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原来自古就有 明清宦官多来自河北贫苦农村

一千五百年前就有“外地人”跑到北京求生存，谋发展了，这“北漂”的历史可真够悠久的。其实，打从50万年前周口店人在山洞中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史的序幕，一批又一批外地移民就源源不断地向北京流入。他们相处的细节我们已无法获知，不过一些蛛丝马迹伴随着先人的离世凝固在了一座座尘封多年的古墓中。今天就让我们从北京城有了“城”的西周初年说起，通过历年的考古成果，带大家探访北京地界上那些年“外地人”的生活。

周

“中央”向北京派来了移民

3000多年前，周王封宗室召公于燕，也就是现今的北京周边，召公在周还有众多政务要处理，只好派了长子克前往。就这样，燕侯克和一众周移民来到了北京，在今天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建起了城池，过起了日子。那时候的北京是个有着大量商遗民的边疆地区，对周王朝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燕侯克和周移民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降服、监管商遗民，那么，这些移民是怎样完成这项任务的呢？

从1973年开始的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让一批西周城址、墓葬重见天日，这些就如同周移民的工作成果汇报。位于黄土坡村的墓群最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周移民与商遗民的关系。

墓葬群分两个区，I区墓葬在墓坑上部和木棺下腰坑中都殉葬狗，随葬分裆鬲，明显是商遗民的特性; II区墓葬少有殉狗和腰坑，随葬的连裆鬲、罐等与关中地区出土的更为相似，显然是周移民的安葬之地。

本地人与外地人将同一片地方作为安息之所，却又泾渭分明，颇有“一国两制，和平共处”的感觉。这样的情况存在了百余年，到了西周末年，商人与周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周移民不仅成功完成了震慑商移民的任务，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单单是周人文化的传播，也不仅仅是商人文化的延续，而是周移民与商遗民的结合——燕文化。

汉

大葆台泄了刘建的底

历史的车轮不住地向前转动，强盛一时的燕国在秦国的弓弩下渐渐消亡，新兴的秦汉王朝因北方匈奴的劫掠，无比看重北京这处前沿重地。汉高祖深信唯有自家人才是最可靠的保证，于是在北京分封同姓诸侯。但不知怎么的，这长安来的燕王总是坐不安稳，不是没儿子除了国，就是生活淫乱除了国，还有蓄意谋反除了国。到了汉宣帝时期，把燕国改成了小小的广阳国，封了汉武帝之孙刘建。史籍中对刘建着墨不多。若是没有大葆台汉墓的发现，安守本分的刘建肯定要接着默默无闻了，但是历史总会有惊人的一幕。

1974年备战备荒的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石油化工厂选定大葆台做深埋储油罐的工程，这一勘探可不得了，出了一座采取规整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天子葬制”的木头房子。按说“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是只有汉天子才能用的葬制，老实本分的刘建不知是受了帝王所赐还是无声的僭越。不仅如此，整个墓葬极其奢华，其中的“黄肠题凑”共用了15880根柏木，一座森林就这样变成了诸侯的陵寝，让人不禁唏嘘。虽已遭盗掘，但墓葬中还是出有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玉器，施黑、红漆的车马器;带壳的小米、栗子皮、猪、鸡、兔、鸿雁等骨骼的出土，仿佛使人看到西汉贵族宴饮时的奢华场面。看来这位祖籍长安的外地人刘建在北京生活得是相当不错，不过也难怪，人家虽也是北漂，但谁让他是正儿八经的皇亲贵胄呢。

魏晋

鲜卑胡风与中原文化共处一墓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众多北方民族陆续进入华北地区。开篇所提到的那位名为韩显度的朝鲜县人，很可能是这一时期出于政治原因被政府强制迁徙的移民。而下面将要提到的这位，我们可分不清他到底是胡化了的“本地人”，还是华化了的“外地人”。

