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的民族对抗 北宋和辽国的战争
前言
契丹公元907年阿保机建国，兼并周边民族政权，一跃成为中原北方第一大患。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无暇顾及北边，遂使契丹坐大。至耶律德光赴石敬瑭之邀，经略中国，得燕云十六州，则摇身一变成为凌驾于中国之上的“父皇帝”，继而又以晋后主石重贵“称孙不称臣”为由再度南侵，而负责抵御的后晋狗头元帅杜重威竟全军降敌，契丹一路南下，攻破汴梁，入主中原，又因中原人群起反抗而匆匆退回北方。耶律德光死在回军途中，辽国内部经过一系列内部斗争，兀欲(世宗耶律阮)即位，没过几年又一次内乱把述律(穆宗耶律璟)推上皇位，这位便是有名的“睡王”，辽国中衰。公元951年，中原后周代后汉，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即位，史称北汉，向辽示好，与周为敌。公元954年，北汉趁后周大丧之际南犯，并邀辽军相助。结果高平一战为周军所败，狼狈逃回太原，周世宗乘胜直追，欲克太原，而符彦卿军在忻州败于契丹，大将史彦超战死，人情震恐，周世宗知时机未到，不得已而班师。公元959年，周世宗全取淮南十四州之后，欲收复燕云而亲征幽蓟，得瀛、莫、易三州并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之后染病，遂班师。次年赵宋代柴周，宋太祖与谋臣赵普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对契丹北汉战略上取守势，而得以专务统一南方之业。这期间，宋在战术上对北汉仍取攻势，不断骚扰边境，攻城略地;契丹方面，除时而援助北汉外，也曾多次攻扰宋边。尤其是公元970年契丹六万骑南下，宋将田钦祚仅以三千宋军力战，将其逼退。
(一)：伐北汉兼阻辽援诸战
宋平南唐后，赵匡胤不接受群臣请加尊号“一统太平”，说：“燕(幽云)、晋(北汉)未复，可谓一统太平乎？”可见他对平北汉和收幽云，是视为统一范畴的事，认为太原未下，幽云未复，赵宋王朝的统一事业尚未成功。赵匡胤在位时，规划收复幽云的谋略是和平赎买为先、和平赎买不成武力攻取、又考虑武力攻取可能的失败为留后路而迁都固守。他把平定诸割据政权得来的府库金帛和三司常赋的岁余，存入“封桩库”。他说：“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开宝九年(976)四月欲迁都洛阳，说“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汉周故事，以安天下也。”其弟晋王赵光义与群臣切谏，言迁都非便，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使赵匡胤最终放弃了迁都，但留下一句话：“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这个预言之后果然应验，为了防守四战之地的开封，冗兵成了北宋的一大负担。
赵匡胤在南方还没有完全平定(尚有吴越、漳泉两个割据势力)的情况下就过早地死去，故尔没有看到他是如何散财养勇，积极备战的。但其赎买幽云的构想，在当时宋朝初建，人心皆望安定，又与辽军事实力对比之下，谋求和平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赵光义，完全没有从大局考虑，其“在德不在险”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日后对契丹作战的狼狈之相便是最好的证明。
既然宋朝已经视燕晋为己土，则与辽之争战便无由避免，于是宋辽二十年战争便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交上演了。
一、伐北汉兼阻辽援诸战
1、一伐北汉。
宋太祖本拟按照“先南后北”的顺序实行统一大业，然而公元968年8月，北汉主刘钧(刘崇之子)死，其养子刘继恩既立，不久被混入北汉内部的宋朝间谍刺杀身亡，继之者为刘钧另一养子刘继元。宋太祖觉得北汉内乱，有机可乘，便临时改变“先南后北”的方针，命李继勋、党进、曹彬等将兵伐北汉，败北汉兵于铜锅河，逼近太原，烧其延夏门。北汉向辽求救，辽将耶律述烈赴援，而当时宋军并未做好与辽军作战的准备。11月李继勋等以辽援将至而仓皇退回。
2、二伐北汉。
宋太祖对第一次伐北汉无功并不甘心，决计再举。这次他吸取了未备辽军赴援的教训，预先做了部署：以何继筠屯兵石岭关，阻击北面来援的辽兵。公元969年正月，诏发军储，命诸路军马进屯潞、泽、磁等州。2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部先赴太原。3月宋太祖亲征，筑长围立寨四面围攻太原城，北汉将刘继业(即杨业)夤夜出城攻宋寨被击退。至此北汉所恃者，一为城坚，二为辽援，宋军以汾、晋水灌城，北汉依旧守御顽强。4月，辽两路出兵来援，一路自石岭关、一路向定州。宋将何继筠、韩重赟受宋太祖所授方略，将两路辽军杀退，且斩获良多。宋军以辽人首级示太原城，城中为之“气夺”，但恃有坚城，仍未放弃守御。宋军强攻不下，石汉卿、王廷义等将战死，而宋将赵廷翰率诸班卫士向太祖叩头表示要誓死拿下太原，太祖道：“汝曹皆吾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众将感泣。此时宋军顿于甘草地中，天又暑雨，军士多病。而辽北院大王乌珍率第二批援兵急速赶到，驻于太原城西，对宋军威胁很大，同时也鼓舞了太原城中北汉军的士气。宋太祖从臣李光赞劝班师，宋军便再次无功而返，撤退时遗弃大量军资，北汉本穷困已极，得到这些辎重，“赖此少济”。这之后，宋太祖又与辽媾和，转兵南向，重新回到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顺序上来。
3、三伐北汉
公元975年宋平南唐之后，南方除吴越、漳泉两个已经臣服于宋的小割据势力之外已全部归入大宋版图。公元976年，宋太祖再次出兵伐北汉，命党进、潘美、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等率兵分五路攻太原，又以郭进等攻忻、汾、代、沁、辽、石诸州，所向皆克。9月，辽将耶律沙、塔尔(又译敌烈)等将兵救北汉。10月宋太祖死，12月宋师撤回。
4、四伐北汉
宋太宗即位，召回党进等将伐北汉之师，以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献地、漳泉纳土，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于公元979年再议伐北汉。鉴于以往三次的无功而返，赵光义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于公元979年正月，集群臣讨论用兵方略，他问枢密使曹彬：“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曹彬答道：“世宗时，史超败于石岭关，人情震恐，故师还。太祖顿兵甘草地中，军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并建议立即进攻，“国家兵甲精锐，人心欣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而当时的宰相薛居正不同意其意见，认为北汉有契丹之援，并有固守之志，还有太祖迁其边民，北汉时已穷困不堪，“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所以不同意出兵。赵光义说：“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正为今日事也。”于是决计用兵。
宋对北汉用兵，契丹主问宋使何名伐之，宋使朗声答道：“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则和约如故;不然，惟有战耳！”虽说宋使是扬眉吐气，不辱使命，过了把瘾，但是宋朝却没有真正做好与契丹作战的准备，只是把重点放到攻太原城上。宋太宗在战前对进攻太原做了详细部署，以猛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分别负责太原城四面的进攻，对攻城器械及后勤补给都安排专人负责。同时考虑到契丹可能的援救，以经验丰富的大将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又以开宝年间曾以少对多与契丹作战的将领田钦祚护石岭关屯兵。
