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刺杀之王王亚樵的“四大金刚”后去哪了
民国年间,王亚樵的大名可谓声震天下。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
他的身份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
其实王亚樵不仅自幼习武,还曾经中过秀才,甚至当过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其文采也相当不错,从他曾写过的一首词《念奴娇.西江烟雨》就可见一斑: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蒋介石一提起王亚樵,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王亚樵于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十万之众。当时上海滩的几乎所有人力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这帮人力车夫整日混迹街头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为斧头帮的势力扩散提供了很大帮助。
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
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王亚樵在警告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旗鼓抗日复仇。
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军校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老婆佘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佘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四十九岁。
鲜为人知的是,王亚樵的斧头帮以及抗战时期组建的铁血锄奸团骨干“四大金刚”,解放后均在人民政府任职。
“四大金刚”中,郑抱真负责联系、行动及武器保管;余立奎负责军事;余亚农负责政治;华克之负责锄奸。
1936年王亚樵在广西梧州被军统特务杀害后,郑抱真回到家乡寿县组织抗日武装,担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1938年秋,率部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新四军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淮南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苏皖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在抗战的长期艰苦岁月中,郑抱真始终不渝地执行党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积极扩大人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赢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1946年8月,郑抱真率部奉命北撤,历任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副主任、政委,华东驻通化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1949年解放后,郑抱真先后担任新中国首任合肥市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第一秘书长、安徽省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2月病逝于上海,享年57岁。
余立奎1935年由于参加行刺汪精卫的案件在香港被捕,1936年被引渡至南京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遭到长期监禁至1948年释放。1950年任南京救济分会监委会副主任,并由李济深先生介绍任民革南京分部常务委员。1951年余立奎先生回安徽后,历任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第一、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967年去世,享年78岁。
1938年春,余亚农任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5路指挥。因余亚农与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合作较好,遭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忌恨,同年冬自卫军为广西军黄瑞华、蒙若刚部包围缴械。余亚农被逮捕后,经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及社会人士营救始获释,在淮北经商耕地,以资糊口。李品仙、廖磊数次说其出山,均遭拒绝。日军投降后,余亚农应中共华中局邓子恢之邀,赴苏北与蔡蹈和、郑抱真等共商大计。回沪,经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民主同盟,复以“民革”名义开展兵运工作。1949年冬,余亚农与中共地下工作者一起在宁、沪、芜间进行策动起义活动,以协助大军渡江。解放后,余亚农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副省长等职。1959年去世,享年72岁。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在余亚农病危时,根据他本人的请求,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7年5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反动势力的追杀下,华克之奔赴延安,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同年5月4日,他在毛泽东面前立下了“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想出头、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不”誓言,并用“七不”誓言激励自己的一生。1939年,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派遣下,受廖承志和潘汉年同志的直接领导,华克之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他多次出生入死、深入虎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使命,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华克之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后受潘汉年冤案的株连,长期蒙冤受屈,但对党的信念和人民的热爱始终没有动摇。1998年1月7日,96岁的华克之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