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与华夏文明的起源真的有关系吗？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中国看待世界的视角更广阔，看待历史的眼光更久远。在此背景下，古埃及文明以其独特的身姿吸引着中国人的目光，而“一带一路”战略也给中国与埃及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在当地启动了2016中埃文化年活动。尼罗河畔中国灯笼高挂在卢克索神庙石柱上的画面，拉近了两个古老文明的心灵距离。
与早年只能从书本和影视中去了解古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木乃伊不同，现在普通中国游客可以亲临现场去感受卡纳克神庙等古埃及遗址的雄伟和精美，由此带来的震撼可能颠覆他们对远古文明的认知。比如，很多人亲身造访后才发现，备受推崇的古希腊文明，可以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到源头。不过，在对古埃及成就的惊叹和赞誉之余，很少中国人会想到，古埃及或许与华夏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扑朔迷离的夏朝历史
在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等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华夏文明最为年轻。虽然华夏文明后来茁壮成长，但其成熟期比其他几大古文明要迟千年乃至几千年。古埃及五千多年历史都有章可阅、有物可证。相比之下，华夏的三皇五帝并非信史，特别是中国史书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历史更是扑朔迷离。
中国的考古学已相当成熟，能证实商的历史，却无法确定夏的存在。仰韶、龙山、红山、石茆、河姆渡、良渚等遗址可能与华夏文明源头有关，但并不能确认是夏文化。二里头也只是疑似夏文化，其身世依然不清。中国典籍中有关夏朝历史的记载细致入微，事件跌拓起伏，人物栩栩如生，俨然是确有史实。那夏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华夏文明的源头乃至中国人的祖先又来自何方？对此，中外各种学说层出不穷。
十七世纪，德国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根据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论述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十八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de Guignes)认为，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整个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上古史即埃及史。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佩里出版《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一书，以当年考古成果为基础，根据天文历法、科技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的相似性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汉族于前2200年左右从西亚迁入中原。清末民初，这一学说在中国广为流传，一度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普遍采纳。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朱希祖和陈汉章等人则从各种角度对这一学说进行了系统性批评。之后，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独立起源和演进的学说逐渐成为主流。
1980年代以来，借助于分子人类学的证据，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的理论已逐步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越来越多的现代考古学和基因测序证据也显示，几大文明古国之间存在着常人难以察觉的内在联系和共性。早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人员往来及物质文化交流已日益清晰。在新的考古学证据不断被挖掘的情况下，夏的身影却愈加模糊，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把眼光放到东亚以外来寻求华夏文明的源头。
比如，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易华博士出版的《夷夏先后说》一书认为，人类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华夏古文明是夷和夏先后迁入并互动、融合的历史。夷先于夏到达东亚，创造了本土文明。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和游牧文化。古华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中国、韩国、日本乃至匈奴和蒙古的民族、语言、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产物。
民间研究认为华夏文明源头在古埃及
互联网的兴起极大降低了获取各种专业知识和信息的门槛，也让文明起源学说从学术象牙塔走向了民间。一些对远古文明怀有浓厚兴趣，具备强烈的钻研精神和良好专业素养的民间人士也投入到相关的研究中。他们未受过系统性的专业训练，因而可能在考证上不一定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但也因此较少受到固有思维的限制，更利于营造一片百家争鸣的思想沃土。
早在1995年，人文、社会学科教授宫玉海出版了《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提出《山海经》是信史，而非神话。他认为《山海经》记载的“众帝之台”为埃及金字塔，开创了国内研究古华夏历史与古埃及遗址之间联系的先河。
