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未遂的政变 胡汉民在918后曾密谋联合反蒋

阎锡山生前不仅注意保存自己的档案，而且还专门设立机构，截收民国时期的各方电报，因此，台北“国史馆”所存阎锡山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是研究民国史的一座尚待开发的矿藏。

在台湾期间，曾浏览过阎锡山档案的部分内容，兹就30年代一项南北联合打倒蒋介石计划的提出和夭折，略窥该项档案的价值。

30年代初期，天津是华北的政治重地，各派都派有代表常驻。阎锡山在天津也设有联络处，其负责人为傅觉民，任务是与各方联系，收集情报，收转各方文电。当时，各方打给阎锡山的电报常常是先打给傅觉民，再由傅打给山西清乡督办杨爱源，由杨加以处理。本文所述，即为此类电报。

日军侵略华北，胡汉民等加紧倒蒋、拉阎、支冯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各口。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南京国民政府让出察哈尔北部与河北东部大片国土，并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于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在冀东建立伪组织，蓄谋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所谓华北政府。

塘沽协定加深了华北危机，也加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纠纷，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派)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加紧反蒋活动，计划出兵北上。6月4日，傅觉民致电杨爱源，汇报西南情况云：“塘沽签字丧权太甚，西南倒蒋，更为积极。惟对出兵事，须另定办法。”在日军侵略热河时，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组织西南联军，以十九路军抗日名将蔡廷锴为总指挥，出师援热，但因蒋介石阻止，师至湖南郴州而返。本电所言出兵，指当时西南方面正在酝酿的新的倒蒋军事行动。

在30年代初期的反蒋派系中，最具实行精神的是冯玉祥。塘沽协定签字前几天，冯玉祥即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救国。第二天，西南派即通电支持，表示愿为后盾。塘沽协定签字后，李宗仁，陈铭枢、蒋光鼐等于6月7日在广州会谈，就反蒋抗日问题达成初步意见。10日，胡汉民、邹鲁致电阎锡山，要求阎公开表态支持冯玉祥，并就近予以实际援助。电称：

焕公崛起，请公就近援应，并号召各方，与之一致，无使受各个击破，是所切祷！闽、桂、粤诸处，人已齐集广州，商讨蒋计划。乞示我周行，无任远盼。

西南派是一个复杂的派系，在反蒋抗日上虽然有共同语言，但其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傅觉民将此电转报山西的同时，特别说明：胡汉民等西南元老派、在野的李济深、陈铭枢与广东陈济棠之间，“主张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时仍不易有开展作法”。阎锡山有鉴于此，决定暂时观望。

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种种矛盾。在日寇的侵略已严重威胁华北以至华东地区部分实力派利益的形势下，为了自保，不少派系都有投入抗日反蒋潮流的动向。5月下旬，华北各实力派代表在天津会商，山东韩复榘的代表表示，将通电“数蒋误国之罪”，并与西南方面保持一致。其办法是：由阎锡山领衔;如阎有顾虑，则请杨爱源及山西将领参加联署;如杨亦不便参加，则请山西方面“尽力援助”。电发，山西方面没有反应。

阎锡山统治山西多年，既工于权术，又老于世道。他虽和蒋介石有矛盾，但中原大战时已有过反蒋失败的经验，要他再—次挑头反蒋，“号召各方”，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南北两方计划会师长江，共讨蒋介石】

冯玉祥察哈尔举事之后，南北各派反蒋力量都曾计划有所行动。南方，胡汉民等准备组织与南京相对立的政府，成立西南联军，北出长江;北方，梁冠英等推中原大战时的前敌总指挥鹿钟麟为首，准备出兵武汉，与胡汉民等会师。7月6日，傅觉民电杨爱源报告称：(一)西南出兵刻下积极进行，俟将来到达相当地方时，剿共、倒蒋即双管齐下。(二)冯玉祥就职多日，大家认清已无良好办法，但甚望他能支持下去，以待时局之变化。(三)梁冠英、张印相、上官云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拥戴鹿瑞伯(钟麟)进占武汉。傅觉民并称，李宗仁、白崇禧已派前同李宗仁夫人来过山西的瞿雨农来津，共商进行。傅电显示，一个南北同时出兵，会师长江，共同推翻南京政府的计划，正在酝酿中。

