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喜欢复仇故事？
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譬如荆轲刺秦王，乃是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日本却不以为然，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
日本人喜好复仇故事。复仇，一听就诱人，更是武士小说的传统主题，远胜过爱情。
井上厦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日本笔会会长，卒于2010年。他曾说过：复仇，这种故事类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日本人尤为偏爱。他自己就写过复仇的戏剧，长篇小说《吉里吉里人》也是写复仇幻想。更早些的菊池宽(小说家、出版人)迎合大众的喜闻乐见，擅长写复仇小说，如《复仇禁令》《恩仇彼方》《复仇三态》。当代小说也常以复仇为题材，例如垣根凉介的长篇小说《野魂》。
复仇，日语通常叫“仇讨”或“敌讨”，这是要杀人的，一命抵一命。不杀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充其量是报复罢。
日本历史上复仇事迹多，报恩故事少。民间传说有龟报恩、鹤报恩，然而人总是不守信，总是要窥见，结果就不欢而散。人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独自活，便蒙受太多的恩惠，父母养育之恩，师恩友恩，以及莫须有的比山高比海深的恩。
中国讲报恩多于复仇，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主旨是报恩而不是复仇，譬如荆轲刺秦王，乃是士为知己者死，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深仇大恨。中国总觉着自古有恩于日本，日本却不以为然，这两个民族恐怕就难以想到一块儿去。
大唐年间，张审素受贿事发，杨万顷处理，审素受死，家属徙边。开元二十二年(734)，审素之子张琇遇赦回京，尚未成年，和弟弟张瑝一起刺杀杨万顷。皇帝李隆基嘉其孝心，不予法办，但司法部门不同意，坚持执法。张琇被处死，有人诔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
就是这一年，一个叫井真成的日本留学生死在长安，皇上哀之。前一年(733)，日本第十次遣使来唐，留唐十八年的玄昉和吉备真备随船回国，说不定张氏兄弟复仇的故事也传到日本。复仇冒法与徇孝忘身是复仇的千古矛盾。复仇带有一个情字，很容易打动人心，况且人们也借以发泄对恶势力及当权者的怨恨，这正是武士小说有读者市场的根由。
复仇或许是人类具有了血族意识以后所形成的本能，而作为伦理思想，日本的复仇思想也可溯源于中国，即《礼记》有云：父仇不共戴天。江户时代更崇尚朱子学，何止于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强盗变武士道
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独霸天下，自此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长达二百六十年，史称江户时代。所谓“时代小说”，大都以这一时代为舞台，且译作武士小说。
江户时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士(武士)是领导阶级，即便写市井，也少不了武士登场。武士有一个特权，他们才可以腰间插两把刀，一大一小，就叫作“大小”，有特权也有义务，那就是用刀警备。天下太平，武士不再是诸侯争天下岁月的战士，平常日子里行使武力，无非三样：斗殴、滥杀、复仇。打架斗殴是勇敢的象征，遇事不敢上前是懦夫。着火和打架就成了江户两朵花。
庶民(农工商)言行无礼，有所冒犯，武士可拔刀砍杀，以示领导阶级的地位及名誉是不容侵犯的，并借以保持身为武士的胆气。家康百条遗训有这样的训诫：登记在案，可如愿为父母复仇，但不许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只许子报父仇、弟报兄仇，不许反过来。因受辱而自杀，不可为之雪恨。