二月，赵光义的亲征大军自汴京出发，进攻太原外围州县，所向皆克。
三月，辽军援兵果至。辽冀王敌烈(又译塔尔)、大将耶律沙、耶律抹只(又译穆济)等率兵至白马岭，前有大涧阻隔，对岸郭进军已整装以待。耶律沙欲待后军到再一齐攻击，敌烈与抹只却认为“急击之便”，耶律沙苦劝不听。敌烈等以先锋渡涧。宋将郭进看准机会，率领骑兵猛攻其军，战斗异常激烈，敌烈与他的儿子华格，及耶律沙的儿子德琳、令衮图敏、详衮唐古都战死在阵中，宋军大胜。耶律沙与抹只也被困阵中，如瓮中之鳖，多亏辽大将耶律斜轸(又译色珍)率救兵赶到，射退宋军，二人才“仅以身免”。
白马岭之战是宋辽战争中宋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可以说为以后对辽战争拔了个头筹。
之后，北汉再次向辽告急，辽军由于大败，短时间内无力再出援兵。不久，宋太宗至太原，慰劳诸将，并出手诏向北汉主刘继元劝降。
至四月，宋军陆续攻下太原外围州县，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宋军也连续攻城，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城，“手刃数人，足贯双箭，手中砲，折碎二齿”，受到太宗嘉奖，由此亦可见战事之惨烈。太宗又让平时拣选的诸军勇士舞剑为前导，这班武士平时训练有素，剑法精湛，城上人“望之破胆”。
赵光义招法用尽，仍是无法攻下太原坚城。而这时，从石岭关传来了坏消息。刚刚对辽作战立功的石岭关都部署、大将郭进自缢而死！太宗本命郭进守石岭关，田钦祚护其军。而田钦祚在石岭关，“恣为奸利诸不法事”，太宗察觉后，降其为睦州防御使，仍护石岭关屯兵。郭进与田钦祚不协，屡屡揭发他的丑事，田钦祚为此十分憎恨他，白马岭之战时不援郭进，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平时又屡次凌辱他。郭进武人刚烈，战功高，虽是大将，却也奈何不了相当于“监军”的田钦祚，被他数次凌辱之后想不开，终于自缢而死。而田钦祚报告太宗说郭进是死于中风，太宗也就没有追究，追赠郭进为安国节度使。当时左右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敢说。
太原城虽久攻不下，但宋军策反工作做得好，城中将领偷着出来纳降的比比皆是。北汉已经致仕的左仆射马峰实在看不过去了，夜里撑着病体来见刘继元，“流涕备言兴亡之理”，北汉主才决定纳款投降。
五月初五日，刘继元上表投降，宋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之后，例行对伪君伪官赦罪封赏，以刘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北汉将刘继业在宋军攻城时守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此时刘继元已降，他仍据城苦战。刘继业本名杨重贵，事刘崇，被赐姓刘，并改名。太宗令刘继元召降，他才放弃抵抗，与刘继元同归宋。太宗大喜，复其姓为杨，只名“业”字，当即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又授郑州防御使。杨业后来便成了北宋西北边陲的干城。
太宗既得太原，为了消灭太原的“王气”而迁其民，焚其城，改为平晋县，而以榆次县为并州治所。
至此，历经四次、历时数月的平北汉之战终于结束。
宋开国后，首先讨平二叛，杯酒释兵权，稳定了内部，之后便发动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的顺序，依次平定南方诸政权。按照当时宋朝的国情和与辽的实力对比，先南后北是比较稳妥的。对北汉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采取攻势，时常骚扰其边境，焚其寨，迁其民，空其地，这些都是很成功的积极防御，既使北汉坐卧不宁，也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而宋太祖前两次伐北汉都是因为有机可乘而临时改变既定战略，有投机取巧的意思。随机应变，把握时机，这本无可厚非，宋太祖也并非头脑发热之人，只不过考虑有欠周全。伐北汉势必要考虑到辽援，太原恃有辽援而坚守，也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希图速战速决是不切实际的。第一次伐北汉，宋太祖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太原的坚守之志，二是没有充分做好对辽作战的准备，故而无功;第二次伐北汉，宋太祖吸取教训，对阻击辽援做了部署，并且获胜，虽规模不大，也极大挫动了北汉的守志和契丹的锐气;然而太原城坚，即使用水灌城依然不破，也使宋军锐气大减，此时辽援再至，已不可再战，宋太祖及时撤退，虽然略显狼狈，也是明智的。这之后，宋辽实已开衅，契丹开始了频繁扰边。宋以南方未下，不便两面作战，而主动与辽媾和，而契丹似乎也领略到了当时宋军的强大，接受和约。而第三次伐北汉由于太祖崩而夭折，仍然未能达到目的。
宋太宗在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也将矛头指向北汉。宋太宗的战前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对阻击辽援也做了充分部署。然而太原的坚城又一次让宋军感到无可奈何，不过白马岭阻击辽援一战却着实打出了军威。大将郭进在太祖时期就被赏识，一次太祖为郭进修住宅，有人劝谏说这种住宅的规格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用，而太祖却说：“朕视郭进岂减儿女耶？”郭进为西山巡检，任务是防御和骚扰北汉，做得也很称职。尤其是法令严明，宋太祖每次遣京中禁军戍西山隶郭进帐下时都要告诫他们：“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宋太祖时期，对边将还都是许以便宜行事的，并不似太宗以后还要遵照“阵图”来用兵，故而太祖时期的边将都很受优待和礼遇。田钦祚也应该说是不错的将领，“三千打六万”固然是浮夸了些，但可看出其人还是敢打硬仗的，只不过人品操守上毛病太多。白马岭一战郭进凭借勇武，击其半渡，大败契丹军，斩敌大将数员，若不是田钦祚按兵不动，估计还会扩大战果。这一战颇收顷刻之效，使得契丹在短时间内竟无力再发援兵，也在客观上促动了太原的主动纳降。所以笔者认为，宋太宗伐北汉不是胜在太原，而是胜在白马岭。若不是马峰哭谏，太原很可能再坚持数月，以待宋军师老自退或第二批辽援继至。
本来辽援已退，北汉已平，这场战役完全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的。宋太宗千不该万不该，在与辽作战的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画蛇添足地乘胜北征，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高梁河之战
二、高梁河之战
战前谋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刘继元已降，宋太宗还师至镇州即转兵北上，欲以新胜之师收复幽蓟。但是破太原尚未赏三军，诸军兵将多不愿行，只是无人敢说。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赞成乘胜北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赵光义听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兴，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调发各地屯兵。当时宋军诸将，大多数比赵光义冷静得多，他们以大军云集，粮储不及为请。赵光义却兵来将挡，下诏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限期转运至镇州北面行营以备供应。当时扈从六军，有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赵光义大怒，要按军法处置，被臣下谏阻。
