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明朝奇耻大辱——土木堡惨案这样酿造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御驾亲征瓦剌的明武宗朱祁镇，被瓦剌可汗也先围困于土木堡，是日深夜瓦剌军总攻，明军全线崩溃，号称最精锐的数十万明军三大营，顿时被打得灰飞烟灭，仅骡马损失就达二十多万匹，兵器火药损失更无算。战场的尸首堆积如山高，贵为天子的明英宗，更是惨遭俘虏。明朝名臣李贤更在其《顺天目录》里悲愤得慨叹：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胜于此者。

这是大明王朝建国以来，最为惨痛的奇耻大辱。这场载入史册的悲剧，便是“土木堡之役。”

历经开国之后，数代帝王励精图治，且不断打造盛世图景的大明王朝，为何会这样轻易一战摧锋，落得这般狼狈的失败？封建时代的史家门谈及此事，大多将其简单归位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好大喜功，以至贸然亲征，自取其辱。而细究起来，事情却没这样简单。

一：宦官从此腰杆硬

说句公道话，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之所以沦落如此，不止是他个人错误。他那几位英明神武的“仁君”父辈们，好几个都前后给他挖了坑。

而第一个该负责任的，恐怕得是明英宗的曾祖父：永乐皇帝朱棣。朱棣的一大功业，便是削藩，但这事执行下去，却有一条做过了头：当初朱棣削掉了手握重兵的宁王，将其迁至南昌养老，但是宁王先前的属地大宁，却被朱棣废弃，另一重镇东胜卫，也被东迁到内地。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明朝建立于元朝古都上的重镇开平卫，从此独木难支，也不得不于宣德五年（1430年）内迁。原本巩卫“九边”的一大屏障，至此不复存在。

而在明英宗的父亲，即宣德皇帝朱瞻基时期，这位帝王虽然少年时即跟随祖父出征，但骨子里并非锐意开边的人物，他曾经有首诗赠予边将们：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也就是把家门口守好就行，不必大规模征缴。

这话道理没错，执行起来却生硬，这时的蒙古草原，正出现了一个大巨变：瓦剌迅速崛起，除了击败鞑靼，独霸草原外，更扶植了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蒙古三部间的战略平衡，至此被彻底打破。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承瓦剌可汗后，自称“太师淮王”，成为草原实际统治者。这以后的也先，四处南征北讨，向西攻克哈密卫，向东控制辽东女真部落，已经摆出全面压制明朝的架势。

而对这日益临近的危险，明朝君臣上下，始终坚持“安边持重”的战略，更没把瓦剌放眼里，连哈密卫沦陷，都坐视不救。虽然长期以来，瓦剌一直采取与明朝通好的政策，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但以也先的野心，这场较量迟早要发生。

而除却上述外因外，另一个酿造悲剧的内因，其责任，更被后世史家多归罪于明宣宗：设置内书堂。即在宫廷里设立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

在明朝宦官权力演变史上，内书堂的设立，堪称是个分水岭。原本宫廷的宦官们不识字，而且对国家大事，也极少有参与权。即使朱棣在位时期，宦官权力提升，获得的也不过是诸如出使，镇守等职权，核心的国策运转，宦官们无法染指。

但内书堂设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从这里学习出来的宦官们，大多清一色分配到一个单位：司礼监。也正从此开始，当内阁有了“票拟”大权后，宦官执掌的司礼监，也同样有了批阅回复奏折以及盖章的职权，也就是“批红”。

在后世眼里，明宣宗的此举，是明朝“宦官专权”景象的关键一步：正是从此开始，原本只是打杂部门的司礼监，具备了国家核心决策的参与权，地位大大提升，更成为宦官机构中最位高权重的部门。

但是在明宣宗看来，此举却很有必要，因为司礼监这个特殊部门，其兴衰本身就与内阁相始终。早在朱元璋在位时代，正是在设立内阁的同年，增设了司礼监这个部门，彼此就是相互制衡的结果。

而随着内阁有了“票拟”大权，司礼监的职权，也要水涨船高，如果说内阁已经成了国家运转的发动机，那么司礼监就成为必须的掌舵操纵装置，两相配合，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国家才可运转稳定。