复仇成风，幕府认可复仇，大概也意在把复仇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幕府派在京都管理朝廷事务的官员板仓重宗曾指令：可以在京都内外为父报仇，但宫廷禁地附近及神社、寺院之内不可。所谓家康遗训出现于江户时代初期，真假莫辨，而板仓重宗的这条指令是唯一现存的有关复仇制度化条文。
日本历史上有两个统治者成功地利用汉文改造了日本人的思想，即圣德太子和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并不爱学习，但他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执掌国柄后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家，把注重大义名分的朱子学独尊为官学。
武士本来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也鼓励他们学习、修养，把自己改造成“士大夫阶级”，渐渐产生了武士的伦理道德“武士道”。说话、着装、发型乃至酒的喝法都有一定之规，必须经常保持武士的矜持。谚语有云，武士饿着肚子叼牙签，此之谓也。战争年代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而和平时代，人生的问题不是生，而是死。因和平而难得一死，为维护名誉提供了机会。
名誉，面子也，要面子的事随时随地都会有，武士以此找死，杀人或自杀。对名誉的维护甚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如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里举例：某城里人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跳蚤在他背上跳，当即被劈为两半，理由简单而奇怪：畜牲身上才爬满跳蚤，把高贵的武士看作了畜牲，对这种侮辱岂能容忍。以名誉的名义，复仇由情谊上升为道德。
新发田藩(今新潟县东北)，1817年，久弥幸太郎七岁，父亲在酒宴上跟泷泽久右卫门口角，被杀。幸太郎十八岁，藩主赐他一把刀、二十两黄金，踏上复仇路。幸太郎不认识仇人，由叔父陪同，做苦工浪迹全国，最终在石卷(宫城县)附近发现了泷泽，出家为僧，但手杖里还藏着刀。
泷泽被孝太郎砍倒，残喘道：找一位有大名的学者把我们的事写成诗。孝太郎登门请求汉学家大摫磐溪：您若不写，泷泽就不能瞑目。大摫写了，但他的诗集中不见此诗，一说是孝太郎不满意，给撕了。泷泽年高八十二，幸太郎复了四十一年前的仇，菊池宽、长谷川伸都曾把此事写成小说。石卷市海滨立有一根方柱，写着“久米幸太郎复仇之地”，恐怕被2011年3月11日地震所引起的大海啸冲走了罢。
赤穗事件
江户时代历十五代将军，其中第五代德川纲吉(1646-1709)最好儒，推行文治。召集藩主办学习班，亲自讲儒学。在各藩立忠孝牌，弘扬忠孝。为扫荡战国时代遗留的杀伐之气，下令怜生，却搞得过头，打了对人狂吠的狗就被在左臂刺犬字，打死一只叮脸的蚊子也会被流放，人命为贱，结果被叫作狗将军，遗臭至今。偏偏有四十七个人公然向他叫号，给幕府出了一道难题，这就是赤穗事件，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复仇事件。
元禄十四年，即我大清康熙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01年，幕府派浅野长矩负责接待天皇派来的敕使。浅野是赤穗藩主，担任幕府的内匠头(管辖府内工匠)。在江户城(将军的城池，今皇居)里的走廊上，浅野从背后给了吉良义央一刀。
吉良职司幕府礼仪，浅野向他请教，但他嫌礼轻，不仅不指导，而且恶言恶语，令浅野怀恨。复仇故事从杀人开始，以杀人解决问题，把仇家树立为坏人，人神共愤，便有了基本价值观，惩恶扬善。仇家吉良义央在舞台上都被塑造为坏人。也有人肯定吉良，如菊池宽的《吉良的立场》、森村诚一的《吉良忠臣藏》。
将军所居，公事活动之际，即便怒从心头起，也不可拔刀行凶，所以浅野的举动很有点匪夷所思。或许表明了当时武士多么看重名誉，以及动辄拔刀行凶的风气之严重。纲吉得知此事后大怒，令浅野即日切腹，籍没其家，家臣都成了浪士，即丧家犬。武士带刀，斗殴很可能发展为武斗，所以幕府有一个规定：吵嘴打架，不问青红皂白，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纲吉罢黜贪官，改革弊政，整肃纲纪，而政治原理之一是赏罚分明，一碗水端平，但是令浅野自裁，吉良却像个没事人似的，这样的处理就不免偏袒一方。
