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去世后 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微妙
美龄的离去并不完全是因为健康原因。她与蒋经国已尽职尽责地履行他们向蒋介石做出的承诺，要好好对待对方，但他们都非常自以为是，并且在许多问题上想法相左，尤其是在同美国的关系上。在蒋介石去世后，有人说，她试图掌握大权。作为回应，蒋经国冷静地扮演了孝顺儿子的角色，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和美龄是多么不喜欢对方。
但是，蒋介石的医生们非常担忧，坚持认为他不能离开心脏监视器片刻，更不要说是进行一次晚宴。毕竟，前段时间他的心脏常常停止跳动，要靠他的医务工作人员帮他恢复心跳，而且这些情况发生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如果是他一个人在吃东西时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可能无法抢救他。
为此晚餐的所有细节都经过精心安排。在约定的时间，蒋介石坐在他的轮椅上，等待马康卫的到来。医务人员带着氧气瓶和急救设备，隐藏在餐厅的附近。“副官们”在附近焦急地徘徊。席间蒋介石的表情有点儿不自然，当他说话时，总是含糊其词，而且大口地喘着气。蒋夫人对马康卫熟练地“解释”她丈夫想说的话，但没有掩饰“总统”十分严重的病情。
在访问北京凯旋归来的数月里，尼克松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1974年8月的水门事件结束他了的总统任期。当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秘密谈话内容录音被泄露后，他掩盖共和党臭名昭著的盗窃行为也被曝光了。随着弹劾的迫近，他辞职了。“我们已经开启挡在中美之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门，”他在辞职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必须要确保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宋美龄
蒋夫人立即去会见他——不是为他在办公室留下的丑行，而是他关于中国的发言。她说：“打开大陆的大门确实是一件好事。”她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打开大门意味着自由进出。但遗憾的是，我所有同胞们却不允许离开这个国家。”
1969年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德鲁·皮尔逊去世后，他的继子将他的日记整理成书。一场书稿争夺战在各个大出版社之间爆发。皮尔逊成功做了几十年政治八卦专栏作家，他的全国知名的专栏和电台节目已经非常强悍了，但真正离谱的故事是他自己保存的日记。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在1974年出版了这本书。书中声称蒋夫人与温德尔·威尔基在40年代初曾有过婚外情，还声称，中方高级将领曾让女儿在战争期间陪美国军官睡觉以获得军事机密。蒋夫人非常愤怒，指示设在纽约“领事馆”的台北新闻办公室起诉出版商，并索赔数百万美元。两年后，此案解决，出版社公开道歉并承诺在以后的印刷过程中删除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材料。
1975年初，蒋介石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过这一次没有缓过来。在蒋介石临终之际，美龄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散漫的、充满愤怒的宣言，这个宣言长达32页，使用文言和朦胧的词语攻击美国。宣言中，宋美龄声称，美国已“萎靡不振”，其国际威望不断下降。她首先批判了美国缓和与北京关系的政策，但后来只是莫名其妙地谩骂一切：从美国的年轻一代吸食大麻和违禁药品，到年轻男性留着时尚的长发，再到波士顿的种族对立和福利欺诈。“伟大的美国梦变成什么样子？优雅地消磨时间，庄重地看待事物，刚毅、机智、慷慨的精神和礼仪——当我在美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些就是美国梦的精髓。”她抱怨道，“美国在1942年和1943年发生了什么，它的力量、爱国主义和感染力怎么了？”这好像是她指责美国没有帮助她的丈夫反攻大陆。
随着死亡慢慢临近，蒋介石把他的妻子和大儿子叫到床边，要求他们手牵着手，向他保证，他们会好好相处就像母亲和亲生儿子那样。1975年4月5日午夜，蒋介石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89岁。这天是清明节，中国人祭祖的传统节日。
这个消息在岛内传出后，就像是“强烈的情感地震”，一位台北哀悼者这样对比利·格雷厄姆形容。美国驻台北工作人员准备对华盛顿发五个字电报：“花生已种下。”但他们认为伦纳德“大使”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虽然他们是在开玩笑。
蒋介石最后在遗嘱中写道，他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孙中山的一个忠实追随者。美龄收到成百上千的吊唁，包括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亨利·福特二世、罗纳德·里根、葛培理牧师和美国第一个华裔参议员邝友良。