然而这时的明王朝，无论“内阁”还是“司礼监”，都还处于初步完备的阶段，相互之间的协调运转，更需有个磨合期。倘若是个成熟稳重的帝王执政，还能确保平稳过渡，偏偏明宣宗三十八岁那年过世，即位的朱祁镇，只是个九岁孩童。操纵这个刚刚进入磨合期的政治体制，必然要出麻烦。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正统”年间开始后，明朝这种司礼监与内阁相互制衡的运转体制，逐渐就变得严重失衡，司礼监一家独大，甚至压倒百官，宦官王振更权倾朝野。也正是在他的撺掇下，明王朝也最终做出那个疯狂的决定：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只有在一个行政运转严重不正常的体制内，才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一幕。

而对这样的麻烦，明宣宗在弥留之际，也不是没有预警，他的应对办法，就是留下一个强大的辅政团队：除了行政能力卓越的“三杨”阁臣外，另有永乐年间的老臣礼部尚书胡滢，以及战功卓著的名将英国公张辅。这样一个文武荟萃的强大阵容，按说足够确保朝政稳定。

而除了五位大员外，明宣宗的母亲，即太皇太后张氏，更有决断国家大事之权。这位张太皇太后，是明朝少见的女政治家，素以贤德著称。哪怕辅政团队不争气，张太皇太后也足以压住局面。

而在正统元年，明王朝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内阁完全执掌了“票拟”大权，正式确立了百官核心的地位。从这时看，明王朝的内部政局，依旧运转正常，后来那场耻辱的浩劫，也丝毫没有征兆。

然而最大的漏洞，在这个辅政团队初步确立时，就已悄然暴露。

二：教书先生王振逆袭

从表面看，明宣宗的这个人事安排，已经近乎完美。

可真运转起来，却未必这么回事，首先是年龄问题，“三杨”当时已垂垂老矣，朱祁镇登基时，就连最年轻的杨溥，都已有六十三岁。胡滢和张辅，更是永乐皇帝时期留下的老臣，这个核心执政团队，年龄严重断层。

而作为小朱祁镇身边最亲近的宦官，王振的年龄不详，却早就是蒸蒸日上的新势力。他长期陪伴小朱祁镇，与小皇帝感情极深，深得宠爱，而且这人性格狡黠，很会来事，早已暗地勾连了各色关系网，权力扶摇直上。自从朱祁镇登基后，更很快取代了先前的司礼监太监金英，成为宦官界的首席人物。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这个王振并非是不学无术的草包，早年虽说学业不成，只是个教书先生，但典籍中的权谋学问，也都用得圆熟。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朱祁镇极小的时候，他就负责督促其学业，更并非像诸多史籍所说，成天撺掇小太子不学好，相反学业抓得很紧，发挥其教书先生出身的行业优势，把小朱祁镇教育得有模有样，因此早在明宣宗在世时，就深得宠爱，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是：后来朱祁镇登基早期，一次想踢球取乐，王振知道后立刻拦阻，当场扑通跪倒，流泪劝说朱祁镇不要沉迷嬉闹。连一旁的“三杨”老臣，也都感动得不行，连声称赞：“宦官中也有这样的贤良人物啊。”

也正因这份出色的工作业绩，所以长期以来，朱祁镇对于王宦官的感情极深，终其一生，都不直呼其名，始终称其“王先生。”

而对比王振的出色工作业绩，其他几位被给予厚望的辅政大臣，可就一个个差远了：杨荣一直以来，贪腐腐败就是毛病。胡滢虽说为官简朴，但却不巧犯了大错：多次遗失官印。杨士奇工于心计，权谋圆熟，但是后院其火，他的儿子在家乡横行不法，民愤极大。外加杨士奇也有一政治污点：偏私。不止袒护儿子，就连同乡犯法，也时常包庇。这有实权的三位重臣，人人都有毛病，而杨溥虽然为官清正，但权谋水平有限，张辅战功卓著，但早早解除了兵权，没毛病的这二位，话语权一直就不大。

如上的情况，长年累月，早就牢牢收在了王振的眼里。他处心积虑，不但结交文官中的亲信，搜罗各位大员的劣迹，早早捏住了短处不说 ，更四处安插亲信，步步为营争权。

虽然王振自以为做的巧妙，但事实证明，他还是着急了一些：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提拔了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佥事，自以为做得不动声色，却没瞒住张太皇太后的眼睛。这下碰了大霉头：张太皇太后立刻行动，将五位辅政大臣和小皇帝朱祁镇都叫来，继而宣召王振，当着大家的面，历数王振各色过错，并声言要杀王振，这下可把王振吓坏，慌不迭的求情，这时九岁的小皇帝朱祁镇更急坏，甚至不断的扣头请罪，求祖母绕过王振一命。一番哭诉后，张太皇太后气消，也就抬手放了王振一马。

