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森活埋黄炎培之子 杀近千革命志士
他本是一个农民家子弟，为了当官，竟然假冒毛人凤族弟，从一名小学教员，攀附戴笠、毛人凤，成为军统巨枭。
他曾做过好事，在抗战期间，他曾冒险潜伏在敌占区，两次被捕，又两次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脱；
在解放前夕身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面貌儒雅，内心却凶狠，杀人如麻，绰号“毛骨森森”。
但是，败退到台湾后，他得罪了蒋经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并遭通缉，只得再次出逃。
他就是毛森！
假冒毛人凤族弟步入军统
在偏处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县，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并且多属军统系统，其中“
“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视为“杀人魔王”，威名远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层神秘面纱之后，鲜为人知。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和仁村。他小学尚未毕业，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考入衢州第八师范。
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便不安于这“猢狲王”的职业，于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毛万里兄弟。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来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毛森说明了原由，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被送进特训班，随后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追随戴笠，成为军统一员。在填表时，他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从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闽初显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经一番笼络之后，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与浦城相邻的建瓯、龙溪、邵武三地驻军，都与张殿基有关，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闽变”。后“闽变”失败，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毛森长袖善舞，各方颇多好评。有关毛森的“美誉”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陈仪是浙江绍兴人，视毛森为大同乡，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对这个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汤恩伯一样，大义灭亲，揭发检举陈仪叛变。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监视陈仪的举动。随即，陈仪被汤恩伯检举，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
抗战期间的毛森
作为一名特工，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竟能顺利出逃，足可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任情报站站长。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体人选-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有意重组家庭，胡正是合适的对象。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毛森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大井巷2号)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坚不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三管齐下，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当时，他奉戴笠之命，悄悄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这时，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时群龙无首，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
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让他暗杀余。此计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便向日本人告状。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
软禁中的毛森
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侦破“荣案”名利双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大发接收财。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等待着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资本家、“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
消息见报后，中外纷传，舆论大哗。蒋介石也大为震怒，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
毛森赶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时，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下决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嫖妓。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重刑之下，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经精心策划，捕获了匪首骆文庆、王绍寅、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王晋唐，一共7人。
为此，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名利双收。
解放前夕疯狂杀人
见过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还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大开杀戒，突击处决地下党。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员策划京(南京)沪两地暴动，因事机不密，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马骏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吴、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即闸北公园)。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炮声隆隆，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黄炎培之子)。上海占领时，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蒋逃出台湾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台湾。1949年7月，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对特工系统进行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原军统人员占了“委员会”中的三席。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毛森却不以为然。果然仅过半年，“委员会”即为“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主任，轻松夺取了特工系统领导权。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毛人凤又气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蒋经国再逼毛森，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游击队”的关系，所谓“游击队”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向老蒋求情又无效，只好逃出台湾。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谈到此事。他说，毛人凤“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又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所为，即离开出国。”这是毛森自己说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1992年5月，他与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乡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