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鲁迅什么关系 萧红与鲁迅间有何绯闻往事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这一段堪比小说情节，然而萧红自己断不肯这样写，也写不出，因为她是散文化的笔法，她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非虚构的，是那些关于她童年的记述。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她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大半个中国她都走过了———这大概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去！萧红的出走是为逃婚，然而即便不为逃婚，她大概也会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兰县城藏不下她，不是因为她要写作，立志当个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分。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我能够想象，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我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很多人都愿意把她们作比较———其实这两人毫无共同点，除了都姓张，都写得好，都活得惨。———可是写到末一句，我突然有点怀疑，什么叫惨呢？也许是，并不是因为她们写得好才活得惨，而是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就譬如萧红，倘若有幸如冰心，去过那样一种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还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即便写出来了，好是好的，读者还会那样念记吗？

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开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丁终生未嫁，嘉宝隐居又是同性恋……总之，一个个都很传奇，而且下场很惨。究竟未知是才华带来了噩运，还是噩运使才华得以名世？也许才华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魔咒吧？也许中国古话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两萧”的幸福时光

萧军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

我曾经作过一个设想，就是，萧红能否活得稍稍像样一点？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几个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团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一般说来，萧红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远胜于张爱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会一场恋爱接着一场恋爱谈下去的，每一场恋爱都很失望，消停一阵，欢天喜地又谈下一场去了，差不多她是靠直觉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头脑和理智。

她是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后来祖父一死，父亲逼她成亲;逃，当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个性，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先逃到北京，后来钱不凑手，又回去了;再逃，这一次未婚夫追出来了，萧红与他来到哈尔滨，竟然同居了。为什么要同居呢？不是白逃了吗？

未婚夫的兄长气不过，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萧红的反应如何呢？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这一年，萧红差不多二十岁。

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责他的负心和不担责任，我想实际情形也许并不是这样，汪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小县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约也知书达理，汪虽软弱，却也仁厚，萧红再次逃婚的时候，他追出来接济;同居期间，萧红告了他的哥哥，汪会站在哪一边呢？我想恁是谁都会选择哥哥。及至萧红怀孕，他逃走了，他纵有万般不是，前提是，两人的感情坏了。

好了，现在萧军出现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决堤的那个夏天，满城的汪洋啊，萧红被困于东兴顺旅馆，饿，挺着大肚皮，交不起旅馆费，老板急吼吼想把她卖去当妓女……这时萧军现身了，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萧军也没钱，因此，他像变戏法似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叶小舟，搁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这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桥段。

萧红的一生，实际上比她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跟假的似的;也许那是乱世，人生人性的广阔翻飞，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设想的。

萧红漂泊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她再没想到，她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习惯，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她这十年一味总是凄风苦雨，恰恰相反，她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起先，她跟在萧军身后，我能想象她那双不大的单眼皮的眼睛，鼓鼓的小圆脸，一路走着，跳着，看着，指点着，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似的。这是两萧的好时光，以至他们到了青岛，穷得去变卖家具的时候，我仍认为这是他们的好时光。此时，两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了，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萧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别人的影响，却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现在，萧军是个青年作家，比较“左倾”，身边的朋友也多是些进步青年……于是萧红便写了《生死场》，———可能是一群人聊出来的主题，跟萧红说：“这个合适你，你来写吧。”于是萧红琢磨一下，便开始写了。

这并不是她擅长的题材，她这时候，也没找到自己的题材，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什么都试着写写，写的时候，脑子里可能还想着时代、战争、革命什么的，这样一些大词汇，一时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邻居，她就又活了。

写得不错，因为鲁迅的推介一炮打响，成名了。然而我以为，《生死场》并不能算作萧红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

与鲁迅“什么都没发生”的爱

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

1934的冬天，萧红二十三岁了。两萧启程去上海正式拜见鲁迅，这是。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

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一般新鲜而好奇的那一瞥……

两萧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两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萧红还是个女人，况且又那么年轻……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

两萧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后来，就是萧红一个人来了。

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萧红说：“来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萧红便和许先生一起做饭，包饺子，包韭菜合子……两个女人一起闲话，许广平告诉她她从前的往事，她在女师大念书，怎么做家庭教师……两个女人之间，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说。

萧军开始打萧红，———当然了，这并不是第一次了，他是从青岛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一直打到他们分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据说是他外面有了女人，却又不跟萧红分手，大概他以为，他对她负有救世主一般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从哈尔滨的汪洋里的一条船开始的，从此这个责任就深种在他们心里，一直到萧红将死，她还在念叨她的早已娶妻生子的萧三郎，几乎是，在她生命的每一个困苦关头，她都会想起他，想起自己被解救者的角色。———萧军在上海的打她，也许另添了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他是绝不会说的，也许他心里就不愿意承认。我想象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能阻止的，实在是，他已经阻止不了她了。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这里了。说了一会，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用来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先去万国公墓祭拜;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

“两萧”分手

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

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萧都曾做过努力，从上海到武汉，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终不行了，他们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这时，萧红已有孕在身。可这时，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们刚认识半年，这半年来，端木一直陪伴身边，———当然不只他们两个，还有萧军，还有一群人，俗称“东北作家群”的，他们是从武汉一路辗转来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萧红就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举行了婚礼，这已是1938年5月了。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对萧红来说，安定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先不说那个乱世，兵荒马乱的，一颗炸弹没准就家破人亡了;单说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是难能有一颗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了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火、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两萧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们惋惜的，然而对于萧红来说，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一个必然。第一，她跟萧军已经坏了，是再怎么强求也不行了。第二，她在生活上总有点稀里糊涂的，随意性很大，或有偶尔列个计划什么的，一二三四贴在墙上，执行不了几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端木蕻良的祭奠

萧红死了以后，端木蕻良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

世人对端木蕻良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听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做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1942年1月，香港沦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