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国首脑德王 日本扶持的“泛蒙古主义者”
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以下简称德王)，是个颇有政治野心的“泛蒙古主义者”。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废退位，德王听到这个消息痛惜不已，如丧考妣。其后他和溥仪犹如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为追求复辟“帝制”，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卵翼下，继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后，德王当上伪“蒙疆”(“蒙古自治邦”)主席。德王与溥仪，积极充当日本侵华“满蒙政策”的帮凶。同时德王还勾结日寇，进行所谓“日蒙合作”阴谋活动，妄图实现其做“蒙古大帝国”皇帝的迷梦。
德王出生于1902年2月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他的父亲时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部右翼旗世袭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在60岁时，才生下了这个儿子。按干支计算，德王出生时正是虎年虎月，具有“虎虎生威”的伟人征象。但是，父亲也生于壬寅年。蒙古人认为“二虎相遇，必有一克”。因此，寺院大喇嘛和王室妻妾等，都劝阻其父子不要见面。老郡王虽晚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却一直忍痛避讳见面。让儿子随其生母，住在察哈尔部正白旗的家乡抚养。
1908年，德王6岁，老郡王去世。德王承袭郡王爵职。1919年，德王年已18岁，开始管理旗政。德王自幼以成吉思汗裔系的继承者自居，梦想重振成吉思汗雄风，再建蒙古大帝国，他曾说：“当今时代，能振兴蒙古者，舍我与谁共？”
德王幼年时，头脑里充满了新与旧的矛盾困惑，他一方面极力主张革除蒙旗的陈规陋俗，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留恋封建帝王专制一统的威严。德王承袭苏尼特右旗亲王爵位，虽然已是民国时期，但是他的头脑里仍然充满浓厚的维护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思想。1917年7月，张勋、康有为等拥戴溥仪复辟。德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手舞足蹈，希望将来能在溥仪的支持下，实现其政治“抱负”。不意几日后复辟就失败了。德王听到消息，痛惜不已。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紫禁城，又逃入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芳泽特为他安排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德王得知后，立即暗赴北京，拜见溥仪。溥仪转移天津后，德王又赶赴天津张园会见溥仪，行三叩九拜的“君臣大礼”，并把他带去的1万银元呈献给溥仪。
德王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正在积极推行侵华“满蒙政策”的日本关东军的注意。1929年冬，日本驻张家口大特务盛岛角芳等4人，潜入内蒙各地，进行拉拢德王的阴谋活动。
1932年3月，溥仪在关东军卵翼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改称“皇帝”)。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加紧对内蒙古地区采取了公开的军事占领和隐蔽的政治阴谋并举的侵略政策。继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急谋将内蒙古完全纳入它的侵略势力之下，使之成为伪“满洲国”的护翼和缓冲地带;同时，以内蒙古地区为基地，进一步实现其南北张弓的侵略图谋。德王也加紧与日本勾结，妄图实现他成为“蒙古帝国”皇帝的政治野心。
同年，日本特务目来苏尼特右旗“游历”。在德王掩护下，潜入德王家庙，冒充喇嘛，长期进行搜集情报和为德王与关东军联系的特务活动。同时，盛岛角芳等也潜来苏尼特右旗，加紧与德王勾结。德王要求日本关东军给予武器支持，以扩充蒙古武装的枪械，并秘密派遣他的亲信补英达赖去长春，同关东军部联系接洽购买枪支弹药。1933年7月，德王赴百灵庙联络乌兰察布盟盟长蕴端旺楚克等，共同创导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并以锡、乌、伊(克昭)3盟各旗王公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又派遣尼玛鄂特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
1934年，国民政府批准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指定何应钦为指导长官、赵戴文为副指导长官，蕴端旺楚克为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蒙政会”大权完全操纵于德王一人之手。
这时，隐藏在德王身边的关东军特务目当即回日本报告。不久，他带着前川、野中等日本特务向德王赠送收音机、电台等礼物。在苏尼特右旗和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两地设立日本财团法人“善邻协会”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搜集情报，拉拢蒙古王公等阴谋活动。不久，驻张家口日本特务盛岛角芳再次潜来百灵庙，告诉德王说：“关东军叫我通知你，准备无偿送给你步枪两千枝，现已运到林西，请你派汽车运回。”
