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战中二十万慰安妇沦为性奴的悲惨命运
韩国电影《鬼乡》在韩国本土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上映一个半月，观影人次超过三百五十八万，击败《死待》、《疯狂动物城》等好莱坞大片。
这部创作过程长达十四年、靠韩国民众众筹12意韩元(合750万人民币)、在拍摄和发行时都差点胎死腹中的小成本文艺片，为什么上映后从韩国一路火到了中国？因为，它揭开了两国共同的隐秘伤口-“慰安妇”。
所谓“慰安妇”，就是在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或军队强征，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关于“慰安妇”的确切人数，因为档案的缺失，中韩日学术界尚有争议。日本学者认为在8万人左右，朝韩学者的意见是在8-20万的范围内。而中国学者估计，大约有40万女性被日军掳掠充当性奴，其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达到20万，其次是16万朝鲜女性，日本女性约有2-3万人，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台湾、香港等地约有数千人，甚至还有来自荷兰、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数百名白人女性。
据估计，这20万名中国慰安妇，约有75%被直接虐待致死。抗战期间，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正式的慰安所达到数千个，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一地就有166个。假如算上规模很小、掳掠的慰安妇人数很少的日军据点，“慰安所”的数量，将达到数万个。
揭秘二十万慰安妇沦为性奴的悲惨命运
虽然我们缺乏在大银幕上能和《鬼乡》同等重量级的故事片，但郭柯执导的两部纪录片《三十二》及其姐妹篇《二十二》，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在战后的生活。三十二和二十二，指的是纪录片拍摄的当年，也就是2012和2014年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人数。
原来的印象中，日军慰安妇制度始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实际上应该比这更早。
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设立4个风俗场所，指定为日本海军特别“慰安所”。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为控制日军愈演愈烈的性侵事件，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致电长崎县知事，要求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占区建立慰安所。
到了1937年，由日本军方开启的“慰安妇”制度，已经在数年的实际操作中成熟。“慰安妇”人员构成上也逐渐以强征占领区和殖民地女性为主，“慰安所”为日军配备性奴的大致比例约为1：29或1：37。这种依靠政府与军队的国家力量，有计划、长时间地构建大规模的军事性奴隶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揭秘二十万慰安妇沦为性奴的悲惨命运
电影《鬼乡》中再现的牡丹江慰安所，每一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被凌辱的女性
日本政界曾有一种说法，“慰安妇”事件是某些商业人士所为，与日本政府无关。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为了维护军纪、增强士气、防止间谍渗透以及性病蔓延，日本政府内务省、厚生省、警察部队、各县都府与陆军省都参与了慰安所的建立、运营和管理。
除了提供慰安所住地、制定管理章程、指导定价、协调各部队使用的日期和时间、给慰安妇定期体检、提供性用品之外，日本政府还向非军队直营的慰安所征收“特别营业税”。那些从日本及亚洲其它被占领区征召的“慰安妇”，由日本地方政府登记许可并核发“出国证明书”，再以“军用物品”的名义，被输送到中国及太平洋战争前线。在日本警视厅和外交史料馆中，至今还保存着此类证明书。
既然有证据证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制度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那么日本政界部分人又以另一个角度，试图推卸责任。比如，2007 年 3月1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慰安妇制度)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然而事实情况是，没有证据证明起初提出的存在强迫的说法。”
揭秘二十万慰安妇沦为性奴的悲惨命运
战时，从日本和朝鲜征召的慰安妇，被称为“女子挺身队”。”女子挺身队”原是一支由女子组成的、英勇善战的、不怕牺牲的，甘愿为国捐躯的敢死队。但是，来到前线后实际上成为一支军妓部队，是一些为了满足那些男性士兵性欲的随军“慰安妇”。
日本方面也曾辩解“她们是自愿挺身而出的，她们只是从事一种赚钱的职业”。有自愿从事慰安妇的女性吗？的确有，以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女性为主。绝大多数慰安妇，是被掳掠、被强迫的，那些幸存者，是活生生的人证，日军战败后，为了掩人耳目，大肆销毁档案，使人很难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而这些人证，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是一年比一年少。
她们面临的是身体的残缺、内心的羞耻、旁人甚至亲人的歧视和“战争损伤性机能失调”(pTSD)的折磨。其生活状态可以用孤、老、病、贫四个字来概括。她们几乎都有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终身需要用尿布;很多人丧失了生育功能，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并因此被配偶抛弃;一些人肢体残缺，另一些人精神分裂，还有一些人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