2007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延庆县东王化营村西部清理了一座魏晋时期土坑墓葬。该墓规模不大，是最简单的土坑墓，内葬一人，用木棺殓葬。出土随葬品也少得可怜，仅1面铜镜，1个陶罐和1个陶壶。虽然这座墓葬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却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关注，因为相似的陶壶在拓跋鲜卑的老家内蒙古东部多有发现，而“长宜子孙”连弧纹铜镜等特征却又表现出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两种不同的文化面貌汇聚在了北京这处小小的墓葬中。由于没有墓志出土，墓主人的族属只能成为千古之谜，但无论这位墓主人是北京的土著，还是南下的胡人，魏晋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乌桓、鲜卑杂处都是不争的事实，“本地人”和“外地人”又开始相互影响，相互妥协了。

唐

突厥人史思明埋进了汉墓

度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统一强盛的唐朝脱颖而出，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国力强盛、四夷咸服。北京就有大量内附的外族居住于此，这其中有一位“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的突厥人由于与北京割舍不开的联系，不得不提一提，那就是安葬于北京的“安史之乱”叛军首领之一——史思明。史思明生于营州柳城(今朝阳一带)，突厥种，公元761年，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与部将谋杀在洛阳，后运至北京安葬。

史思明为人凶狠狡诈，最后被儿子和部将谋害，真是恶人自有天谴。但不知是史朝义因弑父心中有愧还是为了同唐朝叫板，史思明墓完全仿照汉式帝陵而建，凸显其尊贵的同时，却不见了一点儿突厥文化的影子。同时期的突厥人盛行火葬，包括随葬的马匹、衣物等，也都要焚烧，骨灰埋入土中，墓葬前立石建标。而史思明墓为长墓道石室多室，墓门为汉白玉，墓室内有壁画残片，与高等级唐墓形制基本一致。墓中发现了墓主的头盖骨、下颚骨、肢骨等残片，并未实行火葬。墓葬虽已被盗，但仍残存鎏金铜牛、鎏金铁马镫、玉册、鎏金铜坐龙、铜铺首，象牙带饰等汉式风格的珍贵文物数十件。史思明墓无论从形制还是随葬品，都体现出汉式风格，而不见其突厥的民族特性，这样的“外地人”若是没有玉册的出土，可就要被当成本地的“土豪”了。

辽金

从圆形单室砖砌墓到石椁

虽说西周初年北京已成为燕国国都，但那毕竟是一个边境小国的首都，由汉至唐，北京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毕竟不是中原那样的政治、经济中心，很多风俗也只有学习中原的份儿。而到了辽金时期，北京成为南京、中都，政治、经济地位噌噌地向上蹿，北京也开始成为引领潮流的地方。

辽、金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墓葬中自然有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气象。整个辽代，北京地区都是以圆形单室砖砌墓为主，到了金代，石椁却成为主流，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提出圆形单室砖砌墓是模仿契丹人毡帐的形式，不过这圆形墓早在北魏末年就开始出现，而且最早见于河北、山西南部，与北方民族使用的毡帐关系应该不大，主要还是由于合葬墓流行，墓室空间逐步扩大而又需要多次开启，圆形、穹隆顶墓室的抗压性成功地解决了以上两点带来的力学要求。并且根据现有的辽代墓志材料来看，北京地区的辽代墓葬多为汉人，更加说明圆形单室砖砌墓与毡帐无关。辽代贵族多归葬辽河、医巫闾山一带，也难怪北京地区难以发现高等级的契丹人墓葬。可难道作为“南京”的北京就没有外来的契丹人墓葬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过普通契丹人墓葬形制、随葬品等与汉人墓葬大多相似，很难分辨。虽然鸡冠壶、鸡腿瓶等契丹人特有器物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可是，上面的问题又来了，这到底是契丹化了的汉人还是汉化了的契丹人呢？

到了金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使用石椁是东北民族的古老传统，女真人的祖先靺鞨人就流行石椁墓。石椁墓在北京地区最早的发现是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后，大量女真宗室贵族和高级官吏的墓葬开始在北京地区出现。同时高等级的汉族官吏也开始采用女真葬俗，用石椁殓葬。有意思的是，金早中期的北京常见一种砖石混筑的墓葬，可能是本地人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对金代石室墓的妥协。这些古墓虽无法言语，却悄悄地告诉我们金代对汉人的统治相比辽代可是要强势很多、很多。