德王在暗中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仍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同年8月，德王派陈绍武赴庐山会见蒋介石，要求给“蒙政会”拨发经费、武器、电台等物资。为探询蒋介石的态度，陈绍武故意告诉蒋，日军不久要西进，攻打察东，并要求德王予以协助。请示蒋如何对待这一事件。蒋除批准拨发经费物资外，指示准予拨给“蒙政会”经常办公费每月3万元。对日本进出西蒙与德王联系的问题，指示德王对日本人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同年10月，日本驻天津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前来会晤德王，德王要求他给予军事装备支持。
1935年，日本关东军为全面控制德王，送他一架6人座的飞机，并派遣两名日本军人充当专机驾驶员和助手。9月，关东军参谋副长坂垣征四郎偕渡边大佐等飞来锡盟，会见原盟长索王和德王，商谈日本军进驻锡盟和进犯绥远省的计划。德王提出：“乘日本进军绥远地区之机，希望日本帮助我把东西蒙合并起来，早日建立'蒙古国'，完成蒙古独立建国的大业。”坂垣当即答复：“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是愿意帮助的。但东部蒙古是满洲国的领地，我无权答复。但是为了你们筹备蒙古建国，我可先派三个日本顾问来帮助你们。”索王听到这里，马上严辞拒绝：“这不是满洲国第二吗？”坂垣看到索王坚决反对，会谈无法继续下去，便说：“那么，我们以后再详细研究吧！”此后，德王便单独与日本关东军加紧“日蒙合作”勾结活动。
1935年10月，日本关东军派中岛万藏、中泽大喜和投靠日寇的蒙员陶克陶、金永昌到百灵庙，促德王赴长春与关东军新任司令官会谈。12月，德王到伪“满洲国”新京(长春)，会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副参谋长坂垣等人。德王在会谈中再次提出不赞成将内蒙古东部盟旗划入“满洲国”，要求日本帮助先搞个内蒙古独立局面，再建立“蒙古国”。关东军驻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浦亦迎合德王说：西部蒙旗不满意“满洲国”对待东蒙的现状，希望搞一个蒙古“独立”局面。坂垣当即回答：“好！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先送给你们日元50万元。”接着田中隆吉补充说：“还给你们五千枝枪，作为扩充军队用。”
在田中隆吉等参加下，德王与伪“满洲国”总理、军政、外交、宫内等大臣会谈，缔结“满蒙合作协定”。其后，德王征得关东军允许，前去拜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德王的忠君思想很浓厚，1934年，在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时，他特意穿上清朝时的蟒袍、马褂，戴上朝珠、顶戴，在溥仪画像前叩拜拍照。还派人专程赴伪满，将照片送给溥仪，表示忠心。此次他见到溥仪后，先行了三跪九拜的“君臣”大礼，祝贺他又登基称帝。德王问溥仪：“日本人待皇帝怎样？在我们那边日本人气焰很嚣张。呼伦贝尔盟总管凌升被日本人杀了。”溥仪当即说：你的话太硬了。会见即终止。
日本关东军为笼络德王，指示溥仪封德王一个“亲王”尊号，于是，德王被封“武德亲王”。
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王府后，即与浦等日本特务人员共同策划，先在察北建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继而又组建“蒙古军政府”。
1936年2月，百灵庙“蒙政会”保卫科长云继先等，在缓远省傅作义部军事策应下，率保安队官兵千余人起义。从此德王与国民党当局公开分庭抗礼，明目张胆地与日本勾结。同年5月，德王在关东军指使下，先后召开“蒙古大会”，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德王任总裁。
1937年夏，德王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12月，在张家口出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长。但是，这个“委员会”完全由日本驻张家口军部和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所把持。
日本对伪“满洲国”和伪“蒙疆”傀儡政权的经营，开始主要是准备作为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后来则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大陆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秋，金井章二率领德王等“蒙疆联合委员会”成员赴日本东京等地访问。德王在会见东条英机和坂垣征四郎时，要求日本人帮助他扩大政权范围，实现“蒙古独立建国”。过了几天，坂垣答复说：现时机还不成熟，俟将外蒙古收复，实现内外蒙古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
1938年出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后合并“察南自治政府”及“晋北自治政府”而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领有巴彦塔拉(今黄河北岸前套平原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所辖相关旗县区)、察哈尔、锡林格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今鄂尔多斯)等五个盟与晋北(大同)察南(张家口)两政厅。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名义上归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所辖，实际则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在日本和伪满洲国驻有单独的外交机构，悬挂其“四色七条旗”，汪伪与伪蒙疆自治政府双方在界限两侧分别设卡，征收关税、过境费，人民出入边境则需要办理“出入境证”。[2]
