宫。嘉庆命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仔细调查，刘凤诰考证了乾隆的《御制诗集》，这些诗作和注脚中，乾隆凡是讲到自己出生地点的几处，都清楚地表明是雍和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作《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一句“到斯每忆我生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乾隆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有一句：“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斋阁东厢”指的是雍和宫东书院如意室、平安居、太和斋一带。由此诗可见，乾隆本人不仅承认自己诞生于雍和宫，而且还暗示了自己出生在雍和宫的具体位置。有鉴于此，嘉庆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这样，《实录》和《圣训》中记载乾隆出生的文字就成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综合所有的正史、野史与传闻，乾隆的身世有如下几种说法：

①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②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③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热河行宫宫女李佳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④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⑤乾隆生于海宁陈家。母亲是陈夫人，父亲是陈世倌。

⑥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林黛玉，父亲是曹雪芹。

为了生下乾隆，雍正皇帝、陈世倌、曹雪芹和满汉女子各色人等着实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第一条是正史，第六条是笑话。第二、三、四条无法证实也无需证伪，只能永远作为民间流言存在。第五条流传最广，但也已经被史学家以确凿的证据推翻，不再值得研究了。那么，除了相信正史，就已别无选择。

乾隆的身世之迷的传播历时已久，它是清朝最有趣、传闻最多的历史疑案。朝野上下，京城内外，官方文献，御制诗文均被搬出来考证，而在清末民初排满情绪的推波助澜下，野史笔记、民间故事、戏曲小说，都在尽情地演绎这段故事。在一切传闻和野史都被证伪之后，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绕过热河女子、李佳氏、傻大姐、陈夫人等各形各色的女人，唯一的真相只能锁定在——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于是，乾隆真正的母亲终于和世人见面了：熹妃，钮钴禄氏，崇庆皇太后，满洲贵族血统。

自此，好像这所有纷繁的传闻都被考证推翻，真相被正史揭开了。其实不然，翻开有关于这位熹妃的档案，乾隆真正的身世之谜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萧奭的《永宪录》卷二记载：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年)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记载：

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前两条档案是完全吻合的：“封……钱氏为熹妃”、“钱氏封为熹妃”。而第三条档案则显示：“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三条历史档案中存在着矛盾，但可是肯定的是：“熹妃钱氏”和“熹妃钮祜禄氏”在同一天奉皇太后的懿旨受封，她们必然是同一个人。按照清宫的规制，册封皇妃不能有重名，不仅同一天不会有，整个清王朝都不可能有两个熹妃。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互为证据，不可能同时出错，更不可能错误相同。这两条档案是最有力的证据，它所提供的信息比任何传闻都更具颠覆性，因为它昭示出的是如下事实：乾隆的母亲姓钱，钱姓起源于中国南方，清朝满族人不可能姓钱，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乾隆是满汉混血儿。但是，钱氏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为什么成为了钮祜禄氏呢？钱氏家族的后人钱治冰经过考证认为：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册封熹妃钱氏的时候，这个时候雍正还没有秘密立储，也就是说，弘历(乾隆)这时候作为普通皇子其母亲钱氏和其他普通皇子的母亲一样都是可以保留汉姓的。而到了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正式设立秘密立储制，才指定弘历为皇太子。也就是说，熹妃钱氏变成熹妃钮祜禄氏就是在雍正秘密立储之时或之后的事了。在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皇太子的母亲需要有一个高贵的满族出身，因此必须要将熹妃姓氏篡改为满族贵姓。而钮祜禄氏是满族最高贵的姓氏之一，其先祖巴图鲁额亦都曾帮助努尔哈赤以十三兵甲起家，是奠定清代开国基业的第一功臣。于是熹妃钱氏便拜巴图鲁额亦都之后四品典仪凌柱为义父，从而便改汉姓钱氏为满姓钮祜禄氏了。(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于是，在乾隆朝修订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钱氏就成为了钮祜禄氏，清代皇室的《玉牒》(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更详细地表明：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