这事之后，王振老实了好些年，确切说也装了好些年，见谁都特别谦虚，也让大臣们放松了警觉，而他装的最成功的，却是在张太皇太后面前树立好形象：起初的张太皇太后，确实对王振不待见，甚至隔三差五，都要把王振叫来骂一通，但王振能忍，不但逆来顺受，而且极力逢迎，他真正讨得张太皇太后欢心的，主要有俩事：一是张太皇太后想带朱祁镇外出进香，但群臣认为劳民伤财，上奏折拼命反对，这下朱祁镇犯了难，不烧香不孝顺，烧香就骄奢淫逸，俩下都不讨好，却是王振完美解决这问题：把佛像请进皇宫来，既省钱又孝顺，一举两得。这下可挠中了太皇太后的痒痒肉，老太太笑逐颜开，不住口夸王振会办事。

而另一件事，却更是王振意外收获：一直以来，王振都想办法整三杨的“黑材料”，甚至三杨竟窝里反：福建按察使廖谟因为小事打死驿丞，廖谟是杨士奇的同乡，死者却是杨溥的同乡，这下俩老同事真翻脸，竟从朝廷一直吵到太皇太后身前，张太皇太后也为难，还是王振一句话解决了问题：这事不处理难服众，处理了又寒老臣心，不妨折中下，廖谟杀人有罪，但给杨士奇面子从轻发落，降职调动得了。

一语既出，张太皇太后茅塞顿开，从此就对王振信任有加。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却因此颜面扫地，彼此关系更就此破裂。

而随着王振权力日大，内阁四分五裂，王振也乘胜追击，先是往内阁里掺沙子，陆续提拔了一批自己的亲信进来。对几位老臣，更是穷追猛打，杨荣贪污事发，不得已黯然退休，紧接着杨士奇儿子杀人事发，为给儿子脱罪，也只得引咎辞职。剩下的杨溥能力有限，只是个摆设。而随着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病故，王振更肆无忌惮，从此大权独揽，连朱元璋生前立下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都偷偷派人砸毁。

掌权了的王振，不经意间，也就开创了明朝政治的新模式：宦官专权模式。

专权的王振，也几乎呼风唤雨，朝野上下全是同党，俩大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厂，一家被他侄子王山操控，一家被其心腹马顺掌握，朝堂上更全是同党：工部郎中王佑，主动认他当干爹，甚至为巴结王振，胡子全都剃光，哄得王振哈哈大笑，立刻提拔他当侍郎。这口子一开，好些逢迎拍马之徒，全都聚拢在他身边。

这会的王振，也威风到了极点，就连参加宫廷宴会，百官都围着他朝拜，就跟侍奉皇帝似的。大权在手，自然也胡作非为，贪污腐败必不可少，而且就连和他见面，也明码标价，百两黄金才能见一面，千两黄金才能吃顿饭，想要送礼请托，甚至买官跑官，更得下大本钱。

而对不服从自己的官员，王振也手段酷烈，比较知名的事件，除了他把上书揭发自己罪状的侍讲刘球害死，以及恶治不肯向自己下跪的御史李严，将其发配铁岭劳改外，更创造一种刑罚：制造一种二百多斤的大枷锁，谁惹了他就要戴上受罚，哪怕侥幸不死，也是重伤。

但是在整人这事上，王振倒也有个好处：顾念乡情。大儒薛瑄起初被王振拉拢，但随后看不惯王振所为，与之愤然闹翻。王振闻讯大怒，将薛瑄罗织罪名打入死牢，眼看这位后来的明朝学问家，就要冤死锦衣卫诏狱，孰料当天晚上，王振听到家里的老仆人偷偷抹眼泪，连忙惊问缘故，老仆人流泪答道：“薛少卿要被处死，所以我才哭的。”然后一番细说，王振才知道，和自己同是蔚州老乡的薛瑄，在家乡一直享有盛名。接着王振便改主意，仅将薛瑄罢官了事：毕竟是老家有名望的人物，真弄出好歹来，那就没脸回老家了。

