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希腊精神 古代西方哲学思想的最原始集合

“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

“何谓希腊？何谓希腊人？”《希腊的遗产》([英]F·I·芬利主编，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开宗明义提这样的问题。冒失地谈论“希腊精神”之前，不如先请毕生研究希腊文化的罗念生先生说几句，他的话更有体会：“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高峰，是近代文明的源泉。近代的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民主政体，都是从希腊传来的。”罗先生还提到，“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希腊人的“种种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这最后一种爱自由的精神。”(《希腊漫话》，1941年)换句话说，罗先生认为：“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

虽然学者们认为希腊和中国的文化最为相像，都主张“人文主义”，但是两者其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辈学者罗念生已经发现，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远不如希腊人。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分途，正需要认真探究。当我们被今年博大精深的雅典奥运会开幕式折服，并担心四年后北京奥运会可能被这里的儿戏导演们弄坍台的时候，最后的争议，常常是归结到中国和希腊的文化差异。那么，“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差异到底从何而起呢？

怀揣这类问题，《希腊的遗产》可以一读。虽然本书没有专门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希腊和中国，但是书中正面诠释的“希腊精神”，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自己。以“自由”为特征的希腊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循此路径，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本书主编芬利教授在“引论”里作了提示：“城邦”是理解辉煌希腊的关键词——

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城邦不止是希腊文化得以展现的舞台。希腊文明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印象：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文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是以城邦为单位筹划的。他们的“天下”，就是“城邦”。在希腊语言文字传统里，“城邦”(Polis)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希腊人最重视的“政治”(Politics)，来自这个词。所谓“政治”，就是城邦事务，是城市市民自己的事情。后来英语和法语里出现的“警察”(Police)一词，先头也是指那些管理“城市”的人。“城市，而非乡村，是处理公务之地，是大部分宗教中心所在之地，是大型建筑和雕塑坐落之地，是开展教育、军事训练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之地。”(第3页)

希腊文化中，最辉煌的是哲学。谈到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诞生”，另一位作者也把它归结为“城邦”。他说：“希腊小城邦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活在批判的、反思的思想成长中，或许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与大帝国的‘亚细亚式不确定的庞大’(叶芝语)形成鲜明的对照。”(第236页)作者认为：自治的“小城邦”，给市民们一种秩序感，探究这个秩序，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可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信，只要把握住这个“形而上学”，希腊的城邦就能繁荣。相反，在亚细亚的“大帝国”，人们生活在一种“庞大”和“不确定”中，帝国的动乱和强权，臣民们无助并茫然，思想家便没有信心去探究一种形而上的世界秩序，也就没有希腊这样的“形而上学”。这个解释相当有趣，作者或许还想说：希腊哲学的严密逻辑，表现了希腊哲学家对城邦生活的负责精神。苏格拉底挑战市政当局的权威，质疑雅典市民的智力，发出哲学上无穷追问，与中国思想家逃不出暴君的广大统治，只能用寄情“天下”、“宇宙”，用儒道佛思想来消解内心痛苦的逃避行为适成对照。

“城邦”，是社会文明的关键词。近代西方的城市文化，源头在希腊。曾几何时，汪达尔、日尔曼等北方蛮族入侵，城市广场被辟为牧场，议会大厅被改成教堂，文化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开始后，欧洲文化才回归城市，恢复雅典、罗马遗址，到处布置廊柱建筑，近代城市生活方才洋洋大观。比之于欧洲，中国的城市文化更是惨遭蛮族入侵，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总是文明较低的部族集团入主都城，践踏前朝文化积累，重起文化炉灶。改朝换代的“革命”之后，万事从头来过。王朝的文化虚无主义，造成两千多年间中国城市文化的周期性衰败，更使得士大夫思想无所凭借。文人官宦，多数产自田陇山沟，初无“城邦理想”。诗酒高论，畅论“仁义道德”，常怀“天下之忧”，却随时会在城市生活的具体事务中丢弃起码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方法，正是本书作者指出的所谓“亚细亚式”的“庞大”和“不确定”。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基本形态，不是“城邦”，而是“乡愿”。

清末民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有“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后来被讥评为“崇洋媚外”，以后便偃旗息鼓。其实，那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走向城市，崇尚“自由”的时代。希腊城邦重视“市民身份”，强调“自由民”的主体地位和自治权利，无论如何是要肯定的。城市要有文化，市民要有空间。只有当市民阶层获得权力，能够按照“理想国”的蓝图，遵循“政治学”的原则，自主建设城邦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通则，且不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现代”，抑或是在人云亦云的所谓“后现代”。读《希腊的遗产》，生以上的感叹。掩卷之余，当然要感谢作者、译者和前辈学者，他们提供了一个虽然遥远，却能让中国人收到回响的“希腊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