而当时的辽对燕地的防守其实早有部署。三月，韩侼、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汉时，已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又译“希达”)、乙室(伊实)王撒合(萨哈)等，率兵戍守燕地，说明其早已考虑到宋军可能的进攻了。辽在幽州经常屯驻的汉兵，有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军，共约一万八千余骑;又有其所属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值舍利一千九百五十。若契丹大举南侵，则一般调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诸路兵，兵力可达二十余万。
2、围攻幽州
六月十三日，宋太宗赵光义自镇州出发，十九日次金台屯，募民百人为向导，二十日至东易州(时宋辽各置一易州，西属宋，东属辽)之西，过拒马河入辽境。辽易州刺史刘宇，涿州判官刘厚德相继献易州、涿州投降宋军。宋军推进很快。六月二十三日，赵光义大军至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当时辽南京(宋称幽州，辽为南京析津府所在)守将为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以及权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另有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统军使萧讨古等军在城北屯扎。宋军先锋东西班指挥使傅潜、孔守正巡哨城北，在沙河遇到辽军，马上以先至的兵马与之交战，后军不久到达，而后诸军齐集，大败奚底、讨古及乙室王撒合军，斩获甚众，生擒五百余人。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又译“色珍”)屯兵得胜口(今河北昌平天寿山西北)，看宋军锐气正盛，不敢与之直接冲突，便趁着耶律奚底新败，在得胜口用青帜伪作收容溃军之状以诱敌。赵光义得到探马报告，便有轻敌之心，麾军继续攻击，宋军将士乘胜追击，斩首千余级。而斜轸抓住机会突然袭击宋军后方，宋军败退，与斜轸军对峙于清沙河(在今北京城北二十里)北。辽南京城内守军得此声援，固守之志更加坚定。
六月二十五日，宋军看出耶律斜轸兵力不足，只是据险而守，仅能声援幽州之敌，便只留一部兵力与之对峙，而用大军围攻幽州城。定国节度使宋偓与尚食使侯昭愿，领兵万余攻城东南面;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与内供奉官江守钧，率兵万余攻西北面;彰信节度使刘遇率军攻东北面;定武节度使孟玄喆攻西南面。并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耶律斜轸部将渤海帅达兰罕率部降宋，赵光义以其为渤海都指挥使。自此，城外宋军对守城辽军多方招降，使城中人怀二心，后又有其铁林都指挥使李扎卢存等率所部出降。原在城外的辽御盏郎君耶律学古入城增守，与韩德让等共谋守御，安定反侧，守军才安下心来守城。
六月二十六日，赵光义由城南宝光寺至城北，亲督众将进兵，攻击清沙河辽军，大战一日，杀敌甚众，获马三百余匹，辽军稍却，仍然凭借险要坚守。三十日赵光义又督军攻城，宋军三百人乘夜登城，被耶律学古力战所擒，后又发现并堵塞了宋军挖的隧道，修守备待援兵。而当时，辽南京被围，远近震动，辽顺州守将刘廷素、蓟州守将刘守恩相继率部降宋。
3、高梁河之战
辽景宗耶律贤于六月三十日闻知南京被围，耶律奚底、萧讨古、耶律斜轸等军虽未大败，却不能进援，只能声援，于是急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率兵往救，其特里兖(官名)耶律休哥(又译休格)自荐请缨，辽主便以休哥代替奚底，统帅五院军之精锐驰赴前线。
七月初六，耶律沙大军至幽州，赵光义督诸路军攻击，两军战于高梁河，耶律沙力战不支而败退。然而当时的宋军连续近二十日不停地猛攻幽州城，士卒早已疲殆，故而虽然战胜，从中午到傍晚只追了十余里。令赵光义始料未及的是，耶律休哥率军出其不意间道而来，人人手持火炬直冲，宋军不知其多寡，未等接战心里已经发怵，故不敢接战，欲据高梁河为抵御之计。耶律休哥先收容耶律沙败军，使之回去再战，与宋军相持，然后与耶律斜轸各自统帅精锐骑兵，从耶律沙的左右翼挺进，乘夜夹攻宋军，实行两翼包围钳击之势。战斗激烈非常，耶律休哥身先士卒，身被三创犹力战。城中耶律学古闻援军已至，也开门列阵，四面鸣鼓，城中居民大呼，响声震天动地。耶律休哥继续率部猛攻，这时宋军才发觉已被包围，又无法抵抗辽军的猛攻，只能纷纷后退。耶律沙从后面追击，而休哥与斜轸两军也对宋军实行超越追击。宋军大败，死者万余人，连夜南退，争道奔走，溃不成军，赵光义与诸将走散，诸将也找不到各自的部下军士。赵光义的近臣见形势危急，慌忙之中找了一辆驴车请赵光义乘坐，急速南逃。
耶律休哥时已受重伤，昏死过去，不能骑马，左右用轻车载着他，代他发号施令，继续追击。一直追到涿州城下，获得兵器、符印、粮草、货币不可胜计。
4、战后赏罚
赵光义于七月初七日天明之后，已先到达涿州城外，当时宋军的败兵还没到。他又绕过涿州城，直奔金台屯，见诸军尚未到达，才敢停住“车驾”观望。初九日，赵光义见诸军仍然未到，便使人往探，这才知道诸军仍在据守涿州，而且有策划立太祖子武功郡王德昭的事，于是急命崔翰往传诏命班师。
赵光义为防备契丹乘胜南侵，命殿前都虞侯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屯兵定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关南，云州观察使刘廷翰为都钤辖与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且可便宜行事。本来这样就可以了，可赵光义偏偏又授诸将阵图，命令他们，如果契丹来犯，必须入图布阵，交代完之后，他才自金台屯南返，七月二十八日还至东京。
田重进是个新人，之前没有被委以方面之任，他所领的一路军虽然可以说保持不败，却也受了重大损失，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其都监袁继忠在飞狐之战中表现算是合格。荆嗣作为一员猛将，在此战中功劳甚大。此人曾在从征太原时，靠勇猛果敢击败过骁将杨业，在几次与北汉的战斗中都有他的往来冲杀身影，以勇猛著称。在飞狐城北的战斗中，他以一员偏将，却成了该战役的主角，也可以看出此人并不是简单的一勇之夫，而是能够根据战场形势随即应变的将才。
潘美作为西路军主帅，按其以往战绩与表现，应该说是能够胜任的，观此人在统一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伐南汉之战，虚实并用，声东击西，多次以少胜多，战胜攻取如行云流水，可见其指挥艺术;伐南唐之战，师次秦淮河，舟楫未具，麾众涉水，大破南唐兵，又可见其勇猛果敢。然而，在契丹军反攻的蔚州之战中，潘美为斜轸所破，固然是由于宋军东师已败，西师奉诏撤回，军无战心，无法抗拒斜轸之新锐之故。但是陈家谷之战前竟被王侁怂恿，置杨业于死地，又无法制止王侁擅自行动，撤离谷口，杨业兵败又不救援，这种表现让人不可思议。或许是王侁有都监这一层身份，潘美也是着实惹不起，只能唯唯诺诺，作了一次毫无主见的主帅，也从此成就了千古的骂名，成了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永远的反面角色，背上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黑锅。
歧沟关之战的意义及影响：歧沟关之战可以说是宋辽二十五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动进攻的宋朝的惨败基本上宣告了宋朝对收复幽云的努力的彻底失败。从此之后，宋朝一百多年内再也没有主动进攻过契丹(直到公元1120年宋为兑现与金的“海上之盟”，才又一次主动与辽开衅)，战略上完全处于守势，并且是极其被动的守势。宋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宋太宗赵炅也由此不敢再言兵，并告戒边将不要妄生边事，并从此在国防上只专注于构筑河北三道防线，又疏浚河道、种植林木，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契丹铁骑的南下，而不再有锐意反击之举。歧沟关之战直接导致了宋朝在与契丹对峙中军事上的劣势，并使宋人再次产生了畏惧辽人的心理。契丹此战的胜利，不仅打出了国威，歼灭了宋军的有生力量，并赢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牢牢地掌握了宋辽战争的主动权，且为日后与宋媾和增加了外交砝码。
