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而亡的秦帝国 秦制确立前的最后牺牲品
公元前二一一年，秦帝国已统一达十年之久。这一年，在帝国的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陨石上竟赫然刻着：始皇死而地分。借由这块天降之物，新帝国将要灭亡似乎已经是愚夫愚妇都知道的了，上苍既已降下诏令了，还有假吗？
陨石事件震惊了帝国的朝堂，御史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在推问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帝国的连坐法，周边的潜在乱民被尽数诛灭。事件在表面上暂时告一段落。在这起准图谶事件中，皇帝应该会想起，五年前卢生出海后所献上的《录图书》，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亡秦者胡也”。当时，始皇帝唯一的心病只剩下胡人。
统一以来，皇帝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方弹压，以对抗捏造出来的所谓天意背后真实的内忧外患。郡县制已经取代了封建。律法、度量、文字乃至车轨都被置于同一的标准之下。新的天命体现已经用帝号与五德建立起来，皇帝也履行了封禅的宗教责任。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铸成金人放置在帝国的心脏。皇帝四处出巡，考察帝国的疆域。重农力耕作为被证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广到整个帝国的领域。法家已经被作为帝国的正统思想加以确立，号召全国“以吏为师”，学习律法。蒙恬的大军已经多次击败匈奴，长城与直道已经修建起来，有效的辅助帝国的进攻与防御。全国各地豪杰们被有条不紊地徙往咸阳，可以用来监视备边东伐。
帝国的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秦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下的帝国将跳出分封制下“战斗不休”的宿命轮回。商汤伐桀、武王伐桀的篡夺悲剧将不再上演。帝国将在新制度的维系下，获得内在的自信，并以强大统一的姿态对抗北胡南蛮，“传之无穷”。心满意固的皇帝，借李斯的手笔在全国各地立下石碑，歌颂这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创举：“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现在在这块陨石上刻着的字昭示着在二个五年计划之后，这个国家中仍然潜伏着阴谋分子，他们懂得运用天意，擅长蛊惑人心，他们是旧六国的残余，失业的游士，甚至帝国的官僚。他们作为东方先进文化的代表，本能地抵制秦国的制度，视之位蛮夷残暴。他们妄图在皇帝死后颠覆已然确立的郡县制，重新恢复古旧的封建邦国，将天下再次带入“流血于野”的黑暗时代。新制度下的帝国的心病不再只是胡人，因为分裂的罗网正在帝国的各处编织。
种种突发事态似乎也正印证着这种不详，皇帝在博浪沙被铁椎狙击，“重百二十斤”，至今凶手尚未落网。卢生，皇帝曾尊赐甚厚的人竟公开诽谤皇帝，“以乱黔首”，被察觉后竟然出逃不知所踪。帝国的太子公开地为是古非今的儒家反对派说话，违背帝国独尊法家的既定政策，不得已发往边境进行锻炼。二号接班人胡亥虽然贴心，却缺少政治斗争才能，如果由他继承，恐怕不免会成为虎狼大臣的傀儡。而帝国的民众还未来得及更新一代人，“秦灭六国，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当时人视之，实为变局而非常理”。
陨石预言着皇帝将死，而皇帝确实也在第二年驾崩，这似乎寓示着陨石刻字很有可能是熟悉皇帝身体状况的亲近臣工。不论如何，峣峣者易折，皇帝的性命已经走到尽头了，所有的这些问题是没时间加以解决了。公元二一零年，始皇帝崩于沙丘平台。秦帝国及其制度也开始跟着始皇帝一起被埋入骊山的地宫中。
败亡
历史自有其惯性。然惯性，并不代表大势，在三峡里，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这方面，保守的儒生从来不会错，因为比起追求虚幻的未来，他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因此也更加坚固。建国初，丞相王綰就向皇帝建议，“分封同姓，加以镇之”。博士淳于越则主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不只是单纯对古旧的病态喜好，而是历史经验的运用，周王朝若不是分封羽翼加以镇压征伐，又如何能够对遍布着八百诸侯的华夏大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武王如果不是对商代乃至夏舜尧的王族后裔进行分封，又如何能够抚定旧势力的后裔遗民，使其互相牵制，防止叛乱。旧的形式产生旧的势力格局，旧的势力格局同样呼唤着旧的形式，它们相互增益，构成稳定的历史周期，这就叫轮回。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他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
考察可以发现，封建制的天下是壁垒森严的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在差异化的层级之下，“小国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它们各自维持着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输出忠诚获得保护。吏治国家的兴起则如同利维坦怪兽狂暴地摧毁了碎片化而又顽固的持续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垒，整个新世界至此便处于低设防的状态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分封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罗马是快进入帝国时代才会发生起义，西欧直到“朕即国家”的君主制出现后才发生农民起义(当然很快被资本主义的起义代替)。集权式的国家是大规模的暴烈的社会起义的天然催化物。
于是在取消了旧有的熟悉的制度后，秦帝国就立刻面临了两个巨大的困境，旧势力的颠覆活动，和新结构的镇压。秦帝国的失败不只是暴政带来的，而恰恰是对纷乱的社会环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结果。残暴而有力的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与勤奋保持着对包括旧六国的余党，周制的拥护者，失业的游士，下层的黔首在内的一切蠢蠢欲动的力量的压制。但却始终未能取得彻底地消除危险。秦法在秦国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乐之，但一旦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问题便凸显了。商君初行律法时，秦人也曾血流漂杵，大抵没有在法律束缚下出生的一代人不能迅速地适应法度，等到适应了，不再有触犯的风险，便有“民便之”的情况，况且秦国改革时惠王为代表的旧势力尚在，因此实施中尚且显得不那么激进。等到秦统一六国后，要在旧贵族已经失势的六国中实行秦国的法律，问题便出现了。