赤穗浪士的复仇理由书咬定当时发生了口角，浅野冲动拔刀，幕府不惩处吉良，是为不公。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未明，大石良雄(通称内藏助，“忠臣藏”的藏也可能指他)率四十六名浪士杀进吉良宅邸，杀了吉良，割下头颅祭奠浅野，墓在东京泉岳寺。然后这些人并不痛痛快快地切腹，却是把状子递到府衙，要讨一个说法。
忠是封建制的精神基础，纲吉更格外倡导对主人忠、对父母孝，浪士们敢于为主子复仇，是“万山不重君恩重”的具体表现，若处以极刑，岂不就公然否定忠。可聚众闹事，夜闯民宅，实属于破坏秩序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国将不国。承认赤穗事件的正当性就等于幕府犯了错，需要给浅野平反。行事果断的纲吉也举棋不定，儒学家们展开一场大论战。议题无非唐朝论争过的：“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与“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
大儒荻生徂徕主张：其事虽义，于法不容，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武士之礼处罚，让他们切腹。一个多月后，将军下令，四十六名武士切腹;其中一人不知去向，这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想象的余地。其实，赤穗浪士并非单纯为主人报仇，也出于名誉意识，扬名并荣耀门第。果不其然，社会上一片叫好声，把他们捧为义士，而吉纲被定型为昏君，臭名昭著。
赤穗事件过后不久就搬上舞台，叫《假名手本忠臣藏》。“假名”是日本字母，“手本”是样板，“藏”就是仓库，所谓宝藏，这里是忠臣之藏，所以曾有人译作忠臣库，一仓库忠臣，足见其多。仿效竞起，以致形成了一个忠臣藏类型，甚而成为表现日本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假名手本忠臣藏》充满了义理人情，为庶民所好，似乎也导致《菊与刀》之类著述对日本观察有误，把舞台当作世间，虽然世间大舞台。现今忠臣藏故事也常见于书店，长演于电视，但出题考学生，半数答不上浅野内匠头长矩怎么念。
寻仇介绍信
江户时代各地藩主定期到江户参觐幕府将军，驻在江户，近乎人质，以此明确主从关系，集权于中央。藩主进京(江户)，一路招摇，像巡游一般，以致日本人迄今犹喜爱沿街观望长跑之类的活动。这样耗靡，割据一方的藩就没本钱造反。藩主们带来大批武士，使江户满街单身汉，兴隆了吉原等处的烟花巷。留守在家乡的婆娘或许一时把持不住，给丈夫戴上绿帽子，便惹来杀身之祸。
不仅杀淫妇，还必须杀奸夫，倘若逃走，那就要追杀。这大概是日本独特而愚昧的通奸处理法。我们的武松打虎是英雄，杀奸夫淫妇为哥哥复仇却触犯法网。日本人不追杀就丢了面子，被人笑话，对于武士来说，首先不是伦理问题，而是名誉问题。
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堀川波鼓》演的是彦九郎到江户驻在，妻阿种好酒，因酒乱心，和鼓师苟合。彦九郎跟着藩主的浩荡队伍回乡，有人向他暗讽其妻通奸怀孕。阿种的妹妹阿腾为了救姐姐，让彦九郎休妻，自己续弦。彦九郎的妹妹由良受牵连，被休回娘家，拿出嫂子通奸的证据，阿种自杀。彦九郎带着儿子和由良、阿腾追到京都，诛杀了鼓师。
容许寻仇私了，恐怕也是与警力不足有关。江户是人口百万的大都市，分为北町、南町，町奉行(京兆尹)掌控行政、司法、警察，手下各有捕快皂隶百余人，显然不敷用，只好由个人执法。而且各藩割据，藩里出了凶手，捕役不能越界追到别的藩，而个人以复仇的大义能通行无阻，走遍全国。
武士是上班族，立志复仇，须事先向所在藩府请假：父或兄被谁杀死，若置之不理，就丢尽了武士的面子，所以，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干掉仇家，云云。藩府把材料呈报幕府有司备案，然后停薪留职，藩府还可能给一笔费用，带上介绍信外出寻仇。
一旦杀死了仇家，有案可查，在江户也好，在哪个藩也好，不会被当作寻常杀人事件。但申请不是义务，若没有登记在案，就需要事后审查，属于复仇则无罪。复仇成功，回乡复职，还可能得到表彰，增几石禄米。父亲被杀，嫡子若不复仇，则不能世袭其职，继承家业。复仇之前，仇人一命呜呼，这可不是恶人有恶报，天助我也，而是复仇之志未酬，回藩也不能复职，不得不另谋出路。