歧沟关战胜之后，契丹对宋朝的进攻更加频繁，宋朝也就越来越被动。
八月初二，赵光义行从征失律之罚，贬西京留守石守信为崇信军节度使，彰信军节度使刘遇为宿州观察使。同时因为北征不利，连平太原之赏也免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不行，皇子(赵匡胤之子，当时亦称“皇子”而不称“皇侄”)武功郡王德昭就上谏道：“当先行太原之赏，再行幽州失律之罚。”宋太宗当时大怒，想起诸将在找不到自己时曾有意立他为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待汝自为天子，赏未晚也！”德昭被逼无以自明，退回私舍之后拔剑自刎。
辽军既胜，亦行赏罚。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能安人心卫城池，并赐诏褒奖。以前白马岭之败责耶律沙，又以此次击败宋军之功相抵。耶律奚底遇敌而退，以剑背击之。乙室王撒合虽临阵退却，但部伍不乱，得到宽宥。冀王敌烈(或译“迪里”、“塔尔”)战死白马岭，其麾下先逃遁者皆斩，都监以下杖背。然后聚宴诸将士，分别给予赏赐。
宋太宗想要凭借宋军在历年南征战役中，所向无敌，军士士气昂扬的契机，并携此次灭北汉的余威一举收复燕云故地，重建中国北方的国防线，并进一步恢复中国领导四夷的地位，这种进取心无可非议是好的。然而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宋军在高梁河以惨败收场可不是时运不济那么简单，笔者观宋有三败：
1、仓促出兵，准备不足
笔者在上一篇说过，当时伐北汉并没有做好深入辽境的准备，而当时契丹作为中原第一强敌，没有充分的准备显然是不宜轻开战端的。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没有充分重视敌人，事先没有计划而临时改变决定，如同赌博一样，赢了些小利马上就压大本，显然是冒险的。宋军统帅赵光义尤其疏忽了一点，如许大战，而没有设置战略预备队，万一不利，则一发不可收拾，宋军惨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宋军事先部署了战略预备队，即使败退，因有所接应，也不会败得如此狼狈，损失如此巨大。
2、行军攻城，士卒疲怠
宋太宗五月初平太原，六月中旬即转兵北上，休整仅仅一个月。而进军时却是全速前进，十三日出发，十九日抵达金台屯，二十日至东易州，二十一日围涿州，二十三日即至幽州城南。计算其行军路程，每日约行百余里。用这种速度推进，赵光义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实行战略奇袭，出其不意，一举袭取幽州，然后占据幽州以北的各个隘口，拒辽人于塞外。但是幽州与太原一样，不但城坚，且是敌军不会轻易放弃的要地，妄图一战而下根本不切实际。于是本来是所向皆克的宋军到了幽州城下就熄了火，连攻猛攻十余日不下。此时的宋军将士，从六月十三日以每日百余里的速度推进了十天到达幽州城下，又连续攻城十余天，在近一个月时间一直处于这种“高负荷运动”状态下，并且在连续攻城而城池巍然不动，这样如何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在耶律沙的援军到来时尚能将其击败已是相当不易，然而得胜后追击敌人一下午只追了十余里，追敌速度还赶不上正常的行军速度，可见当时宋军的疲惫程度。而在辽军继之而来的精锐骑兵的强大冲击面前也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可怜的宋军战士这时也许连逃命都跑不动了。
3、未据要塞，地势不利
高梁河之战中，赵光义在战术上的最大失策就在于此。如果他在围幽州的同时，派兵夺取得胜口、古北口等要塞，一来使幽州守军成了瓮中之鳖，二来据险阻击辽军救兵，可达围城打援之效。而宋太宗在得胜口试探了一下，知道耶律斜轸兵少不能形成威胁时竟然不乘机夺取此要塞，而是留下一部与之对峙便不再理睬了！他即使想不到唐太宗当年围攻洛阳先抢占虎牢关阻击窦建德的援兵之故事，也应该想到宋军几日前围太原城而据石岭关阻击辽援的事吧？以步制骑，占据地利非常重要，而赵光义却只知道早些拿下幽州城而不顾其它。结果，耶律休哥援兵一到，舒舒服服地通过燕北要塞，而将与宋军决战的地点选在了四马平川的高梁河，辽军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只可怜宋军的步卒战无可战，逃无所逃，正可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综此三点，可以看出，宋军战败，作为统帅的赵光义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战后赏罚却只贬了几员大将了事，太原之赏拖了好久才执行，可见其赏罚全凭个人情绪，这样的君主，根本不能胜任军队的统帅。
与宋军三败相对，辽有三胜：
1、固守燕京，占据要塞
可以说，辽军之所以能胜，固然是“战神”耶律休哥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但不难看出，辽军的胜局却是由固守者奠定的。韩德让、耶律学古内安人心，外固城池，坚守待援，燕京屹立不倒，首先在心理上就给辽军以很大程度的鼓舞，也为援兵争取了时间。而耶律斜轸更加功不可没，其最大的功劳不是最后与休哥钳击宋军，而是能够以少数兵力与宋军周旋，从而守住得胜口，一来声援燕京，二来据险待援，使耶律沙与耶律休哥的援兵得以轻松通过燕北要塞并将决战地点控制在最有利于辽军的地点。
2、赴援及时，败而不溃
辽景宗与六月三十日得知南京被围，当时宋军已经围城六日，由此可知消息由南京传至上京一般须六日左右。辽主当即先后派出耶律沙与耶律休哥两路援兵，七月初六耶律沙便通过燕北要塞到达幽州与宋军接战，也只用了六日，由此可见辽军的行军速度和机动性。宋军打算在辽军援兵到来之前攻克幽州的企图一下子变成了泡影。宋太宗督军攻击耶律沙，沙军败退，耶律休哥继至，收容败兵，再令其反攻，可见辽军将领的心理素质非常过硬。当然，败而不溃也跟辽军的机动性有关，骑兵对步兵的好处就是败而逃遁，遁而复集，集而复战。并且宋军当时处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已经无法给辽军造成更大的伤害了。
3、两路钳击，里应外合
耶律休哥到达前线后，处事非常的冷静，见耶律沙军败退毫不慌张，集合其败兵令其回战，然后与耶律斜轸分兵，在耶律沙的两翼出击，包抄宋军侧背，充分利用了骑兵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冲击力。同时，趁着夜色，城内辽军积极配合援兵的动作，鼓噪开门，列阵大呼，首先在声势上就达到了震慑宋军的作用。等宋军知道自身已经被包围时，早已是四面楚歌了。
综此三点，辽军获胜在情理之中。而辽军胜后，景宗赏罚严明，功是功，过是过，将士钦服，在这一点上又胜赵光义一筹。
高梁河之战的影响及意义：
高梁河之战是宋朝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出击辽境的一战，是宋朝为收复燕云失地做出的第一次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除了人力、物力、财力受到巨大损失外，最重要的是严重挫伤了宋军的自信心。宋朝自开国以来，历次战争几乎是无往不利的，960年讨平二李叛乱，963年收荆湖，965年平巴蜀，971年取岭表，975年破江南，除了在北汉那里费了点劲，就几乎没有失败过。宋朝的禁军，经过周世宗、宋太祖两代精挑细选、千锤百炼，无疑是强劲如虎的精锐部队，又经过势如破竹的统一战争，建立起了高昂的自信。而高梁河一战，宋军的傲气急转直下。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宋军自此也就不再轻敌了。而辽军经过这次胜利便开始轻视宋人，并由此开始了肆虐的南侵，宋辽二十五年的战争真正打响了。
(三)， 满城之战
三、满城之战
述：