元

耶律铸墓汉风习习

接替金朝的元代依旧是一个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元大都的北京不知又有多少蒙古人、西域人等“外地人”进入其中。其中一位契丹人提起来大家一定耳熟能详，那就是东丹王八世孙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以出色的政治才华深受成吉思汗与窝阔台的器重，长期在北京为官。契丹人有归葬的习俗，耶律楚材的先祖、父兄也都归葬“先茔之侧”，虽然耶律楚材在诗中屡屡表达对“辽水之上”家园的归属感，不过可能由于晚年多在北京生活，他死后没能回归故里，而是在燕京另辟了一处墓地，他的子孙后代也都安葬于此，这些人的墓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耶律楚材的墓葬尚未发掘，而耶律楚材次子耶律铸夫妇合葬墓于1998年发现并发掘。耶律铸出生在西征途中，长成于漠北，娶多位蒙古夫人，合葬的奇渥温氏即为蒙古黄金家族成员。耶律铸的生活，可以说与中原汉文化相隔，而与草原游牧文化相近。但奇怪的是，他墓葬中长方形穹隆形的墓顶，精美的壁画，景德镇产的“枢府釉瓷”高足杯等无不散发着汉文化的气息。细想起来却也不怪，耶律氏家族虽来自辽河，可“生长中国”的年头多了，自然“素习华风”，他们也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这一切，即使在丧葬方面也遵从儒家礼仪，也就出现了耶律铸墓汉风习习的景象了，这何尝不是中华一家的深刻表现呢？

明清

宦官 紫禁城里的河北人

虽说最为普通的人才是社会庞大的根基，但普通人往往只一席薄棺殓葬，千年的风霜过后，单薄的墓葬常常尘归尘、土归土，不见一丝痕迹，我们也无法得知他们的过往。不过距离我们较近的明清时期，因侵蚀时间尚短，普通人的墓葬尚可得见。而北京的各个角落里多见这样一批普通又不普通的劳动者——宦官，他们往往来自河北的贫苦农村，为了生存而成为了入京的“外来务工者”。他们生前劳作在紫禁城的各个角落，死后并不能归葬祖坟，便就近安葬在了北京。他们的生活说起来也只能是“一把辛酸泪”了。

这其中自然有位高权重的，就像总管太监李莲英。李莲英(河北大城县人)墓地极其讲究，占地二十余亩，有祠堂、牌坊等建筑。1966年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用锹镐挖开了这位晚清名人的墓葬。墓葬异常坚固，挖掘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后，前室终于被找到了。进入墓室的人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汉白玉的石门，雕花的石墙，精美的文物，无不展现着李莲英生前的荣宠。与这些富丽堂皇形成对比的是，墓中的李莲英仅存头颅和部分肢骨，被人暗杀还是寿终正寝，由于“文革”时期无序的发掘，使得这谜团萦绕在古墓中无人可解。

而更多的只是普通的太监墓，他们安息在由工部按生前品秩统一营建的墓穴中，只有一个陶罐、几枚铜钱等稀少的器物伴随在身边。他们中有的人能够留下名字，但更多的人却是无名无姓，只在残存的骨骼上留下了多年劳作的痕迹……他们是最普通的“外地人”，但正是他们保证了紫禁城的正常运转，也许我们应向他们说一声晚来的辛苦，道一声迟到的感谢。

乌飞兔走，斗转星移，数万年来，北京这片土地上不知经历了多少南来北往的人们，他们从别处迁来，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也慢慢地融合在了这里。韩显度还记得祖籍是“朝鲜县”，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还会记得吗？然而，无论是否记得，那些“外地人”曾经来过的痕迹，都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镌刻在了每个人最深刻的记忆中。不经意的一个举手投足，不留神的一句方言土话，都蕴含着无尽的历史信息，或许这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所吸引我们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