复仇是正当的，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功率很低。《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由此算起，到明治政府下令禁止，千年复仇史，总计约一百四十余件。这些记录在案的事件是如愿以偿的，按成功率为百分之一计算，实际上复仇行为不可谓少，大都发生在江户年间。
武士社会的复仇还讲究一定的规矩与形式，比小说更离奇，乃至本来古已有之的复仇及剖腹竟像是江户时代所特有的两大风习。复仇有如民俗，给人以日本是复仇民族的印象。一些美国人认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就是报复1853年美国用炮舰敲开了日本锁国的大门。1945年日本战败，占领军担心被复仇，收缴日本刀，禁演复仇剧目，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等武士小说一度也被列为禁书。
感谢仇恨
与人结仇，一旦被杀了，也是丢面子，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便教人千方百计地逃匿，哪怕被视为卑怯之徒也无所谓。仇家逃之夭夭，不能像当今在网络上人肉搜索，寻仇非常难。曾有人统计，复仇所需时间平均约十年零三个月，真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最长的记录是东北地方有一女，七岁时母亲被同村的源八郎杀死，嫁为人妇，知情后决心复仇。由认识仇人的表兄陪伴，四处寻找，意外地发现源八郎竟然就在附近的寺庙当主持，从背后把正在喝茶的源八郎刺杀，这时她已经六十岁。藩主予以嘉奖，赏银十枚，问她：终遂本愿，今之所感。答曰：唯感谢仇恨。
两条腿跋涉，上穷碧落下黄泉，寻仇生活之艰辛，单凭感情恐怕是难以持久的。民俗学家折口信夫就说过：“只是为所爱的人雪恨，不可能这么坚持复仇。”错在父亲，也必须复仇，这是一个义务。复仇本来是个人的事情，但一旦得到藩府认可，并呈报江户幕府，性质就变了，由私变公，此仇非报不可。
武士是侍，是家臣，名誉不光是武士个人的事，也事关他所属的“家”——藩的名誉与秩序。复仇是美德，却也是责任，复仇者的命运为之一变。早日凯旋，风光无限，不然，这辈子为复仇而生，颠沛流离。时间能消磨一切，当初的激情也日益淡薄，反倒被复仇的义务所折磨，承受孤独与苦楚。没有非凡的意志，难免不半途而废。
1833年，酒井家的家臣山本三右卫门执勤时被盗贼龟藏杀害，女儿丽瑶决心复仇。叔父山本九郎右卫门愿意协助，但劝阻丽瑶同行，约定由弟弟宇兵卫和他，还有家臣文吉，三人外出寻仇，发现了仇家再叫上她。经年累月，走了很多地方，最后却听说龟藏又回到江户。九郎右卫门在神田桥外的护持院原抓住了龟藏。叫来丽瑶，九郎右卫门给龟藏松了绑，丽瑶大喝一声“替父报仇”，连砍三刀。龟藏血染夏草。
酒井家派来轿子迎接，对女性的义举大加赞誉。又鉴于宇兵卫中途脱退，沉溺于青楼，未参加复仇行动，决定由丽瑶继承山本家。九郎右卫门也增加禄米百石。森鸥外把这个事件写成了小说《护持院原复仇》，他让小说里那位弟弟在寻仇的艰难中发生疑问：这么消磨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历尽磨难？神佛真的会帮助自己吗？
复仇路上故事多。很爱写复仇故事的武士小说家池波正太郎说：复仇者和仇家都不断地濒临人生的悬崖边，逃走，追赶，展开必死的生活情景，那种状态也多种多样。不仅是他们二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以及环绕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时甚至在政治方面产生大问题，这样就不是单纯地描写复仇，而是当作种种环境中发生的人的戏剧所共有的主题。
武士小说里常写到“奉命讨贼”，执行主子的命令，或者杀奸夫淫妇，就不可以复仇。凶手要溜之大吉，当场杀了他，算作代权力处罚，亲属不可以复仇。复了仇，对方不能再反过来复仇。江户前期，山形有一个叫阿部弥市左卫门的，为人轻浮，被松井三七给杀了。弥市左卫门的弟弟与右卫门替兄报仇，杀了三七。本应到此为止，但三七的弟弟权三郎又杀了与右卫门。与右卫门的外甥重太郎又为舅舅复仇，杀了权三郎。权三郎的堂弟源八再追杀重太郎，下文不得而知。山形的藩主被幕府训斥：纵容这么杀下去，山形的男人不都得死光吗！
助太刀
见人复仇，即便请求，衙役也不许出手相助，只能维护现场，处理后事。复仇者和仇家都可以找帮手，叫作“助太刀”。特别是女人或孩子复仇，大都要请人帮忙，当然是和死者关系比较深的人，同仇敌忾。因为是助拳，不到万不得已的关头不出手。