文化学者苏三长期专心研究文明起源和文化传播，自2003年以来，出版了十本有关著作，代表作品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新文明简史》等。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与中东、西亚等古文明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古埃及与古华夏之间各种关联的证据。这些论述激起了公众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广泛兴趣，也因此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学习美术出生的石晓康以网名逸空在2006年起在其博客上发表多篇文章，猜测埃及文化的正宗主要分布在东亚，并认为古埃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尤为重要。他研究了部分埃及法老与古华夏王系的关系、古埃及名字的源头、以及中国一些文化符号与古埃及的渊源。
河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张今先生于2009年在其博客上发表系列文章，从易卦、天文、数学等七个方面论证古埃及和华夏文明的相似性，但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源头，而古埃及文明是华夏先民从中国迁徙到埃及所建立。
罗灵杰是外贸从业者，经常往来于中东地区。他在埃及看到古埃及法老雕塑不像欧洲人或非洲人，却像典型的东亚人，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像在异国遇见家乡的故人。之后，他发现古埃及和古华夏在历史、文化、医学、文字、政治等方面都存在高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华夏上古传说竟然与古埃及历史能很好地对应。基于这些观察和分析以及前人的研究，罗灵杰认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并于2012年出版了《跨越三千年的因缘》一书，系统性探讨了华夏与古埃及的渊源，让这个话题燃起了大众的好奇心，也激起了更多的疑问。
网名为兵策儒剑的研究者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从业于计算机领域。他通过对比甲骨文、金文等和古埃及文，对古埃及和夏朝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证，在其即将出版的《鹰蛇之夏》一书中明确表示，夏朝历史就是古埃及从初期到第十八王朝时期的历史。他认为甲骨文就是古埃及的早期文字，并确认很多中国文字与对应的古埃及文字在形状和含义上都极为相似。自2011年，兵策儒剑在其博客上写了四百多篇文章，内容涵盖有关典籍中的古华夏和古埃及之间大量可以对应的王朝、人物、事件和地名的考证以及对早期人类迁徙的分子人类学分析。
同样是计算机领域工作者的方哲在2013年底在其名为《仓颉鸟迹》的博客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探讨古埃及与华夏起源的关系。他结合罗灵杰和兵策儒剑的思路，陈述了相对简短的看法。他整体上同意夏在古埃及的说法，并接受罗灵杰和兵策儒剑有关“华”和“夏”的解释。
也是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地球化学家孙卫东，近年也在关注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并相信华夏文明源头在古埃及。自2015年9月起，他在《酷鸟专栏》上连续发表文章，在之前研究者的证据和论述的基础上，表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他大胆的标题和通俗的语言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兴趣。
虽然大都认同华夏文明与古埃及的密切关联，但这些研究者在具体论述上存在不同意见。比如，易华认为古埃及人大批进入东亚的证据不足，但华夏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苏三倾向于从解析《旧约》和一些西方神话来分析，一并考虑古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对华夏文明起源的影响，并认为印欧人在古埃及文化向中原的传播中起到了传递作用。
罗灵杰认为东夷是苏美尔人，夏是古埃及人，商是喜克索人，周是古埃及人的一支，所以商灭夏就是喜克索侵入埃及，而周灭商则是在中原恢复古埃及所对应的夏。方哲猜测喜克索人在短暂统治埃及后被打败，被追击进入中原成为商，他另一个猜想是喜克索人是周。兵策儒剑也认为商和周都是部分古埃及人先后从埃及迁徙到中原所建立的王朝。通过考证，兵策儒剑认为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的百年就是夏朝太康失国的百年，而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推行的“一神教”改革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孔甲乱夏”，其后周人出走到东亚，并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
由于中国与埃及相距万里之遥，人们很自然会质疑两地在远古时期存在紧密的联系。但现代考古和分子人类学的证据显示，人类早期的迁徙和交流远比之前的料想更频繁。当今人们对早期远距离迁徙能力的假想都是基于已有考古证据做出的，这种假想水平只是实际能力的下限。特别是，近代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也促使人们在反向推断早期人类技术能力时相对悲观。假若五千多年前的马车没有被发现，现代人很难相信人类在那时就可以进行长途负重迁徙。再者，中近代人类的迁徙障碍与其说是自然阻隔，不如说是各地政治势力的分割。早期人类分布更为稀疏，组织能力相对低下，那时拥有较高技术水平和军事能力的人群进行远距离迁徙遭遇的阻力可能更小。
古埃及法老的雕像与东亚人的相貌出奇地相似
人们另一个疑惑是，古埃及人与华夏是否存在基因上的联系。古埃及的人种属性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从中国人视角来看，大部分古埃及法老的雕像与东亚人的相貌出奇地相似。但在国际学术界中，有关古埃及人种的各种假设却从未提及这个现象。迄今为止，有关古埃及人基因测试的公开信息难觅踪影，极个别公开的表述则是语焉不详。未来分子人类学的进展是否能够解开这个谜有待观察。
