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有多少国军将领投敌？

冈村宁次说，“和平阻力”为“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

有46名西北军将领投敌，几乎占到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

国军在抗战期间的投敌问题，一向为人所关注。有的网帖讽刺国军，“抗战时国军投敌人数竟然超过杀敌人数”，是为一大“奇迹”。甚至还有网友称，“抗战国民党投敌将军数百个，共产党一个没有”。那么究竟有多少国军投敌，又各自归属于谁呢？对于国军投敌问题，叶剑英说，从1942年孙良诚投敌开始，至1944年6月，“在抗战阵营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①后来，学者王侃、杨树标进一步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

在投敌将领中，军衔最高者为上将孙良诚，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所属的西北军也是投敌将领最多的一支军队，除孙自带的8名将领外，第128师师长王劲哉，与属下将领9 人;孙殿英、庞炳勋与属下将领11人;吴化文与部下数人，都先后率部投敌。西北军投敌将领共46人，几乎占到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②东北军的投敌将领人数仅次于西北军。东北军的鲍文樾(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将)等三人，在西安事变后寓居上海，因不甘寂寞而投敌。鲁苏战区的第89军副军长潘干丞等，则是率部投敌。东北军投敌将领计有11人。③其他投敌的国军将领多来自地方武装、军统、晋绥军、粤系或中央军。

在投敌中央军将领里，除了曾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在香港只身投汪;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在河南率部投降外，只有衡阳战役后，周庆祥等5人随方先觉被迫降日(后来大都反正归来)。他们仅占投敌将领总数的8%。④在这99人以外，还有数十名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的师长、团长投敌。如抗联第1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和政治部主任安光勋相继于1937年和1938年投降日军，为消灭杨靖宇部出谋划策。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先在1943年投降蒋鼎文，又在1944年降日。

1943年2月，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降日军。图为吴化文(左二)到南京受到汪伪要员褚民谊等人的欢迎。抗战中，国军投敌总数约50万，其中大都是杂牌军，中央军很少那些投敌的国军将领，有的是失意后，一个人做了汉奸;有的则是率所部投敌。很多投敌事件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当时日军加大了对敌后国军的压力。作为游击区的冀察战区、鲁苏战区崩溃，致使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两部4万人;冀察战区孙良诚所部3万人、孙殿英率所部1万人，全部做了伪军。⑤相继投敌的将领，究竟共带走多少国军，无法确知数量。

叶剑英在1944年时说，“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人，伪地方军约有四十万人，全国共计伪军约有七十八万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军投敌的。”⑥或许是以此为依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说，有“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⑦从以上资料可知，在各种原因下投敌的军事将领主要为“杂牌军”，中央军的大规模投降只有衡阳一次。

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⑧冈村的这一判断，是否合理，自可见仁见智。

汪精卫在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的陪同下检阅伪军。注释：①⑥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8、329页;②③④王侃、杨树标：《论1939—1945年国民政府军将领投敌之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⑤李桂屏：《抗战时期伪军众多原因的深层剖析》，《文教资料》2009年第22期;⑦《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50页;⑧《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