高梁河战后，辽景宗为报燕京被围之恨，与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公元979年)九月，以其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韩知古之子，韩德让之父)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与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权奚王耶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下，并同时命西京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领山西军分道南向攻宋。九月三十日韩匡嗣统领诸路兵马南下，进至满城(今河北省满城县)之西，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宋朝镇州(今河北正定一带)。
笔者在上一篇高梁河之战已经交代，宋太宗料到辽军会来报复，已经预先做了部署：命殿前都虞侯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屯兵定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关南，云州观察使刘廷翰与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并使诸军都由崔翰指挥且可便宜行事，又授诸将阵图，令其按图布阵。
当时宋军镇、定、关南诸军得知辽军南来，已经按照太宗所留之阵图，兵分八阵以待辽师。辽军到达满城时，宋将刘廷翰军在徐河(今河北徐水县)，崔彦进自关南潜师出黑芦堤北，沿长城口(今徐水县西北)衔枚蹑敌后。此时，李汉琼及崔翰引兵自镇、定继至，与刘廷翰会合。宋军右龙武将军赵延进乘高望敌，东西亘野不见其边际，便向崔翰等建议道：“主上委吾等以边事，命便宜行事，盖期以克敌耳。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按图布阵，阵相去各百步，其势悬绝，士众疑惧，彼如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其用意明白，就是按照阵图布阵作战凶多吉少，不如随机应变。崔翰等还在疑虑，说：“万一不捷，则若之何？”赵延进毅然答道：“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刘廷翰仍是不敢违诏，狐疑不决。六宅使(官)镇州监军(职)李继隆也劝道：“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刘廷翰这才下定决心违诏而行，将在徐河的八阵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并出诈降之计，遣人诣辽营约降，又命辽都统韩匡嗣见宋军边将遣人纳降，以为宋军形势孤单，十分欣喜，将要接受其纳降。耶律休哥比较冷静，他说：“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此诱我耳，宜严兵以待。”韩匡嗣不听。没过多久，宋军鼓噪而进，扬尘蔽空。崔彦进之军出辽军之北，挡住辽军退路;李汉琼、崔翰、刘廷翰等军在辽军之南发起攻击。辽军仓促遭此意外，向北败走，结果溃兵荒不择路，投西山坑谷之中。宋诸军追至遂城(今徐水县西遂城镇)，斩首一万三百余级，获马千余匹，生擒其将三人，俘老幼三万口，及获兵器军帐不可胜计。韩匡嗣弃旗鼓连夜北遁，余众遁易州。只有耶律休哥整兵而战，徐徐引军退回辽境。
辽主闻败大怒，数韩匡嗣五罪：“违众深入一罪也;行伍不整二罪也;弃师鼠窜三罪也;侦候失机四罪也;捐弃旗鼓五罪也。”即下令诛杀韩匡嗣，其皇后萧氏(名绰，小字燕燕)力救之方得免，遂降封匡嗣为秦王，遥领晋昌军节度使。以蜀王道隐代之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败军之际整军而还，辽主大宴并赏赐休哥及有功将校，以休哥总统南京及南境上戍兵事。宋辽仍然以益津、瓦桥、岐沟三关为界。
西路，宋朝派北汉降将杨业为代州刺史兼三交口驻泊兵马部署，戍守雁门。而辽军作为牵制进攻的耶律善补南下，屡次被雁门杨业部所挫，不得前进，无功而返。
宋师获全胜，赵光义大喜，没有追究违诏之罪，并封赏了有功战将，宋军自高梁河败后士气复振。
评：
满城之战紧接在高梁河之战之后发生，辽人为报宋军围燕京之役而来，战前目标是进攻镇州，但这其实并不是其此战的真正目标，因为镇州、定州、关南是宋军河北边境屯兵的重镇，决不会让辽军轻易夺取的，如果辽人真的要蚕食宋朝领土、占领大镇的话，事先应有更加细致的筹备，所以料想其目的不过是侵边掠夺，顺便再羞辱宋人一次而已，能取镇州更好，取不得便不失时机地退回。
宋军在高梁河败后就已经做好了抵御辽人南犯的准备，宋太宗在边境要地置将屯兵，还给了便宜行事的权力，这说明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可是他这个人最喜欢在关键时刻画蛇添足，本来这样已经很好了，他偏偏又留了个“阵图”来束缚将领的手脚。宋军将领在与辽军对阵的时候，觉察到了这个阵图完全不可行。赵延进、李继隆劝谏主将崔翰变通一下，崔翰却有些懦弱，不敢擅改诏旨，直到赵、李二人都表示愿意为失败负责时才答应，可见这个被赵光义钦点的主将果然是听话。反观赵延进、李继隆二人，不但能够就战场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有敢于负责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宋军知辽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还能将计就计，用诈降的办法来麻痹敌人，亦属不易。
辽人在高梁河大胜之后，似乎觉得宋人不过是软柿子，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敌之心。这一点在主帅韩匡嗣身上体现得犹为明显。他对宋军的诈降毫不怀疑，在耶律休哥的提醒下依然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合格的主帅，即使无法判断真伪，也应做好两手准备以虞不测，而韩匡嗣却如同等着天上掉馅饼一样，毫不作为，直到宋军鼓角齐鸣来攻时才从美梦中惊醒。
宋军斩首超过一万级，这是继白马岭之战后对辽的又一次大胜。高梁河战后，宋军受重创而沮，由于此战之胜，才慢慢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重新找回了感觉。而辽军也通过此战感觉到宋人还是有实力的，所以从此之后，辽军发动南犯再也不如此轻率了，一般都会有充分的准备和比较明确的目标。满城之战宋人以牙还牙，虽说胜利的规模还不足以弥补高梁河之战的损失，但毕竟将宋辽战争的比分扳平，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四)：雁门、瓦桥关诸战
四、雁门、瓦桥关诸战
辽景宗耶律贤以满城之败，心有不甘，决计再举。于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辽咸亨二年)三月，首先在西路发动攻势，遣西京大同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统兵十万人进攻雁门关。辽军的目的是趁宋不备，以新锐之师袭击太原，为其彭城郡王刘继文(北汉主刘崇嫡孙)恢复北汉旧地。
当时宋军在西北边境的驻防军不过五万人，代州刺史杨业在雁门关守军仅有数千。杨业得知辽有大军南犯，于是派人到太原，报请节制西北军事的三交口驻泊兵马都部署潘美发兵为援。
事情到这里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潘美认为雁门关只能迟滞敌人，而不能长期拒敌，所以要坚守太原，不发救兵。杨业无奈，只好自为守御之计。他命副将守关，自己率领精骑数百，绕自西陉以出敌军之后，到雁门山之北口，突然由北向南突击契丹中军。当时辽军正准备攻关，不防杨业自背后杀至，声势震人，又不知其虚实多寡，因而不敢抗拒而纷纷逃避。杨业望见辽中军旗鼓，知道乘骏马者必是主将，便率众攻击，遂斩其主将萧咄李。之后，杨业会集关上之兵追击辽军，辽军溃散，奔还大同，杨业也没空手，又擒得其都指挥使李重诲而还。雁门大捷，报到太原，潘美起初不信，后来查实，便起了嫉妒之心，因而常上谤书劾奏杨业，而宋太宗不问，将这些谤书给杨业看，杨业十分感动。
