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热气球与科幻梦 曾设想用飞空战舰攻城略地

蔡元培于190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新年梦》，里面陈述了自己的理想国幻想。他说，国内铁路四通八达，语言也被统一，易记的拼音文字逐渐普及。最后，蔡元培也没忘记说：“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

有热气球的风景

让我们听听清朝已有过飞翔体验的中国人，他们的亲身经历吧。

走了四点钟，已把那气轮停住，渐渐落下，离地十余里，那球便稳住在空中，仿佛轮船停在码头一样，推窗四望，那眼界果真来得阔大。纽约的都市好比是画图一幅，中间四五十处楼房，红红绿绿的，好比那地上的蚁穴、树上的蜂巢；那纵横的铁路，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纹。两人便临窗饮酒，谈些纽约的风俗。用过午餐才把气球渐渐落下……

就像欧洲过去的美好时代是由许多飞翔机械点缀装饰成的一样，在稍后的中国，以热气球为首的梦之机械，亦给人们带来了无比兴奋的感受。“仿佛轮船停在码头一样”，“好比是画图一幅”，“好比那地上的蚁穴、树上的蜂巢”“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纹”——这些形容在如今听来或许有点儿过时，但这是中国的飞翔者们为了把他们初次的飞翔体验以视觉兴奋传达给地上的人们所作出的努力。而要体会这种视觉上的全新感受，必须先回到原有的视觉中去。

此处引用的文章，其实是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一节。完成于清朝末年（1904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既是“冒险小说”，又是“科学小说”，也是“传奇小说”。如果真要给这部小说的题名加个注解，也许称“气球小说”会比较合适。“气球”——原文里是这么写的。但是读过小说后，会知道这个“气球”指的是设有医务室、实验室、工作室、餐厅、天文观测室和武器库的巨型空中军舰。一般来说，那时飞翔机械的名称，如“飞船”指的是飞行船，“飞车”指的是飞机，而“气球”指的是热气球。不过，这些名称未必有严格的定义。作者写的虽然是“气球”，但心中假想的说不定是儒勒·凡尔纳笔下的那种飞空战舰吧！《月球殖民地小说》连载于以插图作为卖点的《绣像小说》，而在这部小说的插图中，“气球”也还是被画成了热气球的样子。

清末的画报上，可以找到几篇介绍欧洲发明的飞翔机械的报道。不管是热气球还是飞船和飞机，都没有实体的照片或插图可供参考，只能凭借文字提供的信息来描绘。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画师们任意发挥想象力画出的奇妙飞翔机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受到文化冲击的男子

这部《月球殖民地小说》描述了侠义之人李安武，与他的日本友人藤田玉太郎，为了帮助龙孟华寻找他生离的妻儿，一起搭上玉太郎所拥有的空中军舰在地球周边到处飞翔的冒险故事。令人惊奇的是，度过重重危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儿子龙必大，原来靠着月球人的帮助，在月球的世界留学。最后，载着必大的数艘宇宙船降落到地球上，龙氏父子感人地重逢了……

此时藤田玉太郎的反应尤其值得注意。玉太郎从自己的飞船上看见月球人巨大、精巧且闪闪发光的宇宙飞船，对其科学能力感到惊异并赞叹不已。他抱着胳膊，心想：

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人，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都有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无穷倍的文明种类，渐渐地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

藤田玉太郎这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日本人，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太阳系规模的政治学”感到苦恼的人物。

受此“行星间的文化冲击”之后，玉太郎突然变得跟过去大不一样，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埋首于研究。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没错，玉太郎想要制造出在宇宙空间也能自由飞行的新式飞翔机械！

燃烧你的梦想吧！工程师

1910年10月，杂志《小说月报》卷首上刊登了一幅飞船的插图。那是一艘飘浮在某湖泊上空的飞翔机械。请看！其巨大气囊的侧面，刻着“CHINA”五个英文字母，还有清朝国旗“黄龙旗”在飘扬。分别朝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运转的螺旋桨，说明了此飞船已不是热气球那种不能自己决定去向的飞翔机械。

自1783年蒙哥费尔兄弟发明的热气球完成了人类初次飞行以来，对于想跟鸟儿一样自由飞翔的人们来说，“如何控制飞翔机械的行进方向”，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到了19世纪末，这个问题被欧洲人大致解决了。《小说月报》上的这幅插图，就是在描绘海外的年轻中国科学家谢缵泰所构想的新型飞船想象图。那是叫作“CHINA”（中国号）的飞翔机械。见到此图的中国幻想家们，会感受到什么呢？

在梦想飞翔的幻想家之中，还有洪炳文（1848—1918）这样的人物。洪炳文曾在清末的文艺杂志上发表多篇戏剧作品，因此，阿英（1900—1977）的《晚清小说史》里，也出现了他的笔名“祈黄楼主”。另一方面，他还写有十多种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涉及科学的各个层面，尤其是这本《空中飞行原理》，作为中国最早的航空力学著作而广为人知。

在中国，自1900年以来（清朝最后的十年间），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接二连三地被介绍进来，例如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包天笑翻译的《铁世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的《环游月球》，等等。不过，对于儒勒·凡尔纳小说里所出现“乘着炮弹飞向月球”的方法，这位洪炳文刻意挑剔其缺失——应该说洪炳文是在以科学的眼光批判它。洪的看法是这样的：“小说中有《环游月球》一种，已风行海内，不知人身在炮弹中岂不闷杀？在炮中发出岂不热杀？飞行空中岂不震杀？”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能够被带到中国来，对这样热心的读者来说是幸福的。以前的人真是了不起。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洪炳文不是在严谨的论文里，而是在戏剧里描述着未来飞行术的设计图。他自己就写有《电球游》《月球游》之类的“科幻戏剧”。虽然实际的图样如今没办法看到，但《电球游》里曾出现过“电球”这一未来的交通工具。“电球”，就是一种和电缆相连、靠着电气力量前进或后退的电力热气球。

