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杨之华婚恋往事 前夫为成全两人退出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奇特婚姻
那些年，他们的爱情三则“启事”引发热议
1924年11月27、28、29日连续三天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三则“启事”，就因为涉及一桩“三角恋”，更由于当事人具有较高知名度，所以“启事”甫一刊出，用今天的话说，即成为“新闻热点”，在上海滩引发热议。甚至“启事”刊出半个月后，上海《晶报》还刊文评论此事;一些偏好“花边新闻”类的刊物，也对这场“三角恋”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还引申说事。
《民国日报》重复刊登的三则“启事”内容，全文如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此事之所以会在上海滩一时引发热议，除了当事人的非同寻常和“位高名重”，还因为这则“三角恋”的故事即发生在上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青云路。1922年春由吴梦非等创设。不久，校内发生风潮，学生要求改组，学校也因此更名上海大学。其实这也是中共继平民女校后办的第二个学校。学校原打算请陈独秀当校长，因考虑到其政治色彩较浓，为发展计，遂请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只是挂名，负责实事的为校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上海大学实际上成为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办的革命学校。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师生恋”，即发生于上海大学。
从以上所引第一则“启事”中，我们知道在瞿、杨相恋之前，杨之华已与沈剑龙结为夫妇。而促成杨、沈结为秦晋之好的不是别人，正是杨之华的公公，亦即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原来沈、杨两家同为浙江萧山人，沈家系当地望族，杨之华也生于富贵殷实之家，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论起门第，与沈家也属于“门当户对”，两家长辈从小便为沈剑龙、杨之华订下了 “娃娃亲”。所以讲述杨、沈结合至分手，杨之华另嫁瞿秋白的故事，还得从沈定一说起。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生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大地主家庭。18岁中秀才及第，20岁时赴云南为官。后因援助孙中山，被人告发而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后回国从事反清活动。 1911年组织 “中华国学生军”，参加光复上海之役。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定一亦在其中，并与陈独秀等一起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系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参与建党后，沈定一回到家乡创办农村小学，以让农民及其子女免费上学。而此时毕业于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已成为沈定一儿媳的杨之华，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公创办的学校当了一名老师。1921年11月，沈剑龙和杨之华的女儿出生。她原名沈晓光，后改名独伊。瞿杨结合后，她便叫瞿独伊。
杨之华与瞿秋白相恋相爱于上海大学期间。瞿秋白于1923年4月来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杨之华于这年年底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对于建设 “现代中国的上海大学”有着自己的整体设想，尽管他的整体设想最终没能实现，但是社会系还是办成了。在这期间的8月，瞿秋白在南京认识了两名思想激进的年轻知识女性蒋冰之、王剑虹，前者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丁玲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留给她的“第一印象”：他“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疑为近视——引者)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而王剑虹评说瞿秋白则含蓄了许多，她只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之后，在瞿秋白和另一位上海大学教师施存统的劝说下，丁玲、王剑虹进入上大求学。不久，瞿秋白与王剑虹在上大开始热恋。1923年12月，瞿秋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曾将自己对王剑虹的绵绵情思，频频流注笔端，化成滚烫的情书，一封封飞至上海，寄到王剑虹手中。其时瞿秋白还写过这样一首爱情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新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王剑虹(1903-1924)，土家族，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 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为同盟会会员，后曾任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秘书。 1916年王剑虹考取邻近的湖南省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比王剑虹小两岁的丁玲也进入二师成为预科生。丁玲后来曾回忆道，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果然，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
1921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正式定名“中华女界联合会”)，王剑虹成为其中23名成员之一。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和平民女校。 《妇女声》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主要编辑有王剑虹、王会悟等;撰稿人有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等。王剑虹正是在参与筹建平民女校时，说服尚在湖南的丁玲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此后两人一起在此就读，并成为挚友。 1922年平民女校与《妇女声》因经费等问题停办，遂有了之后在上海大学的经历。之后，瞿秋白和王剑虹相遇并碰撞出灼热的情感火花。 1924年1月，瞿秋白从广州返回上海后，瞿、王便结为伉俪。