至此，宋辽之间的一场空前未有的战事，经历了半年多的鏖战，以宋朝的惨败而告终。
评：
歧沟关之战宋朝自高梁河之战后为收复幽云失地所做的又一次努力，也是宋朝第二次主动进攻，此次进攻规模之大，是以往数战无法比拟的，可以看作是宋辽双方的一次总决战。宋方的目标就是收复幽云十六州，及早为契丹所据的辽西营、平二州。但是尽管宋朝的再一次铆足了劲，其最终结果却更甚于高梁河之败，基本上是血本无归，不但没有恢复一寸土地，还耗费了大量物资，损失了大批有生战斗力，折了个良将，并再次重重地丢了一把脸。分析起来，宋朝这次的惨败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
宋方的战略意图很清楚，以曹彬、米信两路(实际上是一路)为主力，在离幽州最近的地段出兵，持重缓行，吸引契丹主力，给山后方面的田重进、潘美作掩护，创造机会，待田重进、潘美全取山后之地后，三路合力取幽蓟。平心而论，这个战略思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契丹军在幽云地区的驻军的部署以南京析津府(幽州)为中心，并以此中心向其它防地辐射，而西京大同府(云州)是山后地区的中心，然其重要性比起南京来是要差很多的，宋辽开战后宋军未费多大力气就能轻取云州，由此可见一斑。所以针对契丹以燕京为轴心的战略防御态势，宋人采取了左翼回旋，分进合击的外线进攻态势，以己方主力吸引敌方主力，以己方侧翼作为战争初期的主要突破力量，待侧翼力量达成初期目标之后，再与主力会合，来达成最终目标。
乍一看，这种战略构想似乎很高明，甚至无懈可击，然而细分析起来漏洞就出现了。既然是分进合击，最重要的就是计划详细周密、战时相互配合，而宋方这两点都没能做到。其战前计划很笼统，只说西师尽略山后之地后与主力合力取幽州，但是西师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初期目标是个未知数，又没有规定师期，如何能与东路作好配合？当然，计划没有变化快，赵光义或许是接受了遥控指挥的教训，并没有在细节上过多要求其将领，但是在三路大军相去百里的条件下，各自情况无法保证及时得知，各路军队几乎就等同于完全没有配合而各自为战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要说侧翼与主力的配合谈不上，就是潘美、田重进两支侧翼部队也一直没有按事先部署会合，最终被斜轸击破。
相比之下，契丹方面的防御及反攻战略比较得当。在宋朝突然进攻的情况下，契丹首先是战略收缩，以燕京防御轴心，对山后诸州的失陷暂时不理，对宋军曹彬主力采取的不是硬碰硬的对磕，而是坚守要地，寻机袭扰，目的使宋军疲殆，好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之后，契丹全力驰援，主要方向还是在燕京地区，同时以一部赴援山后，主次分明。等到宋军曹彬部粮尽而退时，契丹的援军也基本上到位了，待曹彬再来即与之决战，以新锐克疲老，曹彬部大败后并不盲目扩大战果，而是还军燕京并增援山后，以图各个击破，因为在山后方面的威胁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便以主力贸然南下是比较冒险的。山后方面斜轸趁宋军主动奉命撤退，抓住时机进行反击，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
可以说，歧沟关之战契丹方面的表现为中国战争史上的内线防御又添加了一个经典战例;而宋方在歧沟关的失败同样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外线进攻和分进合击的反面教材。
宋军战术上的失误也非常明显，尤其是曹彬一路，后勤补给都没有保障，竟然被契丹轻易截断了粮道，粮尽而退，又被宋太宗一诏挡回，退而复进，听说萧太后大军已到，又掉头而退，终为休哥所乘。兵家有句话：“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休哥的迟滞战术是相当成功的，在宋军势不可挡时能够遏止其进程，又将之逼退，这是契丹取胜的关键。
狼牙村、陈家谷之战，宋军的任务只是掩护边民撤退，而王侁却大言不惭非要与契丹过过招，最不可思议的是主将潘美竟然也默许此议，却让杨业陪上了性命。杨业在战前的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稳妥之举，成功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出许多，然而没有得到一人赞同，殊为可悲。
宋方的用将问题也是失误颇多。曹彬这个人就不适合用来作一路主帅，更别说是主力军的主帅了。熟悉曹彬的都知道，此人在太祖时期的统一战争中曾两次出现，一次是伐蜀时作为东路刘廷让部的都监，最大的功劳就是维持军纪，不使滥杀。另一次是伐南唐之战，曹彬作为主帅，宋太祖怕他无法约束众将，特授匣剑一柄，当着众将的面委以生杀大权，先把潘美等人吓了个半死，才放心地让他统军出征，看重的无非是他重视军纪、不滥杀的优点，以达到收服江南人心的目的，而在围金陵将要攻城时，他还要靠装病来劝说部下将领不要滥杀，可见此人是个儒将，不事威严，没有作为大将的那种霸气，很多时候无法管束自己的部下。歧沟关之战时，诸将欲与西师争功，曹彬作为主帅无法平息众议，直接导致了三军人心不齐。歧沟关被契丹军围住时，又与米信弃军而逃，颇失为将之道。相比之下，曹彬部下的李继隆、李继宣等人在此战中表现上佳，有大将之风。
4、飞狐战场
田重进由定州率军向飞狐进发，三月初九日破契丹军于飞狐南。十五日，契丹西南招安使大鹏翼与副使何万通、监军马赟，率众二万余人前来抵御。田重进用都监袁继忠之计，伏兵于飞狐南口，自率军列阵于东，命猛将荆嗣率五百骑攻击其西，但荆嗣认为自己兵少不敢出击，而当时谭延美率两千兵屯于小沼，便请谭延美列队于平川，又派二百人手持白旗于道侧。荆嗣这才率领所部疾驱出击，谭延美随其后。荆嗣缘山崖与契丹短兵相接，一日之内交锋五七合。契丹久战不胜，又见宋军旗帜绵亘，怀疑有大军到来，便要遁走，而这时田重进以大军乘之，契丹人大败，投崖而下，溃卒千余人皆降。此战荆嗣一个人便斩首百余级。田重进等向北追击五十里，生擒大鹏翼、马赟、何万通及渤海军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
三月十九日，契丹急遣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驰赴蔚州之东部署防线，以拒田重进和潘美两路宋军。
田重进围飞狐，令大鹏翼至城下劝城中守将投降。于是，飞狐守将定武军都指挥使吕行德、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于三月二十三日举城投降。田重进又围灵丘，当月二十八日，契丹灵丘守将步军都指挥使穆超也举城投降。
契丹见西南两路军情紧急，于二十五日赐林牙谋鲁姑旗鼓四、剑一，率禁军骁锐，南助休哥。又遣使赐耶律斜轸密旨，及彰国军节度使杓印，以趣征讨。
四月十一日，田重进又破契丹军于飞狐北，斩二将。十七日，进攻蔚州。契丹守将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杀其节度使萧啜里，执监城使耿绍忠，举城投降。宋以崇仪使魏震知蔚州。不久，斜轸的援军大至，田重进迎击，激战于蔚州东。田重进部下军校五人，战死四个，转战至大岭，猛将荆嗣力战，杀退契丹军。
5、云应战场
三月初九，潘美军自西陉出，遇契丹军破之，追击至寰州。十三日，契丹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州降。潘美又围朔州，契丹节度使慎思弃城北遁，副使赵希赞举城降。十九日，宋军转攻应州，契丹应州节度使骨只遁走，守将彰国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举城降。四月初三日，攻云州，契丹云州节度使化哥逃遁，云州告破。宋军攻陷山西诸州，各置守兵防御。杨业还代州，潘美继续东进与田重进会师。
6、歧沟关决战
曹彬三月十三日即入涿州，与休哥对峙于涿水之北，而粮道被契丹军截断，在涿州停留十余日，粮草用尽。四月初，曹彬无奈，退师回雄州取粮。契丹军奚王筹宁、北面大王蒲奴宁、统军使颇德等率兵追击宋军，皆胜。四月十八日，契丹夺回涿州。
宋太宗闻曹彬退回雄州很是恼火，他说：“岂有敌人在前，反退军以援刍粟，失策之甚也！”急忙遣使命令曹彬引军缘白沟河与米信军会合，按兵养锐，以张西师(田重进、潘美等军)之势，待潘美尽略山后之地，与田重进会师东进，最后合力取幽州。曹彬奉诏而行，然而其部下将领听说潘美连克寰朔应云等州，田重进也连克飞狐、灵丘、蔚州，西师多有建功，而曹彬这一路兵力最强，却所得甚少，心有不平，故而军中诸将谋议蜂起，更相矛盾，曹彬无法制止，只得裹粮再往涿州。