但大多数的朝臣们，却没薛瑄这么好运气，被恶整甚至害死的，更是不少。而归根结底，王振这时的专横，却还是来自于明英宗朱祁镇的全力支持：在整个正统年间，朱祁镇对于王振，一直信任有加，一是由于自小形成的情感依赖，在年轻的皇帝眼里，这位严厉的王先生，正是自己成长的恩师。二却是政治需要：朱祁镇童年登基，亲政之前，一直生活在五大辅政大臣与张太皇太后的训导中，长此以往的训诫，自然产生逆反，而对他百依百顺的王振，就显得尤其亲信。而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在后世史书记录中，干尽了太多坏事的王振，这期间做的也并非全是恶行，相反业绩也不少。

王振教书先生出身，肚子里不缺墨水，正统年间做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干起工作来，也从不缺小聪明。就拿搜罗党羽说，虽然王振的手下，多是徐佑这样的无耻之徒，但也有王文这样做事干练的御史。他整掉的文官重臣们，虽有不少忠良，却也不乏巨贪大恶。而且对于许多治国能臣，王振也着力拉拢，比如此时依然担任江南巡抚的名臣周忱，他此时依然在推行的各项经济改革，也多得到王振的全力支持。而在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惨祸”前，王振最拿的出手的一项政绩，就是著名的麓川平叛。

三：功过争议，麓川平叛

麓川，位于今天云南腾冲县西南，在明朝的全明叫“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属于明朝治下的土司政权，由当地思氏家族世代镇守。

这个土司机构，设立于明朝洪武年间，但是几年前来，却经常不消停，时不时就闹点动乱。等到第三代“宣慰使”思伦发时期，更闹得变本加厉，宣德年间，就曾多次出兵侵略周边土司，气的镇守云南的明朝沐国公沐晟愤然请旨，要求出兵讨伐。但当时明朝刚从交趾撤军，实在不愿生事，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思伦发更加变本加厉，大肆侵吞周边土地，欺压忠于明朝的各地土司，俨然成了一方豪强。

对这个不消停的土司，朱祁镇一开始还想忍，甚至还多次免征其各类税赋。谁知事与愿违，眼看思伦发越发嚣张，也终于忍够了：正统四年（1439年），思伦发大肆侵扰腾冲等地，公然武装叛明，明英宗也愤然出手，先后派大军进剿，谁知这思伦发却极强硬，连续多次击败明军，连明军统帅沐国公沐晟，也因忧愤交加，甚至暴死于军中。次年明王朝再度南征，由沐晟之弟沐昂统军，谁知事与愿违，思伦发坚壁清野，打得明军灰头土脸，再度劳而无功。

眼看战局不乐观，明朝内部的反战声也四起，此时依然主政的杨士奇等文臣们，更极力主张罢兵休好。年轻的明英宗，也不免心生动摇。恰就在此时，初掌大权的王振站了出来，二话不说否决了罢兵建议：坚决打！

在王振的力主下，外加张辅等人的支持，明军对麓川的第二轮征讨启动。王振之所以全力支持此战，说到底还是为了树政绩立威，但在这次筹谋中，他却不是瞎指挥，相反物色了一位得力能将：兵部尚书王骥。

在当时，王骥可谓是文官带兵的杰出人物，朱元璋之后的明朝文官里，因为战功而封候的只有三人，其中就有他，而在这次大战前，王骥早就立功颇多，多次出征蒙古，打了一堆胜仗。这次王振命他提督军务，更开了一个先例：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由文官带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接下来的战局证明，王振没看错人，正统六年（1441年）起，麓川战役第二阶段打响，明军一改上次的狼狈，打得高歌猛进，特别是发挥火器优势，在马鞍山战役中一次性歼灭思伦发部十多万人，将其精心训练的战象部队消灭殆尽。俩年以后，王骥再度南下，终于逼迫缅甸方面交出思伦发，这个长期作乱的枭雄，于正统十年（1445年）被王骥斩首，函送京城。

至此思任发败死，其领地麓川宣慰使司，也被明英宗改为“陇川宣慰使司”，思伦发的余部，则由其子思机发带领，躲在孟养苟延残喘，而大明的兵威，也将其彻底吓怕，事后思机发派弟弟入京，请求招抚讲和。事情到了这里，按说该圆满结束：挟战胜的兵威，收服思氏家族残部，便可一举安定西南。

