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何都要出回忆录？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发表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他指责张、杨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责”，“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坏纲纪之举动负之”。他还标榜自己道：“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地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后，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蒋介石在溪口发表了《呈请国民政府赦张学良文》：“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限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又说：“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戏，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为了使西北有一个安定的局面，蒋介石于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张学良说：“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癒准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1)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2)(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

14日，蒋介石在溪口复函杨虎城说：“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然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察，余托米主任转达。”

19日，蒋介石再详函杨虎城，指责杨虎城说：“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布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

他进而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表示“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张学良回陕，“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三是认为杨虎城的主张“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要求杨虎城“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

最后他又威胁性地说：“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要陈布雷替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1日起记，直至记到12月26日。陈布雷在1937年的日记中说：“2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把每一天的主要活动记下来，把蒋介石的一些思想即内心活动也记下来了。这本《西安半月记》反映了蒋介石顽固地站在他固有的立场上，对西安事变提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认为这次事变是“几摇国本”。

蒋介石把这一事变列入“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第二，认为这次事变是“叛乱”。

开始，蒋介石“犹疑为一部之兵变”或中国共产党“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再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局部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扰”。而且蒋介石把它同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相比较。

第三，抱着顽固到底的决心，不愿谈判，不让向他提出条件，而且以死要挟。

蒋介石要邵力子转告张学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他一再表示所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什么“国家之正气”，表示要“成仁取义”。他还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这似乎是一封遗书，准备至死不改。

第四，随着瑞纳、宋子文及至宋美龄等人来陕做工作，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变化，答应了让他回京后，条件可以接受，蒋介石的话是这样说的：“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这本《西安半月记》的字数不多，仅一万多言，但字字充满了对西安事变历史真相的歪曲与对张、杨的仇恨，句句吹嘘他的所谓“坚贞不屈”与对张、杨的“不让步”，处处攻击事变会将历史拉向后退。这本书唯一可取的，是把每一天的活动记下来了，而活动的内容则完全按照蒋介石的立场与观点，加以杜撰。

与《西安半月记》相匹配的是宋美龄搞了一本《西安事变回忆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不让这本《回忆录》出版，但又无奈，最终还是让它出版。同《半月记》相比，这本《回忆录》就可以作为历史的参考。书中明显的有几个比较符合当时历史面貌的观点：

第一，关于事变的性质，宋美龄认为：“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关键也。”她进而分析说：“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所以对这样一个事件，要做到有正确的看法，宋美龄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第二，关于南京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宋美龄认为：“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觉得对这个事变的解决办法应是：“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第三，关于亊变的具体解决，宋美龄一一记下了她的活动：“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派端纳赴陕，托带手书私信给蒋介石，“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另又手书一信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在南京大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使人们相信“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为国家计，不得不呼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其安全也”;要黄埔出来的将领“于未明亊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派宋子文赴陕，实为打前站、探路，“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最后宋美龄亲自出动，其心情是“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见蒋后一再劝蒋介石“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告诉蒋介石“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

第四，关于同中共的接触。宋美龄先说一段：“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诉，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又说她同“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来)“长谈二小时”，她对周恩来的谈话“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第二天又交谈，宋美龄在攻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之后，还是提出所谓：“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这本《西安事变回忆录》比《西安半月记》多了1000多字，是一口气叙述下去的，许多文字比较符合历史面貌，而立场、观点仍同蒋介石一样，她借张学良的口，称事变为“劫持领袖之错误”，把蒋介石的作用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样的，把她自己在解决事变中的作用竭力地加以表露。更有甚者，把她与蒋介石的释放，吹为“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西安半月记》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在文字上的确有差异，这可能由于蒋介石身处其中，而宋美龄则旁观者清，也可能由于宋美龄与蒋介石均代表英美在华的利益，而宋美龄更亲近，更处在第一线;还可能由于宋美龄对张学良在几个历史关头均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如在东北拥蒋易帜、在中原大战中拥蒋率军入关、在九一八事变后替蒋背起了“不抵抗主义”的黑锅等)，了解张学良，谅解张学良。

正因为这两本书有差异，在国民党内部反响也不一样。陈公博的《苦笑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身边，他正专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贡献。‘我也这么想，你试说那毛病在哪里？’力子也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认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对力子贡献着，因他是一个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他也有责任的。‘你说得对。’力子很坦怀。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我责任不在宣传，自然不管这些闲事。许久我又碰见力子，我问他为什么还是让它这样矛盾，他说：‘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我有什么办法呢！’”

2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报告西安事变始末》，同时呈请辞本兼各职。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

不过，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应该说，蒋介石从“剿共”的位置转过来了，转到了抗日的位置上来。(来自史终如一的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