萧太后与辽圣宗暂时稳定了西线的局势后，于四月二十日，进次幽州东五十里，准备大举反攻。辽主遣军进攻固安，又命耶律休哥自涿州南攻。二十四日，契丹军围固安，统军使耶律颇德先登，城遂破。
曹彬、米信两军合兵一处，向涿州而进。休哥、蒲领等以轻兵来薄，击宋军离伍单出者，且战且退。宋军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进，在炎热的天气下行进四日，屡被契丹军袭扰，困乏无力，粮草又不继，十分狼狈。休哥扎营于涿州南，萧太后大军又自驼罗口驰至，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曹彬感到事情不妙，命涿州刺史卢斌拥原涿州城中老幼先走，以军队掩护，又自引大军冒雨而退。宋军退时，争先恐后，无复行伍，休哥趁机紧追。
五月初三日，萧太后与休哥等军在歧沟关追及宋军，宋军力穷，环粮车守御。休哥以兵围之，又以轻骑出宋军侧背以断粮道。当天夜里，曹彬、米信弃军而走，以数骑遁去，余众遂大溃。曹彬等收集余众夜渡拒马河，营于易水之南，在河边造饭。休哥又引追兵赶到，宋军望风而窜，互相踩踏、溺死河中者不可胜计，幸亏宋将李继宣率所部力战拒马河上，契丹军追兵才被遏止，宋军急涉拒马河，惊惶入水的，拥挤践踏，死者过半，知幽州府事刘保勋父子与殿中丞孔宜皆溺死在水中。宋军余众奔高阳，丢弃的盔甲堆积如丘陵。休哥向萧太后呈请继续追击，乘胜略地至黄河为界，太后不从，见好就收，命班师还南京。当时宋军尚有数万运粮军民来不及南逃而退入歧沟关，却奇迹般地得以保全。此战后，萧太后与辽主酬耶律休哥之功，封为宋国王。
7、决战之后
五月初九日，宋宫苑使(宦官)王继恩自易州还汴京，太宗方知曹彬军败，急诏诸将分屯边境要地，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入朝。田重进全军还驻定州，潘美也还屯代州。太宗又特别派遣了一批久不领节镇的旧将屯边：张永德守沧州，宋偓守霸州，刘廷让守雄州。又徙瀛州兵马都部署赵延溥守贝州，赵昌言仍守大名，以防备契丹南下。又命潘美军再出雁门，掩护云应寰朔四州吏民及吐浑部族还境，分置河东、京西。
前宰相赵普上疏谏罢幽蓟兵，用切责怂恿太宗出兵之人的方法，间接地指出太宗的过失;太宗手诏相答，将战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主将了事。由于此次发兵，太宗只与枢密院计议，宰相在中书未曾预闻，如今战败，太宗十分后悔，对枢密官员张齐贤发誓说：“卿等共睹朕，今后复作如此事否？”在群臣的目光中越发显得灰头土脸。知大名府赵昌言上书请太宗将败军将曹彬等处斩，太宗“优诏褒之”。
曹彬等素衣至阙待罪，深自引咎，自请受诛，太宗责曹彬，贬为右骁骑卫上将军，米信等一并贬官，群臣军校战死及陷敌者，录其子孙。李继隆所部全列而还，太宗命知定州事。
萧太后与契丹主隆绪于五月初六班师，还至新城，初七日遣使赴诸路告捷，初十日论功行赏，参战将士无有不赏者，十二日至固安南，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十三日以所俘宋兵“射鬼箭”(凡契丹主亲征，服介胄，祭祀先帝，出兵则取死囚一人，还军则取敌军俘虏，置所向之方，乱箭射之，以拔不祥，名为“射鬼箭”)，而后还南京。
山后方面
五月十二日，萧太后还至固安时，诏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刺，与惕隐耶律善补、招讨韩德威等四军，驰援斜轸以收复山后诸州。
由于田重进、潘美奉命主动撤退，所以斜轸未待援军，趁宋军之退，集中十万兵力，反攻蔚州。五月十五日，斜轸至安定(蔚州东七十里)，宋将贺令图(贺令图应隶曹彬部，其父怀浦为三交行营将，此处疑为贺怀浦，下同)抵御，败绩南奔。斜轸攻蔚州，宋军不敢出战，乃以帛书射城上招降，不果。宋援军至，斜轸遣都监耶律题在险厄处设伏兵突袭之，城中宋军见援军至，突围而出，斜轸以轻骑击其背，宋军突围与赴援两军皆溃败，契丹军追至飞狐，斩首二万余级。潘美、贺令图兵又来，斜轸在飞狐又一次将其击败。
潘美败于飞狐，又奉太宗诏旨掩护边民撤退，遂与杨业引兵护送四州吏民南徙。当时宋军运源、应州守兵皆弃城南走，契丹军乘胜突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人。宋将杨业见斜轸军已据寰州，兵势大振，欲避其锋，向潘美等建议道：“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而监军王侁却建议：“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护军刘文裕也赞成王侁的主张。杨业觉得这样必败，王侁便挖苦道：“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无奈，妥协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将要进发之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又指陈家谷口说：“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潘美便与王侁等在谷口列阵。
斜轸初闻杨业兵将至，命萧挞凛伏兵于路。这天早上，杨业兵果到，斜轸佯退，之后伏兵出，杨业败走，退至狼牙村。王侁等人从凌晨等到将近晌午时分，派人登台眺望，以为契丹军已经败走，想要争功，遂领兵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率军沿交河(今桑乾河上源)西南行进二十里，得知杨业兵败，竟不往救援，而全军退走。而杨业自晌午力战到傍晚，且战且退，终于退到陈家谷口，却未见半个宋兵的影子，乃顿足垂胸，拊膺大恸，再率部下力战，身上受伤十余处，士卒战死殆尽，杨业仍然手刃数十乃至上百敌兵，因其马重伤不能行，藏匿于深林之中，被契丹将耶律奚底一箭射中，落马成擒，其子杨延玉、部将王贵尽皆战死。杨业被擒后，绝食三日而死。
七月下旬，宋军在山后全面溃败，各城守军皆弃城而走，斜轸遂收复山后，辽主酬其功，加守太保，又以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宋太宗闻杨业败死，追赠大同军节度使，录其子五人。潘美因此“降三官”，王侁、刘文裕除官配隶他州为役。杨业死，雁门无守将，正好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因言争忤旨而自请出为外官，太宗乃以张齐贤知代州，与潘美同领河东兵马，巩固西北之防。
另一种说法，是潘美率兵巡边至雁门关，见前辽军声势浩大，命令杨业出西陉击辽军之背，自率主力出辽军正面，两相夹击，大败辽军，斩萧咄李，擒李重诲，获兵器铠仗甚众。
这两种说法争的就是这次战役的主要功劳是谁的问题。而杨业战后因功迁升为云州观察使，说明不论绕道夹击是不是他的计策，他在此战中都是立了大功的。至于潘美在此战中的是否发挥重大作用，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说法。
雁门的失败使辽主认识到夺取河东故地并不容易，于是派其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为西京大同府留守。然而，辽景宗又得知宋有事于交州(宋太平兴国五年六月，遣孙全兴、侯仁宝等伐交趾)，乃集合东京辽阳府、上京临湟府、中京大定府各军，开赴南京析津府，准备趁机亲征南下。
公元980年十月十一日，辽景宗会集诸军，祭旗鼓毕，便行南伐。十三日至南京，直取宋雄州(周世宗收复三关，以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故雄州即瓦桥关)而来。
宋朝方面早在九月初，宋太宗即得谍者报，称辽主将大举南侵，于是大发各地人马出屯关南、镇州、定州准备抵御，并准备亲征;十月十九日下诏发动自京师至雄州民众修治沿途道路及顿舍，以供亲征大军机动之用;二十四日又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护定州屯兵。
十月二十日，辽景宗至固安(河北今县)，以青牛白马祭天地，随即下令各军分别攻宋。二十四日，辽景宗亲督其诸军自固安南进，抵瓦桥关下。瓦桥关为宋雄州治所，位于易水北岸，北距固安百里，西南距莫州三十里，当时的守将为宋雄州刺史张师，其城内守兵不足万人。宋诸军皆在白沟河、大清河南岸，张师赖其声援，故明知辽军不下二十万，其游骑已临城下，仍能下定决心聚兵固守待援。
