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切·格瓦拉的头像被用在很多地方？
半个世纪以来，切·格瓦拉这个名字前面曾被西方和拉美报刊冠以"浪漫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等令人目眩的称号。如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头，你都可以看见穿有格瓦拉头像T恤衫的男女青年，可以听到颂扬格瓦拉的动人歌声。
“我就是切·格瓦拉。”1967年10月8日，玻利维亚，格瓦拉对着准备俘虏他的敌人这样说道。第二天，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执行枪决，身中九弹。随后，格瓦拉牺牲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也许，他是20世纪最后一位革命圣人，同时堪比任何一位摇滚偶像。我们渴望像格瓦拉一样摩托行天下，我们渴望尽量填充一丝理想主义，我们渴望自己的灵魂像白纸一样，然后寻找生命的方向。可怕的是，我们永远无法像格瓦拉这个男人一样，精彩从容地抵达生命终点。所以，我们盲目地崇拜着这个男人，将他的形象图腾在生活的每个细节和器物上，但更多时候将“成为切一样的人”永远暗藏在心里。格瓦拉到底是谁？他是个怎样的人？也许鲜有人知道，也无需太过关心。
当年最早的格瓦拉崇拜者也已经老去，但永远39岁的格瓦拉40年来从未离开这个世界，他的身影不断出现在T恤、挎包、烟盒、影像之上，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留下的身影，“切·格瓦拉”甚至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产业。我们喜欢这个遥远国度的男人，也许只是因为印有他头像的T恤过于频繁地在眼前晃过，只是因为有太多体育明星将他文在手臂上，只是因为电视上每一次集会抗议他都是“亲历”者，只是因为他免费代言了饮料、雪茄、伏特加……格瓦拉是革命者———我们中的大多数除了对他存有这个模糊的概念之外一无所知，我们更多的是喜欢格瓦拉在场的生活方式，喜欢将他作为划分文艺青年、中产或者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对他的革命本质并不关心，我们只需要这个象征符号，换言之我们可以很酷地穿着格瓦拉T恤，但同时并不需要他。
童年：华丽家族的哮喘男孩
切·格瓦拉，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切是1953年他在危地马拉得到的终生绰号，“喂！老兄！”的意思，从此“切”成为某种影响时代精神的代名词。
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父母都是名门望族之后。声誉卓越的家族、大片的地产，但和许多故事一样，格瓦拉在多年后成为本阶级的背叛者，甚至摧毁者，而这都是因为那次有点轻率和要命的旅行。童年格瓦拉的最大阴影是从2岁起时常发作的哮喘，除了帝国主义，格瓦拉的一生都在与哮喘作斗争。
母亲塞莉亚是对格瓦拉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母亲对塑造格瓦拉的理想主义、勇敢和坚毅气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格瓦拉与母亲的数百封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母子间的深厚情谊。无论是旅行还是游击战，他写给母亲的信永远是最多、最真挚的，“今天在想念您的时候，我有一阵想再依恋在您身边的伤感。”
旅行：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尘土
感谢电影《摩托日记》，让我们如此真切地看到了那个鲜活的切，那个时常为了恼人的哮喘而忧心忡忡的切。当凯鲁亚克们为了性、毒品、背叛和所谓的自由漫无目的地横贯北美大陆的时候，切·格瓦拉开着那辆1939年产的诺顿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于是了解到了什么是苦难、压迫和贫穷。为什么要旅行？“我们为了旅行而旅行”，“随兴而为”，在为寻找旅行的理由时，格瓦拉略带轻浮地解释道。但在用8个多月完成第一次南美旅行重新回到阿根廷后，格瓦拉明白“我，已经不再是我”。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世界的某一部分。
这次旅行开始于1951年12月29日，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格瓦拉与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骑着老爷摩托车上路了，他们圈定的路线是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终点是委内瑞拉。尽管旅行充满着快乐并不乏各种艳遇，但他们也越来越体会到沉重的悲哀，摩托日记中起初略带轻佻炫耀的记录慢慢变成对世界的控诉，“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尘土。”1952年6月14日格瓦拉24岁生日，在秘鲁利马的麻风病院里，格瓦拉在他的生日派对上这样说道：“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与其说是祝酒辞，毋宁说这是格瓦拉的革命宣言。
旅行结束于1952年9月，诺顿摩托车行驶了2000多公里后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报废，之后的2000公里他用双脚丈量。旅行最有意思的插曲是，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在秘鲁的麻风病院做了几个月的义工，他们的行踪由此被媒体披露，报纸的标题是《两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骑摩托车漫游南美》。几年后，格瓦拉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上。而如果没有这次旅行，格瓦拉也许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医生。
革命：一个人或者赢得胜利，或者死去
1955年7月8日，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首次相遇，与卡斯特罗的交往彻底改变了格瓦拉的命运。第一次见面，两人就促膝长谈10个小时，格瓦拉后来说，“我跟他聊了一整夜，到了清晨，我已经成了下一次武装行动的军医了。”在格瓦拉的日记中，他还写道，“结识卡斯特罗是件政治大事。他是古巴革命者，年轻、聪明、自信，而且胆略超人，我们彼此都有好感。”
1956年11月25日，经过长期的策划后，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80名战士拥挤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上，限员25人的小游艇还未战斗就差点翻船。谁也不会想到，这82个鲁莽的勇士最后改变了古巴和世界的进程，但革命直到1959年1月才成功。格瓦拉也彻底抛弃了医生身份，走上战士道路。
而当革命成功数年后，1965年3月，在与同志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40小时的马拉松会谈后，格瓦拉离开了古巴。这次谈话聊了什么？格瓦拉究竟为何离开古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究竟怎么了？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之谜，这也是为什么古巴至今未出版官方格瓦拉传记的原因。1965年4月1日，切从古巴消失了，然后出现在非洲大陆。没有卡斯特罗，他开始独自上路。在最后的告别信中，格瓦拉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在革命中，一个人或者赢得胜利，或者死去。”革命，胜利或者死亡，概括了切的一生。
离开古巴，格瓦拉继续在刚果和玻利维亚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格瓦拉的日记一直记到被捕的前一日———10月8日腿部受伤的格瓦拉被捕。可能是害怕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第二天格瓦拉就被处决了。格瓦拉的遗骸直到1997年才被挖出运回古巴，现安葬在圣克拉拉，以纪念他在圣克拉拉取得的古巴革命决定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