在蒋介石去世的几天后，士林官邸的园丁负责人方允浩(音译)在早上六点接到紧急电话——蒋夫人找他。在蒋介石卧病在床期间，他的副官已下令让方允浩用红色花朵取代士林官邸花园所有的白花，这是因为，中国迷信说白色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而红色是一个吉祥的颜色。宋美龄告诉园丁，葬礼将在几天内举行，所有的花草要改回白色，因为外国人来了，看到红花将会尴尬。“她很不高兴。”方允浩回忆道，“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办，但是为了‘国家’的面子，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我们必须改变花朵颜色。’”因此，方允浩全力以赴地把所有的红花都挖掉，及时种上白花。
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飞往台北代表美国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虽然有两个日本前首相到来，但美国是唯一派官方代表的国家，联合国未派任何人。美国政府原本计划派遣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如农业部长，但由于陈香梅的干预，在最后一刻才确定派纳尔逊·洛克菲勒。蒋夫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4月16日，葬礼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内举行。所有的“外交使团”都三人一组走上前对着蒋介石石像行鞠躬礼。蒋介石最喜欢的书都放在他的棺材内：《圣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唐代诗集和《荒漠甘泉》。蒋经国和蒋纬国陪伴在宋美龄身边，在盖棺一刹那，蒋夫人忍不住失声痛哭。她戴着墨镜，脸色显得苍白疲倦。蒋经国也失声痛哭。棺材被百合和白色的菊花包围着。蒋介石的牧师周联华宣读了第23章圣经诗篇，儿童唱诗班演唱了《上帝召唤你》。
由黄色和白色的菊花覆盖的灵车，开向蒋介石的避暑胜地慈湖。全岛默哀一分钟。行进在温暖湿润的春天里的送葬队伍长达40英里，众人边走边唱着挽歌。路边的桌子上摆满的熏香、水果、鲜花和蜡烛，它们按照中国的传统堆叠着。成千上万的人们排队站在路边。蒋夫人后来写道，“他们中许多人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以至于我的心也随他们而去了。我的悲伤在他们的悲痛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蒋夫人以为，匍匐在地的人们是因为敬爱他们的领袖而哀悼，但是他们情感流露并非为了哀悼独裁者，而是因为他们返回大陆的梦想就此破灭。
蒋介石的遗体被埋葬在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坡上一个正方形红砖别墅的庭院中央。他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提醒他祖籍在哪里，将来回归大陆了，他希望能迁葬回老家。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龄难以接受她丈夫的死。“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旅行。”她在写给艾玛·米尔斯的信中说，她仍处于悲痛中。
1975年9月17日，美龄离开台湾到美国“紧急治疗”。她乘坐的是松山机场的军用机，蒋经国和其他百名朋友、官员为她送行。启程之前，她发表了一篇散漫的演讲，这更像一篇告别讲话，而不是一篇短暂的旅行讲话。在她丈夫长期生病和他死后承受“巨大的悲痛”期间，她觉得自己的健康已经恶化。她没有透露疾病的性质，但是国外报道说，她最近曾两次因为乳腺癌而动手术。
她劝她丈夫的追随者保持信心。“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她引用《论语》中的话说，“……48年来我与‘总统’一起生活，我们互相激励，”她说，“现在我面对他温柔的笑容，我觉得他好像依然健在，而且还站在我身旁……当我闭上眼祈祷时就能看到他。”
当她在纽约治疗由六年前车祸造成的脖子和左腿的疼痛时，她被诊断患上了严重的带状疱疹。1976年4月，她不顾医生的建议，坚持回到台湾，因为正值蒋介石逝世一周年。在台北，她从浴缸中滑倒，撞击到头部。几个月内，她无法用她的左手，而且只能拄着拐杖行走。1976年8月美龄飞回美国继续接受治疗。她以假名在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检查了10天。9月中旬，她回到纽约，在长岛养病，孔家在长岛有房子，美龄在美国逗留期间都是住在那里。她由外甥和外甥女、霭龄的两个子女孔令侃和孔令仪以及医生、护士一起照料。
蒋介石把战败归咎于命中注定，但毛泽东能够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称蒋介石为“老朋友”。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认识上达成一致，就是台湾应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他们都没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高而欢欣鼓舞，也没有羞辱他昔日的对手。1976年，首先，周恩来总理逝世，随后，毛泽东的战友朱德将军逝世。接着，大地震袭击了河北省唐山，造成24万人的死亡。最后，在1976年9月9日，在标志着自己革命生涯开始的秋收起义纪念日，毛泽东逝世了。至于收复台湾，他说，这需要时间，由下一代努力去完成。
在美国，由于带状疱疹和以前受过的伤，美龄实际上已数月卧床不起了，现在她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走路。“随着连续理疗和锻炼，我感到身体有很大的好转。”她在1977年1月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说道。至少在精神上她已经恢复。在感谢魏德迈寄书给她后，她又拉回到她喜欢的话题上来，认为世界出现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状况。“自由世界的天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残酷、悲惨、束缚、灭亡。”她说，“我认为历史将证实我的思想和那些像我这样有魄力的人是正确的。”