辽景宗进至白沟河北岸后，见宋军皆在南岸防守，且没有渡河的意思，于是在二十九日以大军围攻瓦桥关。瓦桥关城小而坚固，辽军攻打两天一夜未能攻下。宋在河南各军知瓦桥关被围，渡河袭击辽营，辽节度使萧干、详衮耶律赫德等力战一夜击退宋军。
翌日，辽主加兵攻城，北院大王耶律休哥率军攻东面，猛攻一日一夜，宋守军不支，河南诸军新败不敢出援。十一月初三，张师支持不住，率众突围，辽主亲自督阵拦截。耶律休哥率领精骑数百驰入宋军阵中，击斩张师，其军溃乱，复退入城中。
由于宋军在河南随时有可能涉水突袭，辽军除攻关外，也在易水北岸结寨与宋军对峙。十一月初九日正午，耶律休哥集合精骑万余，突然渡水攻击宋军。宋军在关南没有统一指挥，诸军结阵河南为瓦桥关声援，各自都是希图看准机会渡河攻击，以利军功罢了，所以战守之志不坚，阵前未设拒马、未挖壕堑，只用弓弩压阵。而辽军渡水而来，宋军由于不相协调，有放箭的、有愣神的、有准备力战的、有打算逃跑的，心又不齐，又没有统一号令，故而一触即败。不过，宋军阵势比较坚厚，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败而不溃，只是且战且退，未及日落，已退至莫州附近，沿途尸横遍野。耶律休哥生擒数将而还，辽景宗大喜迎劳，赐御马、金盏，当着众将的面夸奖道：“卿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宋师不克也！”
宋军退到莫州，都知道此战败，众将都将获重罪，与其获罪而死，不如决一死战。于是诸将商议决定，各整军伍，立誓雪耻。十一月初十日午后，宋军再至易水南岸列阵。第二天早晨，又有辽骑万余渡河攻击，宋军依阵反击，大破辽军，乘胜渡河追击，斩首三千余级而还。汴京方面，宋太宗知辽军来，决计亲征。十一月初十自汴京出发，十四日至长垣(河南今县)，方知初九日关南之败，心中十分恼火，有意驻跸于此而不再前进。傍晚时，又得关南报捷，大喜，详问关南胜败之状，才知道关南诸军没有统一指挥，不相统属，而为敌所败。于是赵光义连夜下诏，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兵马都部署，可节制关南诸军，并决定车驾继续北上。
十七日，辽主得谍者报，知宋太宗自长垣北来，觉得按现在的情况与宋军决战未必有胜算，遂下令大肆掠夺宋边，之后班师回南京，酬耶律休哥之功，封其为“于越”(契丹威望最高之职位)。十九日，宋太宗驻跸大名府，闻辽师已退，便再议收复幽云之事，由于翰林学士李昉谏阻而罢，遂下诏南归。又下令通雄州至莫州漕运，筑大堤以捍水势，同时作为军事上的屏障，遏制辽骑冲突。第二年，又派人疏通关南水道，以巩固防线。赵光义回朝，朝中又有言取幽蓟者，赵光义又有些动了心。左拾遗张齐贤上疏谏阻，主张以内治为先，再次打消了赵光义的念头。
辽景宗自高梁河击败宋军之后总以为宋人软弱可欺，于是就接二连三地遣将或亲征南下，结果多是败还，屡屡受挫而屡屡寻衅，可见其用兵并不高明，充其量不过是游牧民族传统的袭扰战术的规模扩大版。不过他的赏罚政策公允，将士用命，这是他的优点。
宋军捍边屡屡建功，已完全从高梁河之败的阴影中走出，重新建立起了对辽作战信心。而辽景宗之死，幼主即位，母后用事，又使某些宋人感觉到收复燕云的机会来了。
(五)：歧沟关之战
五、歧沟关之战
1、双方战前情况
辽圣宗初即位，以南院枢密使韩德让为政事令兼枢密使，总领宿卫;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为副;国舅萧道宁驻南京;枢密副使耶律斜轸守司徒。萧太后专国政，几年之间，西讨党项，东征高丽、女真，北伐阻卜叛乱，依次平定，又结联党项酋李继迁，锐意图宋。萧太后还更改法令，使汉人与契丹人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待遇，缓和了境内民族矛盾，基本稳定了内部。
辽景宗死后，契丹人不再南下，宋本可趁此喘息之机勤修内政并积极备战以图后举，然而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党项李继迁之叛完全打乱了宋朝的计划，之后的三年，宋朝又与西北边境的新敌人周旋，完全没有得到喘息，倒是给了契丹人不少休养时间。雍熙年间，宋与党项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等相继上书，言契丹主年幼，母后用事，韩德让擅权，国人怨疾，请趁此时机收复幽蓟。宋太宗由此再次萌发了北伐的想法。
宋太宗既有意北伐，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秋再议用兵之事。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参知政事李至上疏谏阻，言幽蓟不易取，被赵光义解除机务之职。次年，诏群臣各言用兵之策，蓟州人宋琪两次上疏陈策。宋琪曾是辽进士，又作过前幽州节度使赵延寿的从事，故而对幽州附近的山川形势甚为熟悉。他所上第一疏主要介绍了幽州附近的地形地貌、风土民情、军队配置并提出了用兵方略，第二疏具体条陈十策：“一、契丹种族，二、料贼众寡，三、贼来布置，四、备边，五、命将，六、排阵讨伐，七、和蕃，八、馈运，九、收幽州，十、灭契丹”(二疏较长，为节省篇幅，恕不通篇引用，详见《宋史列传第二十三》宋琪传中有关内容)。 赵光义对其建议采纳了许多。
2、双方作战部署
宋太宗决心已定，不顾大臣谏阻，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二十一日，下诏北伐契丹，部署如下：
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其副，出雄州;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亦出雄州;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西上阁门使袁继忠为都监，出飞狐;二月十三日，又以检校太师忠武节度使潘美为云应寰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西上阁门使王侁为都监，出雁门。
宋太宗为了使军事行动保密，没有与宰相商议，而是在雍熙二年十二月将以上诸将诏至汴京，授以进攻方略：“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指曹彬、米信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以贪小利以要敌。虏闻大军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契丹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宋雍熙三年)三月，于越耶律休哥上奏，言宋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自飞狐道，潘美、杨业自雁门道来攻，歧沟关、涿州、固安、新城失陷。辽圣宗耶律隆绪急诏宣徽使蒲领至南京与休哥共议军事，并分遣使者征诸路兵增援休哥，又召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西来。三月初七日，萧太后与辽圣宗自中京南下亲征，十三日即至驼罗口督师，要先稳定涿州防线，待各路大军齐集再行攻击。十四日，又诏林牙(官名)勤德率兵往平州守海岸，防止宋军由海道袭击。
这年三月，双方在边境线上的几个战场同时开战。
3、涿州战场
986年(宋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三月初五日，曹彬遣先锋李继隆进攻固安，战契丹军于城南，破之，连克固安、新城。初八日，契丹统军使耶律颇德又败宋军于固安，耶律休哥观宋军来势甚猛，不与其战，仅令诸军坚守，夜出轻骑击宋军单出者，并设伏于林莽，截宋军粮道，以迟滞宋军的进度。而曹彬继续进攻涿州，败契丹军于涿州东，乘胜攻北门，该月十三日克之，杀奚宰相贺斯。克涿州后，又派部将李继宣等领轻骑渡涿水观察敌情。十七日，契丹军反攻，宋将李继宣击破之，宋军兵势大振。米信以三百余众与契丹战于新城，不利，曹彬遣李继宣援之，再破契丹。曹彬等连下固安、新城、涿州，捷奏连连报入汴京，由于宋太宗原定方略是让曹彬以主力持重缓行，故而对其进展速度之快非常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