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 东林党争是隐没的明亡真相

东林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说起魏忠贤这个人，在羽翼未丰、初得恩宠之时，的确有可称道的一面。看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干吏，在边关危急之时，毁家纾难的等等作为，就知道为什么明熹宗对他会有“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评价。以袁崇焕的孤忠和耿介，都说他：“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其间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大抵不会是空穴来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阉党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树大根深，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貌合神离。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现在的一些商业文人，为了标新立异、摄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吗？！他在连续获得了昆党、宣党与及部分朝臣、戍边大将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恶罄竹难书，不是几场政治作秀、几篇锦绣文章就能遮盖的。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更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饕餮放横、并作妖孽，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为了巩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将一大批不满他的官员士子弄得惨死狱中(如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民间学院也被夷为颓垣败瓦。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串联客氏，喋血内廷，任人唯亲，严刑酷法，冒功掠财，箝制舆论，招摇挥霍已为学界共识。当代尤以韩大成、杨欣所著之《魏忠贤传》对其刻画最为穷形尽相。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谏官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除个别条陈略显酸腐无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称实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历代官家所擅长的把戏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执政集团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独霸坤纲、口衔天宪、羽翼丰满之前的所谓“亲民演义”、“英明果决”，正是以后变本加厉去蠹政害民的资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代价一：宽赋于民变成了宽赋于商，部分农民易子相食。东林党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乍一上台，就废除了工商税，可对农业税却是丝毫未减，反而有所暴增。据《明史-食货》载，东林党人得势时期，政府田赋占新饷(新饷亦称辽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的比重约95%，(换句话说，亦即是盐税、关税和杂项所缴之赋不足百分之五)远远高于阉党执政时期的63%和82%。每临前方战事吃紧，亡国之祸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税时，东林党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为借口，不向富商巨贾拿钱，反向广大百姓摊派。把明末清初的《西台漫记》、《广东通志初稿》与《陕西志》一相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矿主都富得流油(记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税赋却没有丝毫增加，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还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了，就干脆被东林党人指为“汉奸”，被罚充军戍边。理由是国家正在对满清作战，这个节骨眼上拿不出钱来等于间接助敌。

代价二：言论自由的主张成了当权派垄断话语权的王牌。明朝末年，有个叫张世则的官员，他为官清正，嫉恶如仇，曾弹劾陕西巡抚贪赃枉法，大快人心。后又弹劾吏部尚书卖官鬻爵，皇帝以挟私议贬，为权贵们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时，他施恩予泽，取信于白草诸番，一些少数民族纷纷自愿献地捐款，加入石泉县版籍为民。此外，他还富有文才，除公务外，便以著述为事。主要著作有《貂铛史鉴》和《大学初义》。张世则一生仕途不顺，因此对跻身宦达之事也就希望渐消，唯一所愿，不过是《大学初义》能够付梓刊行。然而最终这本书却没能得以出版，差点成了孤本残籍。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这本书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与及抨击时弊的内容了吗？都没有。是彻彻底底的正能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其学术见解与东林党首脑人物高攀龙相左而已。原来东林党所谓的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自己可以畅所欲言。草根屁民的见解与我不合，便是间接妨碍了我的言论自由，我就要让你噤若寒蝉。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

代价三：引义慷慨的外表成了东林党人士卖直取忠、贪墨腐败、里通外国的资本。

先说说李三才。据《明史》，李三才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在任上惩治矿监税使等害民之官最为得力，曾经几次上疏，言词激烈，谏请神宗皇帝“尽撤天下税使”。对于这样一位一度成为晚明党争焦点人物的封疆大吏，史传的评价是毁誉各半。一方面认为“三才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讳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关于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机权”，清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亦有评述：

(三才)又性豪华，疑不为清流所喜，而结客满天下。(顾)宪成之前，誉言以至，信其才真足办国家矣。或言，宪成过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陈百味。顾宪骇问，对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罗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纵类如此。

再谈谈钱谦益(1582年—1664年)，此人历任南明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崇祯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员，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史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这就是南明高级知识分子(东林党)的丑恶嘴脸。平常他人模狗样的教学生“食俭处贫，儒者之常”，让学生啃窝头、吃咸菜，然后自己弄一屋子金银珠宝;告诉学生“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让他们马革裹尸，为国捐躯，轮到自己以身殉节了，臭不要脸的跟妻子说“池子里水太凉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学生叨叨“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着多漂亮。然后自己秀一个比自己小三十来岁的小秘，整日介颠鸾倒凤、缠绵床第、风流快活。

读史至此，不得不让人浩叹：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诚正直与大义凛然，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贪墨腐败，渎乱人伦的资本。

