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之女忆杨尚昆谈父亲 人品不错很有才华
一
我与杨尚昆叔叔接触不多,但短短的几次见面,使我终身难忘。第一次见他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时继母张越霞依靠组织,把我们几个流落在各地的孩子找了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团圆了,但没有了父母,全靠继母照顾。她在“四八”烈士祭奠大会上致悼词时曾对父亲承诺说,要担负起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母在假日常带我们到与她较亲近的同事家走走。到她的难友家去得较多,还去在延安一起工作过的人家中。一天,她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看望杨尚昆叔叔。我和吉玛未见过杨叔叔,但他见到我们来很高兴,问我们多大了,上学了没有。当时,我刚从老家来到北京,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
那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平时吃住都在学校,周日才回家跟继母一起吃食堂,生活还过得去。后来改薪金制了,继母是十级干部,工资不高,既要接济她杭州的姐姐,又要负担我们的生活费,生活过得很艰难。后来,杨叔叔在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给我们每个孩子申请了每个月20元的补助,生活比以前宽裕多了。在周日和假日里,我们能经常吃到鱼或肉。因我家离学校较远,继母还把节省下来的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
二
我第二次见杨叔叔是时隔40多年后,刘英妈妈带我们去北戴河,要请他帮忙。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7月,张闻天在无锡含冤逝世,后来,中共中央给他开了平反大会。张闻天不是无锡人,但为纪念他,无锡市政府决定,把他养病住过的院子定为他的故居,并作为青少年教育基地。1995年,张闻天诞辰95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无锡举行,刘妈妈除了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及研究张闻天的几位专家外,还特意要我们参加。我、吉玛及秦钢夫妇都去参加了。我们第一次以贵宾的身份到无锡,参观了张闻天故居。刘妈妈还带我们见了无锡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杨玉伦和富耀南。刘妈妈提出博古故居也应开放,接着向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博古,说他为革命作了很多贡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但也表示很为难,提出要有中办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批文。会后,他们领我们看了父亲的故居,这是祖母最后离开无锡时租的秦家大院中的一小间房,现还住着人家。从父亲的故居出来后,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又领我们参观了革命陈列馆,那里有博古的白塑像,我们与刘妈妈一起在父亲塑像前合影。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提出要请中央领导同志给博古故居写个匾名,刘妈妈就把这事记在心里了。
1995年8月,刘英妈妈去北戴河度假,带我与吉玛、海渊一起拜访杨叔叔。按预先约好的时间,杨叔叔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见面后,因我与小妹从未见过父亲,我们急于想知道父亲的情况。杨叔叔问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我就提出:不知父亲犯了什么错,有学者想研究博古。杨叔叔说:“他早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后来都改了。博古人品很不错,他后来做了很多工作,新华社搞得很好嘛。他很有才华,研究他不会有人反对。”杨叔叔提出要我们打个报告,由他转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后来我们提出故居开放之事,并想请他题写故居匾额,他一口答应了。他纠正说:写“秦邦宪故居”比写“博古故居”好。他接着说:这么多年,你们为何不找我,找到刘妈妈就找到我了。可那时我们竟不知刘妈妈住在哪里。临别时,他一手拉着吉玛,一手拉着我,送我们出门。杨叔叔让秘书给了我电话号码,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李志英,因她正在写《博古传》一书。李志英很高兴,她正有些问题搞不清,想看我父亲的档案。李志英提出能否请杨叔叔帮忙,给中央档案馆写封介绍信,允许她去看博古的档案。我打电话问了杨叔叔的秘书小蒋,他提出先要北航开一封介绍信,写明李志英的身份,在研究什么问题要看博古的档案,再递给他。李志英开完介绍信即送到我家,我又直接送往杨叔叔家。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批下来了。小蒋告诉我,此事已批给国家档案馆。杨叔叔写好“秦邦宪故居”题词后,就通知我去取。接着,由秦钢代表我们家把题词郑重地交给了无锡市委党史研究室。他们还向上级打了修复故居的报告。正是在杨叔叔和刘英妈妈的支持下,故居的修复工作才逐步展开。因要从秦家老房中搬走40户人家,又要整理装修,还要赴父亲工作过的各个地方调研并听取专家、家属的意见,然后又要请东南大学的专家学者编写父亲事迹陈列展,故直到2005年故居才正式开放。故居门口挂上了杨叔叔亲手题写的匾额:“秦邦宪故居”。开幕式很隆重,江苏省的领导、无锡市的领导和各界代表及秦家的子女、亲属都参加了。遗憾的是,杨叔叔与刘妈妈都已故去,未能看到这一切,但他们对博古深厚的战友情,对博古公正的评价,令我感念不忘。
三
令我难忘的另一件事是杨叔叔不顾89岁的高龄,在“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之际,赶赴延安参加祭奠活动。1996年是“四八”烈士遇难50周年,“四八”烈士的家属几乎都到了,另有100多名延安青年参加。他们出生在这里,对延安有深厚的故乡情,对遇难的烈士无限敬重。活动前一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都到招待所礼堂,说杨尚昆叔叔来了,要见大家。大家急忙赶到礼堂,抢占好位子。我们去晚了,一家人被挤到边上,杨叔叔进门后,秦铁挤到前面,并把我拉到前面,摄影师赶忙给我们照了相。那时招待所不大,人很多,100多名延安青年围着,我们怕杨叔叔太累,就没再去挤。
4月8日9点30分,祭奠大会正式开始。祭奠大会很隆重,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代表都肃立在烈士陵园的塔前,塔四周放满了各界人士送的花圈。各项活动进行后,各家在墓碑前祭奠。然后我家到王若飞、叶挺、邓发墓碑前去拜祭。他们几家也先后来我父亲墓前祭奠。自从我父母遇难后,每年忌日,我们常聚在一起,逢五逢十都会到延安。平时在北京,我们就像一家人。不一会儿,杨叔叔在延安地方和部队领导的陪同下到各墓碑前,一一祭奠,与大家亲切地握手。他在我父亲墓前停留最久。秦钢还把他的奶妈领到杨叔叔面前作了介绍,因是延安老乡,杨叔叔见了特别亲切。杨叔叔89岁了,不顾旅途劳累,爬了有近百个台阶的山坡,一家一家进行慰问,令人感动。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天晚上杨叔叔又接见“四八”烈士家属、子女。接待处安排了座位,写上各家人的名字,我们有秩序地入座。接着,杨叔叔讲了“四八”烈士遇难及当地老乡发现并抬下山的经过,还有延安党政军民及全国悲痛悼念死难烈士的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会后,他还同所有参加纪念活动的同志合影留念。参加纪念大会的革命后代,都为杨叔叔不顾年迈路远,赶赴延安祭奠革命先烈的深厚的战友情,对烈士子女和革命后代的关爱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