《月球游》一书，则展现出宇宙飞行术的构想。作者说：“世界将来必产一种能出入氧气之物，人类不需此气而能生存，如水陆两栖物类。又能制多贮氧气之气球，为在飞行时机中人呼吸之辅助。”

《电球游》和《月球游》都是1910年前后的作品。然而，早在1891年的著作中，洪炳文就已这么说：“气球升空必有新法，能行欲至之方向。电气迅速，显其能力，可代用汽之舟车。行星之上有人物，或能往来。”

这里所介绍的两位中国人和一位日本人，是梦想制造出飞翔于天空的机械飞龙的大清帝国工程师。

中国人飞得起来吗？

场景是18世纪末的大清帝国。作为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在位时间1760—1820）特命全权大使而被派往这个东方王国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准备了各式各样讨中国人欢喜的实验设备当作礼物。热气球的飘浮实验也是他精心排定的精彩节目之一。然而，宫廷的官员们对这些东西却表现得漠不关心。马戛尔尼从清朝政府对待进步科学的这种态度，联想到政府对待民众叛乱的态度。他的期待幻灭了，他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各地随时爆发的叛乱是这个国家内部所生高热病症的明显征兆，并且作出清朝可能会在自己有生之年土崩瓦解的预测。

这个东方帝国在马戛尔尼死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当这个帝国比别人晚一百年才开始注意到飞翔机械的时候，也已经濒临死境了。

尽管如此，在中国人心里，真的有想要飞起来的愿望吗？用奥托·弗雷德里希·波尔诺（Otto Friedrich Bollnow，1903—1991）的话来说，垂直方向是指土壤空间与大气空间这种不可能进入的半空间。的确，这两个空间，在幻想故事中常被选为旅行的目的地。但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他们不像波尔诺那么深入，也不像欧洲许多宇宙小说的作者那样，认真地编撰着关于飞翔方法的谎言。

巴别塔和万里长城所指示的，正是人们渴望探索的方向。在中国，有汉代的张骞完成出使西域壮举的传说。张骞乘着木筏，花了很长时间溯黄河而上，最终抵达了黄河源头的昆仑山，也就是众神所在之地。相对于想借着巴别塔直通天际以接近神的西方人，中国人则是用近乎水平的和缓倾斜角度，一步一步、很有耐心地来靠近神明。

其实，用不着拿伽利略和牛顿的相关传说作为佐证，欧洲的物理学，本来就着重于“落下”现象的研究。但在中国的科学里，“落下”的研究并不发达。“落下”，无非是伴随“飞翔”而来的唯一最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人类不能飞翔，或说很难飞得起来，是因为重量，也就是飞翔者自己的体重造成了飞翔上的障碍。其中最关键的说法，是在开普勒的科幻小说《梦》里，那位护送人类到月球的精灵所说的：“护送人类是个大工程，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如果挑选上路的伙伴，那么颓靡的人、胖子还有懦弱的家伙，绝对是要排除在外的。”

欧洲的飞翔者们，是多么怨恨自己的体重和地球的引力啊！这种宛若彻夜难眠般的精神上的痛苦，在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Savinien de 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的宇宙旅行故事《月球和太阳诸国的滑稽故事》里化成了“人是个笨重而欠缺想象力的存在”而流露出来。

那么，大清帝国的飞翔者们又是如何呢？他们只是在模仿欧洲人吗？事实上，正如在画法上的接受情况一样，他们对于外来事物的态度是极为慎重的。

飞翔者们的大爱

清末中国的幻想家们，没有忘记要在他们理想国的设计图上加入飞空的机械。根据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的说法，将来等到在地上移动的家“行室”，和在空中飞行的家“飞室”普及之后，固定于一处的住家就会消失。其目的是要使人们尽情享受美景。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爱，不只施于地球上的生物，更遍及全宇宙的生物。他这样说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与仁之，远无所施。”

在最终的理想世界里，出现了乘着光、乘着电气，或是操纵着空气离开地球而飞往其他星球的人。完全进化的未来人类的风景在康有为眼中，正是自由往来于宇宙空间中的飞翔者的身影。

作为《妖怪学讲义》的译介者，蔡元培于190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新年梦》，里面陈述了自己的理想国幻想。他说，新世界的人们没有姓名，而以编号称呼。国内铁路四通八达，语言也被统一，易记的拼音文字逐渐普及。国家的名称被废除，人类彼此不再争斗，改以自然为对手，用科学方法使得天候听从人类指挥。最后，蔡元培也没忘记说：“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

然而，这是小说里九十多岁的主角“一民先生”在元旦那天所做的梦。忽然，钟声响了起来。“恭喜！恭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这位一民先生，就在半睡半醒间喃喃自语着。

是要维持帝国的存续，还是要进行革命，早已不是问题。不分党派而只相信“世界必须改变”的人们，在“飞翔”这个结尾的议题上，倒是取得了奇妙的一致。

对中国各项传统进行分析研究的清末人，也不得不甩脱过去那种不重视垂直方向的传统。因此，飞翔行为对他们来说，绝不只是在模仿、因袭那些不断编造出的飞翔与坠落的故事——那些欧洲人以飞翔机械来乘载的新科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