代价四：一味强调自己的“先进性”，党见(禁)日深，排斥异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断。东林党主政中后期，屡次下发不准其他党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动的禁令。《明史·崔景荣传赞》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什么意思？就是说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被斥为“反政府”、“反人类”。黄克纉、毕自严、崔景荣等人，就是因为不肯加入东林党，而受其毁谤攻讦。

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一个政权的气运存续直接取决于帝王家们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而间接则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说如果统治阶级能自觉自愿的推进“士庶合流”，让百姓觉得自己通过努力以后，可以与士族阶级平起平坐，或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百姓能不拼死守卫这个给他带来希望的政权吗？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 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对科举制度作了如下评价：“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做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

但是现在“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被东林党剥夺了，你不是东林党或者你不认同东林党的宗旨，你就不能做官。为什么非要认同东林党的宗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因为东林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所以其执政理念也就得天独厚的长期带有“先进性”。

强弱有定数，逆顺有大体。苟非其人，虽强亦弱，苟安其人，虽弱亦强。千古盛衰，皆有来由。任何一个执政团体，上台之初，常常对百姓宣化政教，大言不惭的说团体具备自己所鼓吹的“先进性”。然而这种‘先进性’说穿了，并非因为统治集团内部有什么神秘的理论武器，而是开基立业之前两代人，往往知道民间疾苦，勤心庶民之政，方使“廉耻道消”、“四民迁业”、“毁誉乱真”、“贤者藏匿”、“直言蔑闻”、“上下相循”五大乱象消灭于萌芽之中，仅此而已。至于承平之日久，事主之心日骄，哪里还记得什么“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之类的大道理？所以说，如果没有有效的体制约束，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先进性”都不会长过二三十年。

东林党人愚蠢的以为自家的“先进性”可以长生不老，无怪乎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代价五：在用人上强化“君子与小人、圣人与禽兽”之论，在政治上强调“不为同道，便为仇敌”。其大患不仅为害当时，更流毒后世，令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下层劳动人民长期陷于“两末之议”。晚明东林党人作为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深受先秦以来儒家文化承载的熏陶和制约，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绝对化倾向。我们这里断言的“绝对化思维倾向”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与生俱来的一个思维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则主要肇源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讨论。简言之，当年孔子声称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宣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时候，就已经将人性简单地划分为两极，显露出在认识上将人性善恶绝对化之端倪。

东林党人提倡“圣人治国，君子入仕”，摒斥法家的“抱法处势”。然而大部分人既非君子与圣人，也非小人和禽兽，而处在这两者之间。此举无异于自绝于人民。事实上，韩非子在《难势第四十》中早就指出，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论证事理，因为代表禽兽的桀纣、代表小人的费、尤和代表圣人的尧舜、代表君子的伊尹、仲虺都是历史上两种极端的状态，是很少出现的，如果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就好比一个一百天不吃饭的人非要等待大鱼大肉一样，非饿死不可;针对论者“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善于驾车的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的比喻，韩非子反驳说，就如同等待善于游泳的越国人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些都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

(原文：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君不见，安德烈放浪形骸，巴顿谈吐粗俗，缪拉不拘小节，苏尔特贪财好利，步骘“种瓜自给”，阚泽“家世务农”，陈表“将家支庶”，张梁“未有知名”，刘基仇人之子，甘宁帝国之将，凌统使气杀人，胡综嗜酒如命，而拿破仑、孙仲谋能用之，此其所以致功也！正所谓“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时值乱世，用人更应该不拘一格，以便外除劲敌，内匡时弊。

东林党处世治国的理念如此苛求全备和片面极端，那么绝大多数具备偏才的士人就只能有两种选择了：其一，对其望而却步，敬而远之;其二，用厚黑打磨自己，装成圣人，以求拔擢。

其后涌现而出的“复社”，倒是挺有几个有骨气的文人，例如夏允彝、夏完淳、陈子龙等200余名骨干。但大部分，还是些趋炎附势之徒。史载虎丘大会以后，“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有人公开宣称：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均由张溥一人定夺。又说：“中式者皆复社之人。”于是人人争入复社，以为角逐势利之所。由此看来，则张溥之志，无非“乘时以自王而已”。

无论阉党也好，东林党、复社也罢，不过是真小人与伪君子之别而已。他们上台前后，无不反复干着五件事：1.强调本党派的利益高于一切。2.一味的重申自己党派的所谓先进性。3.垄断仕途，党同伐异，结党营私。4.贪墨腐败，渎乱人伦，大搞形象工程。5.提倡玄虚无用的“两末之议”。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此语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而今有些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甘心依附于七大利益集团之手，{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房地产开发商，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所言所行，无非为了讨主子的欢心，以便“下乱群情，上摇国是，邀握朝柄”，哪里是真心为了老百姓呢？！跟阉党、东林、复社不也是一丘之貉吧？（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