此时杨之华也已在上大就读。据丁玲回忆，杨之华与王剑虹在成为上大同学之前就已认识，“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认识的”。此时的上大已从闸北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但不知是否由于身体孱弱或与沉浸于新婚生活有关，自从与瞿秋白结合后，王剑虹开始逐渐疏离政治，而在感情上则对瞿秋白更多依赖。事实上不久后王剑虹就患上了肺病。一个人得了这病，在当时可是凶多吉少。瞿秋白一则出于怜香惜玉，不忍心让王剑虹感到有压力;再则他整天忙于革命工作，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想让王剑虹累着。此后王剑虹的病情愈发严重起来。杨之华曾在《忆秋白》一书中写道，“在生活上，他(瞿秋白)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因为有了这层了解，在王剑虹于这年夏天不幸病故后，杨之华渐渐发现老师瞿秋白对她的感情开始升温，经历了一段由最初的惊慌失措到之后逐渐冷静、直至最后理性接受的过程。这时候她便在思考，这或许才是她等待的真正爱情的来临。
令人纠结的“三角恋”
瞿秋白当然知道杨之华是有夫之妇，但他是不是因看出杨之华爱情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而自己又确实对她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才对她有所表示呢？这种感情的产生，自然是基于对杨之华的了解，这一点只要知道他是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另一位是向警予)即可明白。但不管怎么说，诚如丁玲道出的，王剑虹至死也“没有失恋”，因为“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
只是这样一来，在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之间便出现了事实上的“三角恋”事态。所有的三角恋情节都是相似的，但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则各有各的故事。瞿、杨、沈三人亦然。应该说，瞿、杨、沈“三角恋”事态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沈剑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不错，“秋白是在她(王剑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但瞿秋白毕竟又是在杨之华和沈剑龙离婚前和杨之华恋爱的，就这点论，沈剑龙不仅没有错，而且很无辜。
所以这场“三角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看沈剑龙的意见和态度。后来的结果我们已都知道了——瞿、杨结合，沈剑龙不仅退出瞿、杨的生活圈，甚至淡出人们的视线。为此，瞿、杨确实有理由“感谢”沈剑龙，因为正是沈剑龙的退出和淡出，才成全了瞿、杨的结合和此后的爱情佳话。所以也可以说，沈剑龙是以自己感情生活的“不幸”，成就了瞿、杨的“幸福婚姻”。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知情者并不多。
应该说，最初瞿秋白和杨之华对于他俩的相恋，心里还是纠结的，至少他们觉得在面对沈剑龙时，不会觉得那么理直气壮。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了，沈家待杨之华并不薄，公公沈定一尤其器重她，沈剑龙对她也很不错。所以现在他俩要走出这一步，确实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最后他们决定去听取一下一个人的意见，他就是杨之华的“义父”，与瞿秋白一起在上海大学任职的邵力子。结果，对瞿、杨二人颇为了解的邵力子在表示支持他俩相爱的同时，建议他俩去和沈剑龙作一次深谈。显然，邵力子对沈剑龙也有着相当了解，他希望并相信瞿、杨应该可以通过和沈剑龙的“倾心和谈”，使事态得到圆满解决。这时候沈剑龙正在老家萧山。瞿、杨便决定赴萧山找沈剑龙深谈。比杨之华小11岁的妹妹杨之英对他俩的这次回家印象很深，她后来在《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 《民国日报》上登出了两条 (实为三条——引者)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可见，使瞿、杨感情相联的，更在于他俩的志同道合。而这一点恰是沈剑龙身上所缺失的。
亲情与爱情
然而杨之华虽然收获了革命的爱情，但在亲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除了她父母觉得她“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外，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沈家虽然同意了她和剑龙离婚，却拒绝让她把她和剑龙所生的女儿带走。
相信沈剑龙也会因杨之华对他的情感“背叛”而痛苦，但他毕竟又是理性的，那天三个当事人在萧山沈家“谈了差不多一整夜”，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如今三位当事人都已作故，且都没有留下文字，也就永远成为了谜。不过既然“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可知沈剑龙已接受了这个现实;既不闻他与瞿、杨争吵，也没有听到他痛骂瞿、杨，足见沈剑龙的理性和克制，就这点而言，他是有气度的。事实上，正因为沈剑龙有如此肚量，虽然杨之华和他不再是夫妻，但却没有忘记他仍是女儿的父亲，曾于1929年3月在莫斯科把一张瞿独伊的照片寄给在国内的沈剑龙，并在照片背后写道，“龙弟：这是独伊最近的小照，阿爹看了作何感？她的妈妈赠。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这可以说也是对他解决“三角恋”事态时所表露出的理性和大度所作的“回报”。
然而沈定一可没有儿子沈剑龙的气度。尽管他自己妻妾成群，却容不得媳妇在婚姻上重新选择。既然杨之华毅然决然跨出了这一步，他就不让她把女儿——也是他的孙女——带走。对于父亲的执拗，儿子沈剑龙也毫无办法。其实沈定一这样做也不难理解，可以说，杨之华的最初“起步”是直接受到沈定一的影响，是他一手“培养”了她，并使她从他的追随者到成为他的儿媳，他还是儿子儿媳婚礼的主持人。但现在杨之华却和他儿子离婚，另嫁他的“党内同志”瞿秋白，这让他的脸朝哪儿搁？你要离婚，你要走人，我没法拦你，但我的孙女我可以不让你带走。
沈定一的这一举措，确实让杨之华感受到了痛苦的“惩罚”。她后来在《忆秋白》一文中写道：“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1925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后在沈定一大姨太的帮助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我掉下了眼泪。”这真是一个令母亲心碎的场景。似乎也成了她为爱情付出的沉重代价。欣慰的是，就在此后不久，独伊就被接到上海与他们共同生活，瞿秋白也对独伊视若己出，用杨之华的话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在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而与瞿秋白结合后，杨之华确实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世人，她对与秋白的结合深感幸福并引以为自豪。这一点，从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从此将自己对他的爱埋藏心底，全力收集秋白文稿，并撰写文章，“以秋白精神宣传秋白”上可以见出。借用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等人的话说，这亦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