为了把握迁移与繁衍对人口构成的影响，我们基于父系祖先将人群分类来进行蒙特卡罗仿真。假设来自古埃及的族群在初始年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为千分之一，如果他们在繁衍上恰巧最占优势，那么千年以后古埃及后裔占总人口可能达到1%到1.5%左右。如果再把初始人口分成数量相同的一千个族群，不同族群在平均繁衍数量上存在3%的随机涨落，而且这种涨落可以延续，那么千年之后，繁衍最为成功的族群占总人口比例可以达到3%至10%。不过，这个仿真并未考虑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兵策儒剑在分析了有关汉族的分子人类学数据后认为，任何一支五千年内扩张的分类单倍群，占现代汉族人口比例都没有超过10%。
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涉及历史中国的自我定义
华夏文明乃至中国人起源的问题涉及历史中国的自我定义，也因此深受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认知以及各种政治和文化诉求的影响。比如，清末民初，很多革命党人推崇《中国文明西源说》，意在强调汉人属于外来征服者，因此汉民族的历史符合先进民族迁徙并征服落后民族的进化规律。但随着革命的推进，种族论述逐渐淡出，一些学者则开始担心西源说会彻底斩断中华民族的根。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陈黻宸在批评西源说时就曾言：“人各有国，国各有群，趋人之文明而自处于野蛮，我何乐而为此哉！”
有趣的是，同样的事实采用不同的表述都可能激发完全相反的情绪。比如，就概念的拓扑结构和逻辑关系来说，假定中的“中国人源自古埃及”与“古埃及文明由中国人祖先所创立”两种表述几乎等价。但前者却可能被视为是对民族自尊的打击，而后者却可能被当成是突显民族优越性的意淫，尽管这两种引起相反情绪的表述背后的假想情景几乎一样。
这也说明，以表层的语义来判定文明起源论述并作出情绪性反应毫无必要。其实，更进一步，以任何假想的动机论来指责文明起源的研究都毫无意义。任何一个学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来研究文明起源，只要能尊重事实，不断挖掘证据并合理推断，那都值得敬重。其实，对历史事实更全面和深入的揭示，往往是不同理念的学者相互对比和竞争的果实。
古埃及学在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已是非常成熟的学科。比如，拥有古埃及专业的大学，在德国有14所，在美国有7所。但在中国，只有个别大学的世界史专业才有埃古及史分科，研究古埃及史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虽然最初提出古埃及和华夏文明关联性乃至传承性的是西方学者，但这类学说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早已式微。这可能是对之前学说论证缺陷的过度反应。再者，随着研究专业的细化，能够同时深入了解古埃及和古华夏的学者也凤毛麟角。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学者依然对中国学者参与研究古埃及给予厚望。比如，根据2016年1月3日《东方早报》的报道，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家杨·阿斯曼在上海接受采访时就曾言：
“我曾多次说到中国与古埃及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曾采用象形文字，又比如，文化记忆常常由部分社会精英来塑造和传承。在我看来，欧洲人对埃及学的研究，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对欧洲人来说，埃及学研究有点像好古博学之人凭着兴趣所参与的一种游戏。但是，你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学者如果从自身文明的角度去研究埃及学的话，由于这种文明上的相似性，你们很可能看到许多欧洲学者注意不到的事实，提出许多欧洲学者想象不到的问题。我想，中国学者应该好好利用这样一个优势。”确实，基于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原因，西方学界未能关注或提及古埃及与中国之间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中国考古学界也对古埃及兴趣日浓。2014年6月，中国第一位古埃及学博士夏鼐有关古埃及串珠的博士论文在时隔65年后正式出版。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的介绍，埃及迄今为止共开展了200余项与国外学术机构的合作发掘和文物保护项目，其中没有一个是与中国合作的。但随着中埃文化年的启动，这种状态将改变。根据2016年1月2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的考古学家有望走进埃及，对埃及神庙和祭祀庙合作开展考古工作，这将成为中埃文明交流史中新的里程碑。
不同研究者通过文化比较和历史考证都发现，古埃及与华夏文明存在很多相似性。除了前述历史序列和文字等的对应外、两者在图腾崇拜、生死观、造字传说、政治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契合不胜枚举。可以肯定，华夏文明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从史前就开始被世界影响又同时影响着世界，而古埃及可能是这种联系中关键的一环。在夏的存在迄今无法被中国本土考古证据证实，同时古埃及和古华夏之间的相似又难以用巧合来解释的情况下，埃及和中国这两个古老文明到底存在何种联系，激起人们无限遐思。
但要真正探究这种联系，揭开历史的谜团，那还需要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系统性的参与，而不只是民间学者的努力和两国学界之间零星的合作。具体方式可以包括，设立一些相关的专业，培养更多的人才，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文化意识的上升，中国文明起源的议题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对过去看得越久，对未来也会看得越远。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涉及历史中国的自我定义，更将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