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学家司马光是如何评论三家分晋的？

《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为什么司马光会以这一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呢？因为三家分晋这一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司马光认为这一事件是真正礼崩乐坏的开端，是对君臣之礼的彻底破坏，所以他把这一有着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作为了整部巨著的开篇。后世的史家们，也把这一事件作为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岭。

“《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大意：周纪第一篇就从这里开始，记载了从周威烈王至周烈王三十五年间的大事件)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针对这件事，司马光发表看法说：我听说天子的职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大的，礼没有什么比区别职分更重大的，而职分没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什么叫礼？纪纲就是礼。什么叫职分？君臣上下就是职分。什么叫名位？公、侯、卿、大夫就是名位。就在这段文字下有面，司马光展开了长篇大论。

他明确提出，天子的职责就是守好礼，管好礼，以礼来治理国家。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不能逾越。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司马光还用大段文字阐述了周文王编《周易》时，把《乾》《坤》两卦放在首位，就是为了遵从尊卑上下的礼义关系。孔子为《周易》作注释说的乾坤己定的思想，都是在论述守礼的重要性，而礼又没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了。

对于周天子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痛心疾首。他说：痛心啊！因为周幽王、周厉王失德，而使周朝的政道一天天衰败，朝纲政纪散失毁坏，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权力衰落，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大体十之七八己经丧失。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宗庙祭祀仍能绵绵相延而不断，就是因为周代的子孙们还能恪守其名分的原故。为什么这样说呢？昔日晋文公有大功于周王室(以盟主的身份带头拥戴尊崇周王室)时，向周襄王请求死后能像王者一样用隧葬的礼仪，但周襄王没有允许，说：“这是天子不同于诸侯的礼仪啊！没有更代周室的德运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你所反对厌恶的啊。不然的话，叔父你自己有属地而尽可以隧葬，又何必来请示我呢！”晋文公由是畏惧而不敢违抗。由此可知，从周王室的属地来看，不比曹国、滕国大;以周王室管辖的民众来说，不如邾国、莒国多;然而，经历了数百年，周王室仍为天下宗主，虽晋、楚、齐、秦都很强大，却不敢侵凌于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名分还存在的原故啊！至于季氏在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始终不敢冒然行事者，哪里是什么他们的势力不足或者是什么于心不忍呢？只不过是他们害怕被安上冒犯名分的奸名，而使天下共诛之的原故啊。如今，晋国大夫侵暴蔑视他们的国君，瓜分了晋国，天子既然不能讨伐他们也就罢了，却还宠护加爵秩给他们，使其列位于诸侯，这就使得人人都知道，现今连区区名分都无法守住了，从而把名分抛弃掉，至此，先王的礼制己经丧失殆尽了。

或者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衰微积弱，韩、赵、魏这三晋却很强盛，周天子虽然并不想允诺他们为诸侯，但他又怎么能办得到呢？这种看法非常不对。韩、赵、魏虽然强盛，如果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诛伐而侵犯礼义，那么，他们就不会向天子请求册封，而会自立为诸侯了。而不向天子请准就自立为诸侯者，则将成为悖逆之臣。天下假如有像齐恒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就必然会尊奉礼义而讨伐他们。可如今是他们向天子请示，天子应允了他们，是受天子的册封而成为诸侯的，还有谁能够去讨伐他们呢？所以，韩、赵、魏这三晋能够列为诸侯，不是韩、赵、魏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呜呼！君臣上下的礼制既然己经败坏了，由是，天下人便以智谋和实力相争为英雄强主。这样下去，就使得圣贤的后代原来列为诸侯的，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被消灭的，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不被离散除灭而消失殆尽的。这难道不使人感到悲哀吗？

一声叹息，说明了司马光对周天子的失望，并认为周王室的衰微都是礼崩乐坏造成的。司马光的这一观点也一直贯穿到他对以后不少历史事件的评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