然而明英宗与王振，对这事却不这么看，非要彻底赶尽杀绝。结果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王骥再度率军出征，这次的战斗打的异常艰苦，明军深入金沙江，一路浴血搜杀，在鬼哭山强行攻坚，终于一举击溃思机发，谁知前脚刚班师，思氏残部又拥立另一儿子思禄发，再度攻占孟养，这下明军师老兵疲，只能与之议和，承认了其土司地位。麓川地区，终归和平。

平定麓川之战，是土木堡惨祸之前，王振专权时期的最大政绩。若以功过论，此战消灭了一直作乱的思氏家族，稳定了西南局势，确实功业多多。但王振好大喜功，特别是正统十三年的这次远征，更堪称重复劳动。结果徒费钱粮不说，更陷入战事泥潭。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正是由于大批精锐部队，相继南下征讨，明朝在京城地区的军事力量，也大为削弱，后来土木堡惨案的败笔，也在这里种下。

四：军政败坏埋隐患

虽然征讨麓川，留下了诸多隐患，但无论明英宗还是王振，都自然看不到。

而且对照后来的土木堡惨祸，其实更多的伏笔，在明英宗执政的“正统年间”早期，也已相继种下，论罪过，更难归于哪一个人。

在经历了“仁宣之治”的高度繁荣后，正统年间的明王朝，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首先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既是封建王朝的自然经济规律，更与宣德年间后期起，吏治的日趋腐败有关。

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流民的大量增加，从宣德年间后期起，明朝的流民问题就越发严重，大批的无地农民，争相向湖广地区甚至闽浙地区聚集，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在土木堡之变前，南方的浙江，福建，相继发生叶宗留，邓茂七等人的农民起义，广东也爆发黄萧养农民起义，逼得明军不得不大举南下，换句话说：土木堡前，大明的军事，一直是多线作战。

同时天公也不作美，自从明英宗登基后，一直到土木堡惨祸前，明王朝几乎无年不闹灾，特别是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地区，更是连年持续不断的蝗灾。这时的明王朝，赈灾问题做的还算靠谱，明英宗本人更是连年下旨，督促地方官员开仓赈济，更颁布规定：凡是逃荒百姓积欠的赋税，一律减免。而这时的王振，表现也相当不错，正统七年（1442年），他还做主减免了明王朝往各地的采办，减轻百姓负担，确实善举不少。

但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无论明英宗还是王振，都没有看到：军政败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卫所制度废弛，大批士兵逃亡。

由于土地兼并的剧烈，原属于军队卫所的各类军屯土地，也大面积流失，外加腐败滋生，军户负担加重，各地士兵不堪重负，纷纷逃亡。正统年间，明朝进行了多次军队户籍的清理，好些个地区军队缺编极其严重。比如山东御史李纯奏报，山东的好些卫所，一些原先有百多士兵的军事重地，竟然逃得只剩下一俩个人。

而没逃的部队，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供应严重不足。比如军事重地大同，御史张鹏就曾奏报，亲眼看到大同当地的驻军衣不遮体，生活极度困顿。而且军械质量也下降，就连号称大明最精锐的高科技部队神机营，正统四年（1439年）领到的兵器盔甲，好些质量都不过关，根本不能用于战争。就连大明最精锐的骑兵三千营，战马竟然缺两万多匹。这样的军队，根本打不得仗。

如上的各种情况，明英宗不是不知道，每次也都及时办理。但是问题累计成堆，处理办法更都是小修小补，根本问题在于，明初确立的卫所军事制度，这时已经遇到了大麻烦。而还没等着明英宗解决这麻烦，瓦剌打来了。

五：瓦剌敌人很强大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朝削减马匹价格，悍然发动了对明朝的入侵：中路军由他亲自率领，攻打重镇大同，东路军由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攻打辽东，另有阿刺知院率军，攻打宣府。

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明朝与瓦剌之间的“互市”贸易纠纷，然而更深原因是，为这场战争，也先已经准备了很久。

早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时候，也先就曾大举入侵辽东女真，而在当时，已经有诸多大臣警惕到也先的野心，麓川战役期间，之所以诸多朝臣拼力反对，一大原因正是对北方边患的警醒。

但在这事上，王振却眼光极短，这人权谋一流，国家大事的眼光，却只是末流，最大的能耐，不过是些小聪明，因此多年来瓦剌大肆扩张，明朝基本不管，直到战火烧到家门口，却还浑然不觉。