1941年2月15日，德王赴日，参加祝贺日本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典礼。他仍然妄图实现其“蒙古建国”的梦想，为此曾分别拜见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近卫文麿等人。当时日本首脑们没有给予他明确的答复。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了强化对德王和伪蒙政权的控制，同意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易名为“蒙古自治邦”。德王任主席。从此，德王与溥仪这对“政治孪生兄弟”，更加死心踏地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工具。
1942年4月12日，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德王赴新京(长春)参加庆祝活动。这次访问伪“满洲国”，溥仪在东便殿接见他时，不用君臣礼节，而以“蒙古”政权首脑的礼仪相待。在宴会上，溥仪亦改称德王为“贵主席”了，但是，德王在溥仪单独召见时，仍伏在地上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宴请德王。德王致辞说：“饮水思源，实深感激。今后我蒙古愿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诚心诚意地献出我们所有力量，为东亚大理想、皇军大胜利而努力！”
虽然，伪“蒙”、伪“满”政权，都是日寇直接操纵下的两个傀儡组织，但是，德王与溥仪，为争夺内蒙古东部盟旗疆域的隶属，时常明争暗斗。德王访“满”归来，向日本驻“蒙疆”军部司令官莲治藩提出，要求把“满洲国”辖属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个盟旗的地区，划归“蒙古自治邦”统辖。莲治藩当即答复说：“满洲国是蒙疆政府最亲密的盟邦，目前还不宜有此交涉。皇军赫赫战果，不久会结束支那战争，那时皇军就会替你收复外蒙古，你就是全蒙古的大皇帝了。”
此时，日本为加速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步伐，并强化对“满”、“蒙”伪组织的控制，在日本设立“兴亚院”，在“蒙疆”设有联络部，成为日寇统治“蒙疆”地区的最高指挥机关。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成为凌驾于伪“蒙古自治邦”头上的太上皇，他操纵“蒙疆”的军、政、财、文各项大权。兴亚院联络部长官和原有的伪“自治邦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等，也都是站在德王头上的主子。因此，德王与日本统治者之间的磨擦时有发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他便使出“狡免三窟”伎俩，通过国民党在张家口的军统特务，暗中与重庆的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愿脱离伪“蒙疆”去重庆。蒋复电嘱他：“仍留蒙疆，忍辱负重，以图将来。”蒋给他的这一指示，不仅成为他与日寇勾结的“护身符”，而且，1945年日本投降后，德王又以此为由，赴重庆向蒋要求“东山再起”。
1944年，德王看出日本行将失败，他便积极扩充伪军力量，并与伪“满洲国”兴安警备区蒙古武装头目密谋策划，待日本失败后，将内蒙古东西部合并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和伪“蒙疆”随之彻底垮台。在八路军包围张家口时，德王随同缴械的日军由张家口逃往北平。
同年9月，德王偕李守信、吴鹤龄等飞抵重庆，面见蒋介石，“陈述内蒙危机拟具措置办法三项”报告书，向蒋要求重建“内蒙古高度自治”政权。蒋介石当即拒绝，指出，他在伪“蒙疆”时的所作所为，为大多数中央官员所不能谅解。又告诫他：“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求得“不咎既往”，从宽对待，蒋答应每月供给“15万元生活费”，令他迅速返回北平做“隐居”的寓公。
1949年1月1日，德王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逃往南京，后来又窜到内蒙古西部，纠集李守信等旧部，妄图取得美国支持，再次筹组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19日，绥远傅作义部军政人员接受和平解放，兰州、银川等地亦相继解放。德王在定远营刚刚组建的“蒙古自治政府”人员惶惶不安，内部分裂。12月，德王等越界进入蒙古国乌兰巴托，寻求“政治避难”。
1950年春，中苏、中蒙友好条约相继签订，同时公布德王、李守信等为伪“蒙疆”战犯魁首，即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逮捕入狱。同年9月18日德王等被引渡回国，走上历史审判台。德王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监狱之时，与此前已关在该监狱服刑的伪“满洲国”头号战犯溥仪，又成了狱中的“难兄难弟”。此后，他们经过改造学习，思想得到感悟，痛悔认罪。于1963年春同时获准特赦出狱，被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曾主持编成《二十八卷本词典》(蒙古文)，著有晚年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966年5月23日在呼和浩特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