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来“朝贡”的日本使者竟多是海盗商人

整个明代的中日关系主要是围绕倭寇、朝贡和抗倭援朝这三件大事展开的。其中，倭寇最让明朝政府和百姓头疼，从朱元璋（1328—1398）建立明朝开始，倭寇就来骚扰，几乎与明朝的存亡相始终。

虽然接到倭寇侵犯的报告后，朱元璋怒发冲冠，为杜绝倭害，有派兵征讨日本的打算，但由于明朝刚刚建立需要休养生息，而且北方元朝势力还比较强大，他感觉还是通过外交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于是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认为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日本政府（应该说是九州岛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或默许，所以决定遣使直接和日本国王交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明使一开始到达的是日本九州岛，当时怀良亲王（《明史·日本传》写作“良怀”）割据九州岛。朱元璋与怀良亲王的几次使节往来非常不顺利，直至最后朱元璋一怒之下决定与日本断绝关系。关于这部分，历史讲坛的另一篇文章中有详细介绍（《朱元璋为何要求后世子孙与日本断交？洪武年间的中日恩怨》）。

不过，《明史》却多次记载说日本来朝贡了。例如，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日本人来贡；“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接着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都有所谓的日本使节来，几乎是年年入“贡”，岁岁来“朝”，但因他们几乎都没有表文、国书，如此无礼！朱元璋拒绝接纳。

有时来朝的“日本使节”纵携带有“书”、“表”却言“词不诚”。

所谓的“日本使者”不带表文的原因是，真使者不带表文是不想在称呼上为难（即称臣与否，不带，可以回避称臣），“倭寇”冒充的假使者自然没有。据《明史·日本传》记载：

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可见那些朝贡者多是一些“不得间”日本“海盗商人”。他们经常到中国或朝鲜进行贸易，往往很不景气，日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倒是他们想购买的东西太多，当自己的货物没有出售而无钱购进的时候，他们一旦发现沿海官府和中国百姓没有防备，就摇身一变成为海盗，抢劫沿岸中国居民。如果看到沿海中国百姓有所防备时就贸易，一旦遇到官兵就说他们是来朝贡的，“戎器”竟成了贡品。

狡猾的倭寇和一些日本商人知道，明朝政府像中国历代专制政府一样甘心做赔本生意“朝贡贸易”，于是，他们就利用了中国帝王的自大心理，在不便抢劫的时候就冒充是日本政府的使节入贡，所谓“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是也。在明朝史书中有许多关于日本使者来明朝的记载，其中几乎有不少是所谓“贪商冒名之徒”一时的急变，根本没有携带国书、表文。他们是冒牌货，哪里有表文？

纵观整个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贡使节和海盗之间的身份总是很暧昧，或者表现得很暧昧，这也不仅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盗贼流行的时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强盗习气，在一些明人的眼里日本大使与倭寇往往没有分别。如宁波争贡时的日本使节，摇身一变就是海盗。

中国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贡使“变身”为海盗的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记载：

明景帝景泰四年，日本“贡使至临清，掠居民货”。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移书朝鲜王，令转请遣使谢罪，廷议使臣不得仍前肆扰”。

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伤人于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国王“源义高遣使来京，还至济宁，其下仍持刀杀人，诏严防禁”。

以上史实可见，明朝防日本贡使亦如防盗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