事实是，这次瓦剌的入侵，是明朝自朱元璋时代后，北方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因为即使永乐皇帝朱棣在位时，对蒙古部落也是打一批拉一批，从来未曾与整个蒙古草原开战，但这次的瓦剌却不同，三路的入侵大军，既有瓦剌本部兵马，更有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早已臣服瓦剌的鞑靼部兵马。换句话说，这是明王朝自北元瓦解之后，第一次面对蒙古草原部落的联合入侵。

一边是历经多年战争磨练，踌躇满志的蒙古骑兵，一边是多年来积弱不振，问题成堆的大明边军，开战之后，过程毫无悬念，军事重地大同损失最惨，当地驻军主动出兵抵抗，先后在猫儿庄和阳和口被杀得大败。值得一提是，这两场战斗，明军表现非常英勇，俩个主将吴浩与宋瑛，都先后为国捐躯，拼了死命，还是打不过。

败报传来，朝野震动。明王朝也火速做出应对，由驸马井源率四万大军出击大同，谁知井源的大军刚出发，七月十五日，明英宗立刻做出决定：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

做出这个决定，正是由于王振的撺掇，这个鼠目寸光的权阉，大难临头尚不知，反而小聪明发作，得知瓦剌军队人数极少后，心中也盘算开来：如果集结重兵出击，打个大胜仗，岂不更能巩固自己地位？

小聪明的王振，把战争想的太过简单，根本不清楚个中的残酷性。外加明英宗年轻，只觉得御驾亲征壮怀激烈，也根本没想操作性，结果这主仆一拍脑袋，大明王朝的战争机器火速开动，不到俩天就集结了几十万人，七月十七日大军开拔，留下成王朱祁钰在京城监国，内阁重臣曹鼎，张益，英国公张辅乃至六部尚书等重臣，全部随行。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中央级别官员，三分之二都上了战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样一个决定，都堪称荒唐，一个不懂军事的皇帝，外加一个拍脑袋的太监，竟然就联手导演了这样一场闹剧般的出征，这样的情景，放在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运转成熟的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这恰是此时明朝政治最大的短板，明宣宗留下的辅政团队，早已轻易背击破，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一家独大，完全压倒了文官集团，先前话语权极大的内阁与六部，这时全成了王太监的马前卒。本身文官制度的制衡体制，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对专制帝王的制约，特别是遇到重大抉择时，这种制约往往可以纠错。然而在此时，这却成了空谈。

于是，这场出征于七月十七日起，开始了悲剧的情节：大军出征后就麻烦不断，先一路遇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艰辛，很快又遇到了断粮，好些大臣饿得饥肠辘辘，士兵士气更是低落，一路抱怨声不断。

之所以闹成这样，还是王振想的简单，总觉得打仗就是把人凑起来就好，所谓兵马粮草，物资供应，战略战术，更是想都没想，这次出征的军队总数，号称五十万人，但对比正统年间的战争就知道：当时南征麓川，以及东南平定邓茂七，早已抽走了京城相当多的精锐，留守的本身就是些二线部队，而且以当时越演越烈的军户逃亡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俩天之内凑齐五十万人，而论质量，这帮士兵的素质更是差，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好些人连刀枪盔甲都没有，这么一群人拉到前线，完全送死。

随着行军的进行，越来越多不想送死的大臣们，争相给明英宗进言，这时轮到王振大发淫威了，凡是进言撤军的大臣，不是被他罚跪，就是被他编入前线军队，等着打仗的时候当炮灰。就连将门之后，成国公朱勇向他奏报，也要“咸膝行进”。这么一群文臣武将，就拿这个太监没招。

在王振的几番威逼下，大臣们都不敢在说话了，于是这支沮丧的大军，经过十多天艰难行进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抵达了目的地：大同。此时明朝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二十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

谁知这一次，没有大臣敢劝，王振自己却改主意了，到达大同后，亲眼看到战场的惨状后，王振着实惊了：真实的战争，远没有想象中轻松，自己热情高涨的跑上来送死，其实是干了一件大蠢事：结果荒唐一幕再度发生，大军抵达大同，还没等着喘口气，第二天就在王振的撺掇了，明英宗再度下令：班师回朝。

听说要撤兵，明军的行动力极其强，全军火速开拨，如果按照原路撤退，基本万无一失，然而王振却又心血来潮，非要回老家蔚州耍威风，这一下大军又要绕道，改成从紫荆关回京，等于几十万士气低落，疲于逃命的军队，直接暴露在瓦剌军眼皮底下。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大臣们不是不知道，但王振的威风，大家更知道，就连精通军务的英国公张辅，也干脆一言不发。而经过多日观察后，久经沙场的也先，也终于摸清了这支明军的底，开始尝试尾随追击。