如果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原本姓钱。那么，钱氏是谁？

根据钱治冰的最新考证：“乾隆之母钱氏(1692-1777年)是浙江嘉兴钱纶光与其妻书画家陈书(1660-1736年)之幼女，是刑部尚书钱陈群(1686-1774年)的妹妹”。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得乾隆帝的尊宠，倚为儒臣，二人之间除君臣之谊，又是文字知己，乾隆称之为‘故人’。钱陈群每有诗作进呈，乾隆必亲笔题诗回赠。他退休后，仍屡次升迁，加尚书衔、太子太保。乾隆帝赐之以‘食全俸’，常寄自己的诗作，请钱陈群和作。他数次去北京，为皇太后和乾隆帝祝寿，并同乾隆帝到塞外围场行猎，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十六年(1751年)钱陈群首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并随驾钱王祠陪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陈群二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再次随驾钱王祠，乾隆赐御诗褒扬钱氏先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高宗第三次南巡时，钱陈群已告归在籍，即赴常州恭迎圣驾，并扈从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再次随驾钱王祠，并携台州族孙钱选，以传世唐赐铁卷晋呈御览，乾隆赐御制铁卷歌一首。”此外，“钱陈群的学生阿桂、刘墉、纪昀等备受乾隆重用……钱陈群的子孙世代包括女婿、族人均为朝廷重臣，可见钱陈群与乾隆母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恐怕一般亲戚关系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

同时，前文提到的乾隆极其关心钱塘江海塘工程，这可能与他的真正身世有关。“公元前910年8月，吴越王钱镠为了保护海岸，使其免受海潮侵蚀，命人采山阳的竹子，又令矢人造箭三千只，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使‘潮回钱塘，东趋西陵’。……乾隆继位后，开始重修钱氏海塘。乾隆二十五年，浙江潮信告警。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边，检查海塘工程。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乾隆到杭州的第二天，即亲临海边，亲试打桩，他见石桩必须内移数十丈方能固定，必然会损毁百姓的田庐，是‘欲卫民而先殃民’，决定先建柴塘，待接涨沙坚，再改筑石塘。到乾隆晚期，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浙江境内已建成自金山到杭县长达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长达二百四十二里的块石篓塘。石塘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乾隆继钱镠之后大力修筑浙江海塘，有力地保护了富庶的吴越地区，此举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而钱陈群，这个可能是乾隆舅舅的人，正是在远古时代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吴越王钱镠的直系子孙。

在《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被写成是乾隆的一母同胞，陈家洛在并不知情的时候，与乾隆在钱塘江边畅谈。书中第八回这样描述，“陈家洛道：‘当年钱王以三千铁弩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塘若不牢加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帑，命有司大筑海塘，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

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始终是帝王的职责。但乾隆六下江南、四赴海宁，住在偏远小镇中的陈家府邸，事无巨细皆亲历亲为，事隔两千多年，乾隆与钱镠为何热衷于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当然，钱治冰的推论仍需更多史料甚至考古成果的辅助研究，但他几乎已经指出了一条研究的路径。这个“钱氏”同时出现在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必定隐藏着历史的重大秘密，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揭示历史的重大发现。历史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疑案，俗文化的演绎让这些疑案浸满了流言蜚语和野史趣闻，各种故事满足各种人的兴趣。而考证只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考证是无意识的，它可能让一段传奇变得索然无味，也可能让事实振聋发聩。乾隆的身世之谜最终从热河避暑山庄那一大堆丫鬟和宫女的传说以及红学爱好者的狂想中走出来，渐渐显露出本来的样貌。这些传闻和闹剧不仅是娱乐的产物，它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狭隘、脆弱和肤浅，人类总是把虚幻的血统看作荣耀。然而，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历史真相毕竟与任何民族主义无关，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这和康熙的祖母是蒙古人一样无需避讳。天嘏的《满清外史》中曾经提到：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因此经常在宫中身着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虽然这本书中“乾隆生于陈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身着汉服”细节并非杜撰，乾隆的确喜欢穿前朝明代的服饰，并且经常请画师为他作身穿汉服的画像，这些画像至今仍保存着。

