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不如日本仅仅只因差“两口气”？

导致清王朝垮台的武昌起义，虽然事出偶然，但是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必然因素，是日本因素。

武昌起义的实际发动者系“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武”之中，孙武、张振武都有留学日本经历，蒋翊武也拥有大量留日生好友。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腐朽的清政府是被中国留日生推翻的。

20世纪初叶，晚清留学潮如火如荼，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而且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要比留学日本的早好几十年，但为什么最后中国留日生成了大事？他们在日本学到了什么？

要弄清此由，时光还要倒推十五年。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国一败涂地。之后是戊戌变法，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但惨遭失败。中国与日本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日本能做到的事，中国做不到？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到底差在哪里？

于是，中国学子去日本寻找答案。

他们很快找到了，差在“两口气”：一是政治革变的志气，二是不怕死的勇气。

比起日本的课堂知识来，精神补给对这些中国留学生更具吸引力。

甲午战争是体制不及日本的政治失败，而戊戌变法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因为变法主流人群缺乏无畏的勇气。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他们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的勇气和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良心发现”“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中日精英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变法失败并不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归结于动手的勇气与能力。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转为革命党的中国留日生以“实言实行”启示：“君子动口亦动手。”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政治革变上，而在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上。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是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勇气和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中国留日生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

满清统治者决不会微笑着交出政权，必须像日本维新三杰西乡隆盛等人那样，对保守而腐朽的幕府政权以武力夺之。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这群中国留日生，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

辛亥革命后，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以致用”，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种子散播到中国。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他们的行事风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

此言基本不虚。我们前面提过，在日本遭受蒙元侵袭时，中国禅师东渡日本，助日本武士抗敌，并禅补日本武士道。六百多年后，中国饱受鞑虏蹂躏，到了日本武士道反哺汉魂的时候了。

携明治维新而闪耀的日本武士道，惊醒中国青年学子：

日本有和魂武士道，所以推动改革成功，中国武士已然绝世，所以百废难兴。败血的汉魂，必须要新生，汉民族才有可能重新站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说的其实就是精神的力量。

以日为师的中国留日生，迅速成为复活“汉魂”的新生力量。在大量的中国留日生群中，先秦华夏人的尚武精神回来了。落脚日本的中国学生领袖，从“断指将军”黄兴，到“鉴湖女侠”秋瑾，无一不受到武士道影响，骨子里都流淌着“铁血”。他们敢作敢为，立志以武力推翻专制的鞑虏王朝。

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中国全土，为奴隶于异种者，三百五十八年;黄河以北，为奴隶于异种者，七百五十九年。呜呼！黄帝之子孙，忍令率其嫡亲之同胞，举其世袭之士地，为他族所奴隶者，何屡见而不一。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这是1903年传遍中国大江南北的《革命军》段落，虽然书中有“异种”等字样，但是那里的“种族主义”，其实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的意思，并不是现在所言的“种族歧视”，所以其张扬的精神总归是浩然正气。

《革命军》的问世，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宣言：汉魂归来。

《革命军》的作者是一个年仅18岁的学生，又是英雄少年，同时也是中国留日生：邹容。两年后，他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最后一滴血。

可见，以史坚如、邹容这些血性男儿为代表的中国留日生，将“秀才造反”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勇武层次，组成了复活汉魂的生力军，所以才最终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赢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