另一方面，比起分封的镇压，新建起的集权制对旧六国土地的镇压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而作为旧制度残余物的秦帝国对山东诸国残民与其是当做新时代的臣民，毋宁是作为旧战国时代的俘虏奴隶，是将来需要东伐镇压的对象。(按：秦迁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以备东伐)因此，秦帝国的弓弦虽然已经绷紧，律法比前世更加严酷，征发也越加频繁，却仍然面临着日用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比后世单纯的乱世还多一层旧制度的反动。项梁为代表的旧势力即使杀人犯法尚可在帝国的边缘地区优哉游哉，闾左陇亩的陈胜们却因为遇雨失期当斩。这简直是“制造动乱之工厂”。终于，在始皇帝死后，无能的二世手上(如同慈禧死后的满清贵族)，帝国的弓弦嘎然松开，大坝在雨季还没过去之前被打开了，这个一只脚在新时代一只脚在旧时代的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历史进入人为鱼虾的时代。
在七国相争的历史上，六国也曾经合纵击败过秦军，乃至进军函谷关，但从来未曾能够真正进军秦国的心脏地区。但在帝国建立后的时代中，刘邦却能顺利地通过函谷关占领咸阳，这种结果差异折射出一种形势的迁移。帝国军队的理念仍然存留在旧的战国时期，这样的军队用来对抗六国的军队或许足够，但用来应付农民的起义则是不足的。同样，巨鹿大战中作壁上观的诸侯以及参战的项羽章邯与其说是开辟了新的战争时代，不如说是旧有时代的最后余烬，项羽坑杀秦国的降军与白起坑杀赵国的降卒并没有多大区别，项羽进入咸阳不同于后世的徐达进军大都，之前的秦军进入郢，在形式上更像是武王进入朝歌，这是一次问鼎的举动，又如同周朝初年的管蔡的叛乱。而章邯的东伐则相是周公对关东地区叛乱的平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方都没有认识到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项羽与章邯的火并，沛公趁机进入进入咸阳，这件在形式上普通甚至粗陋的事件在中国乃至人类整个历史的意义上是何其具有美感，旧有的势力在火并之下，木尽火息，新的势力坚实地迈向了帝国的宝座。罗马帝制是凯撒与元老院同时毁灭后奥古斯都实现的，秦制的最终胜利也恰恰是通过秦国的毁灭而真正得以实现。这正印证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道理。
像新制度取代旧制度这样重大的事件便是以如此不醒目的方式发生着，它不像辕门徙木，破釜沉舟，远征埃及，发布民法典那样炫目，却更有力。事实上，重大变迁是绝不可能由辕门徙木式的政令颁布就能够实现的，那不过是一种对历史与民众的傲慢。变迁是在对旧有势力彻底的斩草除根后经过长期组织运转才能发生的。这种工作不是车裂商鞅的惠王及其继任者所能够完成的。旧世界的力量可以伪造出明治维新式的盛世，却绝对无法摆脱既定惯性的轨道。真正的变革不可能由与民众割裂的旧公族后裔实现，而必须是一个来自新世界的人，比如沛公，或者二战后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变法强大后的秦国为灭亡六国而感到沾沾自喜时，却不知道自身也不过是新世界的祭品，是注定要准备好自己的人间宣言的。
汉制
“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旧世界在自我的斗争中以旧世界常有的轨迹自相毁灭。新世界从沛公军至霸上开始。张苍后来把此十月定位岁首，颇能得事态之要。在甩掉一切旧有的包袱之后，华夏土地以新建的汉帝国的形式轻装上阵，这个帝国真正深化了此后沿用两千多年的吏治国家制度，因此后世常用意义上的秦制与其说是秦制，不如说是汉制。
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
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当时人就能清楚看见得，作为后世的观测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即能知道的事实，那么这种肤浅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它带来的困境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变成窦太后，汉武帝，元帝等少数人的偏好。形势殊异，重要的不是具体地措施，而是措施所沟漏出来的整体的脉络局势。
对汉家制度的真正最有价值的论述来自中兴明主的汉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汉元帝认为宣帝用刑过于严厉，建议他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勃然作色，汉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为何要单独重视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制度呢，况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时事，喜欢以古非今，让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实，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哪里值得委以重任。汉宣帝甚至断言使将来使汉家衰败的就是汉元帝。
汉宣帝的话有这样几层意思，汉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这种制度是从始贯穿的，并不是汉宣帝自己创立的，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周朝的制度不合于现在的社会实际，汉家的治理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儒生缺少行政能力应当慎用。总结可以看出，汉家走得是一条彻底地吏治国家的道路，这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吏治国家真正稳固。
新建的帝国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而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
秦帝国时异常顽固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这些新兴的儒家知识分子，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他们爱好功成名就远远甚于他们所拥有的手段。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儒家的理论体系则是政事练达的重要指标。他们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的斗争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儒家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支撑了此后几千年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