如果乾隆的母亲钱氏确是汉人，并且确是远古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那么乾隆喜爱汉服，并且把身穿汉服作为一种荣耀，便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些画像只能作为旁证，乾隆对汉服的情有独钟未必与他的血统有关，就如同雍正皇帝虽然喜欢穿西装，但不能以此判断他是欧罗巴白种人。

然而，乾隆的母亲究竟是谁，并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乾隆皇帝这个人，也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清代的历史。毕竟乾隆是一个汉族人还是半个满洲人有什么关系呢？华夷之争来自于狭隘和封闭的心灵，大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然而他们的籍贯何曾影响他们伟大的光辉？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因文化母体而统一的文明古国。战争、融合、同化的漫长历史都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传承的阴暗与光明、奴性与理性、沉沦与觉醒。历史是被偶然性与必然性推动的，乾隆的血统是偶然的，但乾隆朝的历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皇帝，作为统治康雍乾盛世顶峰的君主，乾隆皇帝固然荣耀之极。他登基后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减免捐纳，平定叛乱、统一新疆、治理西藏、兴建河务、编修文化典籍……然而，他在现代人的眼中并非一个无可指摘、圣德贤明的统治者。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发动战争、修建园林、重用和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致使国库空虚，康雍乾盛世在他死后戛然而止，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一生都在为挽救帝国的衰落而奔波劳碌。乾隆皇帝是个古人，做不到现代意义上的高瞻远瞩，他有功亦有过，并非十足的明君。然而，乾隆无论是什么血统，都曾是中国的皇帝。乾隆无论身体里是否流着吴越王钱镠的热血，都曾同样为百姓兴修水利。这已足够了。

四、太后的山与水

玉泉舟下玉河通，日丽风和波不雄。芷白蒲青景有望，鸢飞鱼跃兴无穷。清漪水色从新秀，万寿山光即渐融，行不须臾吃数首，裴家构思，或不同。——乾隆

无论崇庆皇太后姓钮祜禄还是姓钱，是满人还是汉人，乾隆皇帝对她的爱都是无以复加的。乾隆曾侍奉母亲三游五台，三上泰山，四下江南，更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乾隆命宫中巧匠用三千多两黄金精心制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母亲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乾隆的诗文中，有不少是称颂生母钮祜禄氏养育之恩的。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初八日，六十七岁的乾隆帝陪侍八十六岁的皇太后赏灯后作诗说：

家宴观灯例节前，？##透罄锪谐ん邸？/p>

申祺介寿那崇信，宝炬瑶檠总斗妍。

五世曾元胥绕侍，高年母子益相怜。

扶掖软榻平升座，步履虽康养合然。

在帝王之家，皇帝对母后的爱不仅体现在恭敬和孝顺，也体现在为她修建园林美景。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为母后庆祝六十大寿而建清漪园，这座园林原本是圆明园的属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它位于北京城西北的湖区，这里自古风景优美，名园荟萃，历代封建王朝都在此修建行宫。早在金朝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后，就曾在这里修建了西山八院之一的金山行宫，将这里的山称为金山，水域称为金海或金山泊，但这里当时只是一处帝王游猎的天然园囿。到了元朝，此地则改名为翁山、翁山泊。明弘治七年(1494年)，这里修建了圆静寺，后来，明代皇室在此营建好山园，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这里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的园林规模，享有“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的称誉。清定都北京后，又将好山园更名为瓮山行宫。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对瓮山行宫进行了十五年的全面扩建和改造，竣工之后，将这座历史悠久的皇家行宫改名为清漪园，从此，这里也就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