【胡汉民等企图成立政府与南京抗衡，但终成泡影】

西南方面虽然积极准备成立政府，出兵北上，但并未能实行。其原因，7月10日前后西南方面曾致电傅觉民说明：“此间讨蒋，本已一致，只因军事、财政略有困难，故军事当局稍有踌躇，现已积极促开新局。”11日，再致一电，较前电说得更为具体，略云：

此间剿共，因相持千余里，未能一时将军队抽回，加以金银价本年起落太钜，金融发生恐慌，遂致未能即时成立政府，宣布讨蒋。倘今后剿共仍成相持之局，将来即由闽、桂出师，湘、浙原定计划决不变更，请促各方一致奋起。千夫所指之蒋，决无不倒之理也。

当时，陈济棠周旋于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既支持胡汉民等反蒋，又接受蒋介石的“剿共”指令。当年6月1日，陈通电就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布置对中国工农红军作战。本电所称因“剿共”“未能一时将军队抽回”，以及所谓“金融发生恐慌”，均指陈济棠。看来，陈济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此，胡汉民等不得不将希望转寄于福建、广西方面分别出兵，实行进军湖南、浙江的计划。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在接连给华北方面发过两通令人沮丧的电报后，胡汉民等却突然派人到天津，给华北实力派送来了一连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陈济棠的态度坚定了，与陈铭枢、李济深、李宗仁的缓急之争也由于胡汉民的调停而解决了。不仅如此，陈济棠还派人到香港表示，欢迎胡汉民入粤，组织政府。7月21日，傅觉民致电杨爱源云：

关于倒蒋抗日，伯南(陈济棠)与真如(陈铭枢)、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素来主张缓急不同，因胡汉民之从中调处，近已完全一致。伯南昨已派林翼中来港，谒汉民表示决心，欢迎汉民入粤，主持大计。胡汉民等主张于最近期间组织政府，陈济棠表示唯命是听。据来人言，西南政府不久即可组织，胡汉民不久即可入粤主持一切。

消息既然如此之好，韩复榘便首先积极起来，他表示：只要西南方面有具体办法，他“可起而响应。”

其后，胡汉民、李宗仁等一再给傅觉民来电，声称“正积极筹备”。7月26日，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邹鲁联名致电杨爱源称：“此间一切筹备已妥，日内即可发表。”胡等并称，已致电阎锡山。8月4日，傅觉民电阎锡山称：“在津诸同人对我公之为人均深赞佩，除迳电我公外，并祝代为达意”。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几天，西南方面又来电称：“大计已定，不日发动，但因陈济棠一人关系，至今仍不能有所表现。”原来，问题还是出在陈济棠身上。

30年代初期，陈济棠游移于反蒋与拥蒋之间。一方面，他挟胡汉民以自重，对蒋保持半独立状态;另一方面，他又不愿真正拥胡，以免胡等威胁他的地位。对此，后来李宗仁分析说：“陈济棠盘据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东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陈济棠先已失去其在广东惟我独尊的局面。”这一分析颇为中肯。

西南方面既不能出兵北上，华北和各地的反蒋实力派自然不敢轻动。作为地方实力派，其中除部分人确实具有爱国思想，如冯玉祥外，其他不少人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而是以割据和自保作为最高利益。为了自保，反蒋可，拥蒋亦可，抗日可，亲日亦可，完全视形势和条件是否于已有利而定。8月5日，冯玉祥因势单力孤，被迫交出察哈尔省大权，回泰山隐居，华北的抗日反蒋潮流暂时沉寂。

【反蒋抗日乎？团结御侮乎？】

为了使华北实力派不致过于失望，9月下旬，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邹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联名致电北方将领，坚持必须讨蒋才能抗日。电称：

今日国势阽危已极，始为日本暴力所侵陵，继为蒋日密谋勾结所危害，乱亡之祸，不可终日，故必讨蒋始足以抗日，始足以救亡，已为举国所公认。或有以国难方殷，宜协力御侮，而不宜自起纠纷者，此其自误误国，特为南京政府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口号所蒙蔽，蒋氏反而利用国难，排除异己，卖国家以求独裁，自难再事容忍。

