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该不该骂？消失800年的死字因盗墓而复活

说到盗墓，特别是洋人在华盗墓，不少人恨之入骨，骂之而后快，大量的民族宝物流失海外，大量的中华文化优质基因被毁……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想，有时又会觉得盗墓者挺可爱。因为，盗墓在破坏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做了不少“好事”。

以文物保护来说，如果不是被洋贼带到海外，在国内可能早被“破四旧”了;许多古墓如果不是被盗墓贼光顾，可能在今天的现代城市化大开发中，就被挖掘机一铲毁了，恐怕什么也留不下来。

再说，现在国内外的博物馆，尤其是国内博物馆中，大量的文物都是古代盗墓者留下的，如果不是他们冒险挖出来，在地下长期遭浸蚀，早腐烂掉了，不复再有。

如何看待盗墓现象？这确是一个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民国时期的外国盗墓者来说，更为普遍。不少消失的文物、死去的文化，因他们盗墓而被重视，被保存。比如，我在《民国盗墓史·内幕卷》中的提到的，消失800年的契丹文字，便因盗墓而“复活”。

大家都知道，契丹是曾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916年，契丹人建立了大辽王朝，与中原赵姓大宋平起平座，甚至逼得中原人做契丹“儿皇帝”。辽朝建立不久，太祖耶律阿保便决心创造契丹人自己的历史，于神册五年(公元920)下令创制辽国自己的文字——契丹文，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负责，参照汉字字形，创制出约3000余个契丹字。

之后，辽太祖弟弟耶律迭剌又创制了一种契丹字形，系利用回鹘文的特点，对已成形的契丹文字加以改造而成——契丹文因此有两种字形——前者称为“契丹大字”，后者称为“契丹小字”。

辽被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灭掉后，契丹文字继续使用、流行了一段时间，并促进了女真文字的创制。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诏罢契丹字”，契丹文不再使用。随着哈剌契丹(亦称“黑契丹”)所建立的西辽(公元1124至1211年)灭亡，契丹文字彻底死了，成为一种死字。契丹文书籍也因此全部湮灭，只能从宋王易的《燕北录》、元陶宗仪的《书史会要》等古人笔记里才可以看到几个契丹字。

契丹文字的消失，成为中华大文化圈一大悬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民国初，一位名叫凯尔温的比利时传教士，让这种神秘的文字意外现于世人面前。而凯尔温能发现契丹文字，便缘于其一次盗墓活动，他光顾了位于今赤峰境内的辽代帝王陵。

凯尔温，出生于比利时的胡格勒，来华后起名“梅岭蕊”。凯尔温于1902年在鲁汶大学学习神学，1905年7月毕业后成为一名神父，并于同年9月，被派往中国教区传教，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国东北部。辽帝陵所在的今赤峰一带，正是凯尔温的活动范围。

1919年，凯尔温被派到所辖教区最北部最偏僻的、一个叫做浩珀都小村子的天主堂(现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大营子乡的天主堂，见下图)，主持传教活动，其盗掘辽朝帝陵中的永庆陵一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经契丹文字专家、民族学教授刘凤翥[zhù]先生考证，凯尔温所发表的《道宗哀册》，正是原碑已失落的辽兴宗哀册文，他误把辽兴宗的永兴陵，当成了辽道宗的永福陵，辽兴宗的哀册文因此误而得传。

当时，法国汉学家、曾在西域盗得大量中国文物的伯希和，立即把这篇报道增删后转载于当年法国《通报》杂志第22卷上，并加了按语和注释。德国人福克司和中国沈阳人祁靖黎，节译了《通报》上的文章，并以“辽陵之契丹文字”为题，发表在中国第一部关于契丹文字的研究著作集《辽陵石刻集录》第6卷上。

消失近800年的契丹文，突然出现在现代人的眼前，中外学者为之惊讶。

此后，另一比利时传教士闵宣化，又在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通报》第30卷上，用法文发表了《辽庆陵》一文，上面也公开了契丹文字。两个比利时传教士的发现，旋即在民国时期的30年代引发了一股契丹文字研究热，中外学者竞相考证，让“死文字”契丹文又“活”了过来，到现在已取得了研究的重要成果。从这点上来说，虽然两位比利时传教士进入辽陵是非法的盗墓行为(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他们对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有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