事实是从大同到紫荆关的这一路，原本应该十分安全，早在明朝洪武年间起，这条线上就有明朝的大批卫所，然而时过境迁，各处卫所不是沦陷就是裁撤，这一条线路，早就变成蒙古骑兵的自由通道，于是数万瓦剌大军尾随追击，很快逼近了明军。

眼看着火烧眉毛了，王振却再度犯傻，好不容易确定了从紫荆关回京，谁知王振又犯嘀咕，生怕大军踩坏了老家的庄稼，眼看就要到蔚州，立刻又下令全军原路折返，改从居庸关入京，这么一闹，等于走了个折返跑，丧失了撤军的黄金时间。

而在瓦剌大军日益逼近后，王振也终于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由成国公朱勇等四员大将，率领五万骑兵，分头阻击瓦剌，结果训练有素的瓦剌骑兵，给明军上了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三下五除二就将明军击败，即使如此，明军奋勇的阻击，也总算迟滞了瓦剌追击的脚步。再次赢得了三天逃命的时间。

这宝贵的三天，是这支明军最后的机会。

六：奇耻大辱土木堡

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明军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时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 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就趁这宝贵的一个小时，黑压压的扑了过来，先占据了当地唯一一处水源，然后骑兵四处扎营，将明军团团包围：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这下跑不了了。

其实就在瓦剌骑兵追到前，明军还有最后一次逃生的机会：兵部尚书邝焚主张，集中最后的精锐骑兵，护送明英宗火速前行，能逃出多少是多少。这本来是最后一桩办法，然而铁了心的王振却不知为何，坚决不肯答应，这次邝焚也终于胆气充盈，和王振当场大闹起来，最后被卫兵打出，就在争执间，瓦剌大军合围，明朝没救了。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悲剧就此到达高潮：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眼看强攻不力，狡猾的也先再次耍诈，假装要与明朝议和。已经苦苦坚守三天，断水断粮的明英宗果然上当，眼看瓦剌故意撤出水源地，早已饥渴难耐的明军蜂拥去取水，就在这时，瓦剌的突袭发动了，明盔亮甲的蒙古骑兵一面高呼着“解甲者不杀”，一面肆意砍杀着失去武器的明军，原本惨烈的攻坚战，这下彻底变成一边倒的屠杀，数十万明军土崩瓦解，全线崩溃……

这场浩劫一般的战败，整整杀了一夜才落幕：明军只有千余人突围出来，数百文武大臣遇害，数十万士兵阵亡，酿造这一惨祸的王振，更一并惨死于军中。而翻开阵亡名单，更令人痛心疾首：内阁阁臣曹鼎等人，乃至战功卓越的英国公张辅，六部尚书邝焚等人，全在阵亡之列。大明王朝的核心执政团队，几乎全部报销。这耻辱的一幕，便是土木堡之败。

然而就在这一系列耻辱中，却还有一幕场景，即使瓦剌人见到，也不禁动容。

当惨烈的屠杀接近尾声时，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却隐然飘扬着一面大明的龙旗，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数名护卫的簇拥下，淡然的下马放剑，等待着未知的命运。也先的弟弟赛刊王见状惊讶无比，经过明朝俘虏的辨认，终于确认了这个惊天的事实：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了。

这以后的朱祁镇，承受着沦为俘虏的耻辱，在瓦剌军营中，度过了一年多囚徒的时光，更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然而值得称道的却有一点，无论身处怎样的险恶局面，受到怎样的磨难，瓦剌人面前，朱祁镇一如既往，保持着他的淡然，也先的弟弟伯颜，更对他钦佩不已，甚至到了后来，朱祁镇得以被放归时，伯颜竟然一路相送，依依惜别。这个执政失败的青年皇帝，唯一称道的，便是一直保有这高贵的气节。他的雍容大气，甚至感动了敌人。

但在当时，不论朱祁镇本人多么淡然，京城上下，却真是乱作一团。大臣们除了哭天抢地，就是呼吁迁都，关键时刻，却是代理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愤怒驳斥了迁都的奏议，定下了整军备战的抉择。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玉召开会议，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玉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全家满门抄斩。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