从本电看，当时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讨蒋始足以抗日”，一种是“协力御侮”。胡汉民等坚持前者反对后者;要转移到后者方面来，还有一段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一方面不断制造侵华事件，企图扩大侵略;另一方面则扶持反蒋势力，企图混水摸鱼，以华制华。日本军方和特务机构有专人做胡汉民等西南派的工作。从阎档看，塘沽协定签字后不久，日方就表示：“愿助西南倒蒋。”7月，日本方面宣称，蒋虽让步，日本仍不愿从此了事，以后当变更方略，与蒋为难。8月中，又向华北派表示：“凡系确实倒蒋分子”，均将加以援助。在日方一再拉拢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联日的主张。1O月14日，傅觉民致电山西称：“西南年来以为倒蒋抗日并重，近来已变更主张，以为倒蒋必须连日。”不过，由于胡汉民等坚持民族大义，西南派中的联日主张没有成为主流。北方的方振武等更是宁可失败也拒绝和日方妥协。

【福建方面决定甩开广东，联络广西，但最后只能单干】

在南北反蒋潮流先后沉寂之后，福建方面不能忍耐了。李济深、陈铭枢等决定甩开陈济棠，与广西合作。他们先后派人北上称：“陈济棠倘真不干，彼等将推李宗仁为西南军事首领，积极讨蒋。”资料表明，这以后，福建方面和阎锡山的谈判也似乎相当圆满。阎锡山提出注意对日外交、迎接张学良回国两点，福建方面完全接受。10月21日，傅觉民致电山西云：“闽虽一隅，而其势甚壮，宁府已乏善处之方。”“若再迁延日久，桂、粤亦将另有举动，而华北之孙(殿英)、韩(复榘)，闻亦将有同情之表示。”形势似乎又乐观起来。

果然，过了两天，李济深就派人通知华北各反蒋派系：闽桂联盟已经形成，经济问题也解决了。10月23日，傅觉民致电山西称：

李与真如(陈铭枢)、李宗仁等已结合一致，得华侨经济之助，在闽、桂组府，暂不要党。先连合南北实力派，共同推动现在僵局。

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但是，由于它另建国号，另建党派，并且联合共产党，因此，遭到胡汉民、陈济棠等人的反对。陈济棠后来回忆说：“佘审度其所作所为，既不尊奉总理，又不要党，实感无限惊异，故当事变发生后数日，余即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通过反对此次事变之议案。当会议进行之际，李宗仁曾持异议，谓不可遽而通过，主张暂时静观其变，余事先已接获情报，谓李宗仁与闽方已早有默契，今观此而益信，余遂决意及早表明余之态度，故不顾李之反对，力主通过，众亦赞成。”

胡汉民等虽不愿与福建方面合作，但仍企图利用福建作为王牌，逼迫蒋介石与汪精卫下台。12月8日，傅觉民致电山西称：

黄建平昨日返津，谓两广实力派与元老派已商妥一种挽救时局及逼蒋、汪下野办法，特派代表北来，向各方商洽，过济时与韩晤商，韩极端赞同，并由赵式中代表随同赴并。

黄建平，广西李宗仁的代表。从本电看，胡汉民等已将该计划付之行动，联络过韩复榘，并准备进一步联络阎锡山等。12月14日，傅觉民偕同黄建平、赵式中到达山西。只不过蒋介石迅速对福建方面取得了军事胜利，胡汉民等人就无计可施了。

【孙殿英孤军西进，也失败了】

在长城抗战中，孙殿英所部有较好表现。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期间，南京政府一直竭力防范孙部参加同盟军。6月15日，蒋介石接受何应钦意见，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同盟军失败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西北异己力量的防范。孙殿英与陕西实力派杨虎城陆续派人到天津，联络各方反蒋力量。孙、杨的代表都表示：自冯玉祥下野后，处境日益恶劣，决心共同讨蒋。孙殿英的代表并称：已多方请人与韩复榘接洽，“盼切实结合，造成一新局面”。

胡汉民的新计划失去实施可能，孙殿英的联合韩复榘、开拓新局面的计划也因故未能成功。11月下旬，孙殿英与马占山联合，准备进军西北。其后，部分原东北义勇军投入孙部，但马占山并没有参加。孙殿英西进之后，原计划与杨虎城联盟，打下兰州，以便胡汉民在当地建立反蒋政府。不过，孙部在到达宁夏后也很快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