1977年初，美龄觉得身体已经好了，便进行了一次长期的访问，对象是她的外甥孔令杰。孔令杰搬到了休斯顿，于1961年成立了韦斯特兰石油开发公司。尼克松先前的竞选活动就由这个行为很古怪的石油大亨所资助，这个石油大亨娶了个好莱坞女演员。蒋夫人和她的丈夫曾经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孔令杰实际上也在为这做准备，他在德州蒙哥马利购买了1500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造了具有精密安全系统和防弹玻璃窗的办公大楼，面积是他住所的两倍。还有一个庞大的地下核防掩体。这个4000平方英尺的混泥土建筑，深入地下70英尺，具有自身发电能力，它可以容纳1500人，并可以在里边生存90天。这里有日常生活的一切：起居室、工厂、办公室、健身设施、桑拿室、拘留室、医院、太平间以及尸袋。这个建筑一共花费2400万美金。
在德克萨斯州过了一段时间后，蒋夫人回到孔家在长岛的住处，事实上她是被隔离在那儿。她住在山顶，没有与当地民众混住在一起，她有自己的公寓，但是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走到林地散步。1978年春天，她没有返回台湾参加蒋经国“总统”的就职典礼。纳索县警方为她提供了特别的保护，当她到纽约市去看医生时，都有特工暗中保护。当她去理发店，都要事先安排，去的时候要用头巾遮住面部。20世纪70年代后期，蒋夫人住进孔令侃为她在曼哈顿东城购买的复式公寓。这套公寓位于八十四街的格雷西广场公园，离东河只有一步之遥。这套格雷西广场的豪华公寓有18个房间，包括7间卧室和8个浴室、私人电梯、仆人的宿舍、几个壁炉以及可以观赏东河美景的客房。在那里，她可以接待医生和她的朋友。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华盛顿将与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断绝与台湾的关系。虽然早就料到，但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还是很难接受。
1981年初，宋庆龄的白血病和心脏病病情恶化。宋庆龄病危时，要求见一见她的妹妹。宋美龄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台北方面拒绝了北京的邀请，台北方面仍然坚持对大陆政府的“三不”政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宋美龄非常热爱评论，上了年纪之后更甚，年龄虽在增长，其言辞却依然犀利。她经常给知心好友写些评论，大多都是往事，偶尔也有时事，都出自她自己独特的视角。
尽管双腿的病痛一直困扰着宋美龄，但是她不愿意使用拐杖。每当有人到她的多层寓所前的广场拜访时，她总要自己走下楼来迎接他们。她永远打扮得非常得体，思维敏捷，密切关注着华盛顿与台北方面的联系。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叹她在物理治疗中投入的精力。她从来不会告诉拜访者自己要接受的物理治疗有多痛多艰难。她展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做的运动比医生要求的还多。
无论宋美龄和她的继子蒋经国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但在80年代，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宋美龄的身体渐渐恢复时，年龄与糖尿病的问题却开始困扰蒋经国。50年代初他第一次诊断出糖尿病时，宋美龄就劝他戒酒，他也的确坚持了一段时间。不过蒋经国并不是一个十分听话的病人。尽管他一直对大众隐瞒自己的病情，但相关报道还是出现在海外华文媒体上。
1984年，一本名为《宋家王朝》的书在美国出版，迅速畅销。书中明显批判了宋氏家族和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作为回应，当局禁止该书在台湾发行，并在美国四处败坏该书及其作者史特林·西格雷夫的名声。据说宋美龄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她找来一帮美国朋友以及学术界人士反驳书中对宋氏家族和蒋介石贪污腐败、懦弱无能、残酷无情的控诉。
宋美龄长期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里，她的思绪经常回到与丈夫蒋介石在一起的半个世纪。她在1986年的一篇札记中写道：“那些局势紧张的日子，担心焦虑的日子，甚至吃败仗的日子总在我眼前像万花筒一般闪过。”1986年10月，宋美龄在美国待了十多年后，回台湾参加蒋介石的百年诞辰庆典。乘坐中华航空为她与她的随从准备的包机抵台后，宋美龄只做了简短的停留，然后又回到了纽约。
这一去就又是五年。
尽管已经接近百岁高龄，宋美龄仍然在台湾政坛有着长久而神秘的影响力。尽管她的支持者说她是支持改革的，她本人也总是宣称自己是民主人士，但她在公众场合的发言总是让人从相反的方面去解读。1986年12月初，宋美龄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评最近举行的地方选举粗鄙无礼，不登大雅之堂。她说，民主“不是从国外引进的枷锁，也不是资本，更不是武器，对我们来说，民主应该建立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之上”，她又补充说，“世上有速溶咖啡、速溶茶，却不可能有速成的民主，有也只是吹牛。”文章结尾说，一个“国家”最致命的敌人都藏在内部，其实很明显就是指那些“台独”积极分子。在对美国商会的演讲中，宋美龄批评新闻媒体，并警告说如果民主社会最终陷入混乱，台湾就会失败。听众的理解就是台湾如果真的发展民主制，也应该慢慢地发展，不可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