清漪园是清代北京著名的“三山五园”中最后建成的一座，它占地四千三百亩，北面自文昌阁至西宫门筑有高大的虎皮围墙，东、南、西三面则以昆明湖水为屏障，数不胜数的亭台楼阁、桥廊斋榭分布在苍翠如黛的万寿山和碧波涟漪的昆明湖岸边，山清水秀，辉煌壮观，富丽堂皇。昆明湖和万寿山，它们是后来颐和园的两大标志。在颐和园称为清漪园的时候，昆明湖叫做西湖，更早时是一个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湖泊，史称西海，面积不及现在的一半。乾隆皇帝将湖区进行了扩建，形成西湖。碧波荡漾的西湖平铺在万寿山南麓，约占全园面积的四分之三。广阔的湖面上，有三个小岛点缀。其主要景物是西堤、西堤六桥、东堤、南湖岛、十七孔桥等。南湖岛由美丽的十七孔桥和东岸陆地相连，十七孔桥是仿北京著名的卢沟桥而建。此外，后山后湖碧水潆回，古松参天，环境清幽。湖岸建有廓如亭、知春亭等秀美建筑。

乾隆皇帝修建西湖时，扩湖时挖出的泥土全都堆在了翁山之上，使得翁山变得高大了很多。为了庆贺母亲崇庆皇太后的寿辰，乾隆皇帝在翁山大兴土木，将前山的圆静寺遗址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并将翁山赐名万寿山，取意长寿。同时他修建了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的一组宏伟建筑，构成了万寿山的中轴线主体建筑群，华丽雄伟，气势磅礴。这条中轴线从山脚的临湖码头、“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了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

佛香阁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全园建筑的中心，也是全园中最高大的建筑物，周围建筑对称分布其间。它以八根铁梨木为支柱，支撑着四十一米高的三层八面四重檐的阁楼，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佛香阁前的东侧有转轮藏和高达近十米的“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的宝云阁。宝云阁坐落在一个汉白玉雕砌的须弥座上，外观像木结构，通体呈蟹青冷古铜色，重约二百七十吨，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品。从佛香阁沿着石阶上去，便是万寿山之顶。正中有一座琉璃阁，名为智慧海，雄踞全园最高处，成为鸟瞰全景的最佳地点。智慧海的名称来自《无量寿经》中“如来智慧海，身府无崖底。”取意如来佛智慧如海，佛法无边。智慧海在万寿山巅。它是一座完全由砖石砌成的无梁佛殿，由纵横相间的拱券结构组成。通体用五色琉璃砖瓦装饰，色彩绚丽，图案精美，尤以嵌于殿外壁面的千余尊琉璃佛更富特色。后山有宏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楼台亭阁，登临可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万寿山东北麓的惠山园仿江苏无锡惠山脚下的寄畅园而修建。此为谐趣园的前身。后来此园历经嘉庆、光绪朝改建增修后成为了具有浓厚江南园林特色的“园中之园”。万寿山与昆明湖之间有长廊相连，这条长廊实为神来之笔。它东起邀月门，西止石丈亭，全长七百多米，如一条彩带横跨于万寿山前，连结着东面前山建筑群。长廊的地基随万寿山的地势高低而起伏，廊身以昆明湖北岸的弯曲而变化，在地势高低和变向的连接点上，还建有四个亭子代表春、夏、秋、冬，设计十分巧妙。这座长廊是中国皇家园林中最长的游廊，长廊中共有苏式彩绘一万四千多幅，因此也称画廊。长廊画作题材丰富，很少雷同。其中有关于西湖风光的数百幅彩画，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造长廊时，命人到杭州临摹回来，再一一画于长廊之上。长廊人物画则多采用古典文学名著，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所设计的内容时间跨度非常大，从三皇五帝到清朝，宛如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为全球画廊之最。

清漪园全园有各式建筑三千余间，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美妙天然巧成，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精妙绝伦的中国山水画卷。自落成之初，这里就成为京师最重要的行宫花园之一。清漪园是乾隆皇帝送给母亲崇庆皇太后的礼物，最终，时代的变迁让它属于所有喜爱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