津本阳有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史上有名的高田马场决斗：元禄七年(1694)，村上庄左卫门吊儿郎当，被六十多岁的菅野六郎左卫门训斥，怀恨在心，逼菅野决斗。作为武士，菅野不能不应战。第二天早上，去高田马场决斗之前，派仆人市助给堀部安兵卫送去一封信，托付后事。他们是同一武馆的好友。
安兵卫当即向主人告假，赶去助拳。虽然刀法已小有名气，真动刀却是头一遭，路上喝了几杯水酒壮胆。到场时决斗已经开始了。村上一侧有弟弟三郎右卫门和枪术师傅中津川祐见协助。村上和中津川夹斗菅野，三郎右卫门对付市助。菅野已多处受伤。安兵卫愤然上前，接连把对方三人砍倒。菅野被抬回去，不治身亡。后来安兵卫参加赤穗事件，四十七士当中唯有他事前实际砍过人，切腹而死时年仅三十四岁。
因喝酒下棋而闹翻，为偷情夺爱而结仇，事情一开始就是愚蠢的，整个复仇也不过是一场愚蠢的行动。支撑行动的是个人的面子和孝心，无从上升为国仇民族恨，给私仇一个台阶下，所以无化解可言。有时会说到正义，那其实是要求公平，即杀人偿命。赤穗事件归根结底也是为公平而诉诸行动。五味康佑获得芥川奖的短篇小说《丧神》写父亲与幻云斋比武被杀，哲郎太投到幻云斋门下，练成了本事，下山时回手杀死了送行的幻云斋，丝毫不像中国的武侠总要为情或义动摇、痛苦，用冤家宜解不宜结来升华思想性。
福尾某的两个儿子和家臣找森胁新右卫门报仇。家臣先混进森胁家，当上了持枪侍从，深得信赖。某日，两个儿子扮作刀商，被家臣领进门。但森胁虎背熊腰，两个儿子难以上前下手，败兴而去。家臣便坦白：你是我原先主君的仇敌，那两个刀商就是主君之子，多年来一直要复仇，昨日总算得到了机会，却不敢动手。请杀了我罢。森胁说：你是个忠臣，我照样用你，你可以伺机杀我。虽然有机会，家臣却始终鼓不起复仇的情绪。过了三年，森胁说：从今往后要死了心，给我当忠臣。家臣说：可我还是想去照看旧主君的孩子们。请辞而去。下文如何，未见流传，看来是不了了之，仿佛奴仆替主子化解了恩仇。
原野上的杂草
江户幕府日薄西山之际，儒学家坂井虎山作诗感慨复仇之两难：若使无兹事，臣节何由力;若常有此事，终将无王法。王法不可废，臣节不可已，茫茫天地古今间，兹事独许赤城士。
1873年2月，明治政府司法卿发布“敌讨禁止令”，严禁复仇。令曰：杀人是国家的大禁，处罚杀人者是政府的公权。自古有旧习，把为父兄复仇当作子弟的义务。虽然出于至情而不得已，但毕竟以私愤破大禁，以私事犯公权，因而擅杀之罪不可免。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72至76年撰写《学问之劝》，断然否定复仇行为，就国法之贵谆谆开启民智：破国法复仇的赤穗浪人“其形似美，但其实无益于世”，算不上义士。当时日本的政府是德川幕府，浅野和吉良以及浅野家的家臣都是日本国民，契约了遵从政府的法律，受其保护。家臣们认为裁判不公，为何不向政府提诉？即便是暴政，起初不受理，或者抓人杀人，但四十七个人拼命说理，什么样的坏政府也终将服理，处罚吉良，纠正裁判。这才称得上真正的义士。
过去不知此理，身为国民，却不顾国法之重，滥杀吉良，这是弄错了国民的本分，触犯了政府的权力，私下裁决他人之罪。所幸当时德川政府惩处了这些暴徒，圆满收场。若予以赦免，吉良家族必然又报仇，杀赤穗家臣。而家臣的家族又报仇，攻击吉良家族。冤冤相报无已，直至双方家族朋友死绝乃止。无政无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私自裁决之害国者如是，不可不慎。
但积习难改。1880年7月颁布刑法及治罪法，可复仇讨敌仍然被当作美谈。这一年11月一个叫川上行义的，二十七岁当兵，得知父亲被杀，便擅自离营，割下了仇人的头颅，仿赤穗故事，供在亡父墓前，翌日自首。报纸大加报道，很快被写成小说，搬上舞台。国法却容不得他，川上被判终身监禁，十五年后遇赦出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五十四岁时刺杀政友，以报宿怨，用的是武州名匠锻造的短刀，长九寸五分。被判刑十五年，出狱后又活了六年，寿终正寝。
长谷川伸卒于1963年，是小说家、剧作家，还开办作家学习班“新鹰会”，培养了村上元三、山手树一郎、山冈庄八、平岩弓枝、池波正太郎等一流武士小说家。晚年所作《日本复仇异相》，描述了一些特殊的复仇事例。有人说，复仇好似正义原野上生长的杂草，越是在人心中蔓延越需要法律努力拔掉它的根。武士小说本来以抗拒日本现代化为基调，更像是与法律作对，用所谓正义或人情扶植这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