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邪教“一贯道”肆虐南京 汪伪官员纷纷加入

“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起源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最初主要在山东、广东一带传道。1925年，张光璧(又名张天然)接任“一贯道”总道首职务后，推动该组织在山东、河北一带大肆传播。

1936年，张光璧来到南京，投靠国民政府。该组织开始传入南京。“一贯道”荒唐地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经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社会上各界民众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在张光璧蛊惑的宣传下，南京民间有许多被迷惑的民众纷纷拖儿带女，举家加入该邪教。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在南京建立“三大坛”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一贯道”组织总道首张光璧投靠日伪，提出“万教归一”、“万道归日”、“联合有神论(日本)，打倒无神论(共产党)”的媚日、降日、反共口号，与日伪特务机关建立了密切关系。

该组织在日军的扶持下，达到极盛，全国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

日伪当局支持“一贯道”组织在南京大力发展，作为对南京人民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

1939年，伪“维新政府”统治时期，该组织已在南京建立三大坛：道兴坛来自天津道德坛，天一坛来自济南天一坛，慧光坛由杨慧楚所创。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一贯道”在南京有了新的发展，在南京建立了总堂——“崇华堂”。“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也被汪伪政府聘为“外交顾问”。

1941年，张光璧的小老婆、“大道首”孙率贞来南京视察道务，日伪当局派出伪警察、伪水警到车站、码头列队迎送，一时造成很大的影响。

汪伪官员纷纷加入

汪伪政府的政要，如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以及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警政部副部长李福久、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等人，先后加入“一贯道”，并担任要职。

比如，褚民谊担任“一贯道”南京总堂——“崇华堂”的董事长，在1944年以功德费名义，一次就捐给该堂45万元储备劵。在1943年由李福久介绍入道的孙祥夫很快就担任了“一贯道”的点传师与“崇华堂”的董事。孙祥夫还邀请张光璧两下江南，到南京传道。

张光璧回信说：“京汉亲友屡次敦请，余亦有意南游，借以得与先生等会面，罄叙阔别，实是余之素怀，只以事多纷繁，未能早日成行，以待将来。……先生顾及道务，将来诸多费便，意思很好。……似欲引陈上岸一节，可见贤契筹划周到，可其酌之，商酌办理为盼”。

据有关专家分析，张信中的“引陈上岸”，很可能是指他们正谋划将汪伪第二号头目陈公博拉进一贯道。

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取缔

在日伪当局的支持下，“一贯道”在南京社会各界大肆宣扬汉奸理论，扩充组织成员。遭受过日军大屠杀惊吓又找不到出路的南京部分市民为求“避灾”、“求生保命”，纷纷入道。

该组织又推行“一人入道，全家皆为信徒”的传道方法，只要有一人入道，全家中从老到小，从男到女，包括吃奶的婴儿，都成为其成员。因而该组织发展迅速，在南京城内外各区设道坛数十处，号称道徒10万，成为日伪控制南京时期南京地区最大的邪教组织。

南京的“一贯道”还将其组织与影响积极向南京周边地区扩展。

日本统治南京的近八年期间，是“一贯道”邪教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在抗战胜利后，这个邪教组织的成员有不同的表现与归属。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该邪教才被彻底清算与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