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岩画 神秘象雄遗留的藏地密码

西藏在人们眼中一直都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家，不仅是因为那里独特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历史。在那里曾经存在一个叫象雄的王朝，这个王朝虽没有太多的历史记载，却留下了一幅幅神秘的岩画。

旅行者们都将阿里作为西藏的终极目的地，但他们并不知晓阿里还是西藏岩画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地区。上世纪之初，就有西方探险家在那片荒凉如“月球景观”的高寒之地发现过众多岩画。1900年，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里记述了“雕刻着几个拿弓的猎夫追赶着羚羊”的图像。1907年，奥古斯特？弗兰克发表了他对阿里和拉达克地区岩画的临摹手稿。1937年，图齐在《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提到在拉达克、西藏西部、后藏及东部都发现在岩石上雕刻的“大角野山羊，还有骑在马背上的人，进行战斗的武士，晚期还有塔的雕刻物。”

弗兰克和图齐还是最早注意到阿里岩画与印度河上游岩画具有相似性的研究者。他们都认为，从印度河上游的拉达克到巴基斯坦北部分布的大量古老岩画，与阿里岩画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明显的一致性。而且，从阿里日土县的班公湖向西北沿印度河上游及其支流直至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是西藏西部岩画的主要分布区。这对于探寻西藏阿里岩画的文化地理意义，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提示。

1950年之后，西藏岩画的发现研究进入了中国主掌话语权的时期。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有人知道西藏岩画的情况。直到1985年的秋天，参加了当年西藏西部考古调查的摄影师梁宝成，向我提到他们在阿里日土县发现了三处岩画点，调查成果于1987年发表在《文物》上，那是由考古学者张建林等人撰写的《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这才第一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西藏高原的最西端。

后来我读到作家马丽华的《岩画的故事》，发现她所描述在古象雄故地的藏北尼玛县发现的加林山岩画，与阿里岩画有一脉相承的特点。1991年，我又听马丽华提到“齐吾普”这个阿里班公湖北岸的岩画地名。

我终于在1992年踏上了西行之旅，开始了为期数年的西部岩画调查。多年野外的艰辛换来了丰厚的成果：在阿里的日土、革吉、改则、札达等县，我们发现了20多处岩画，此外还有张建林、布赖查、顿珠拉杰等在阿里调查发现的多处岩画。据不完全统计，阿里地区发现的岩画已超过30个地点，记录的单体图像有数千个，阿里北部的日土县是岩画最为密集的地区。

西藏发现的古代岩画一般认为可以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岩画属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早期金属时期(大约距今3000～2000年)，晚期岩画一般被认为是佛教传入西藏之后的遗存。研究西藏历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所谓早期金属时期这个时代概念，正好与西藏历史上的象雄时代大致吻合，而阿里岩画从图像内容和制作方法上分析，大多都属于西藏的早期岩画。

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作为部落联盟就已雄踞西部高原，它代表着比吐蕃时期更早的一个本土文化时期。把象雄作为区域性文化的代名词，则是因为象雄是西藏本土古老宗教本教的最早流行区。而沃摩隆仁这个听起来遥不可及、且在当今藏、汉文献中都难以准确明证的地名，则是古老本教的发祥地，在佛教传入之前，它无疑具有西藏本土宗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性。

当然，还有研究认为，象雄有更为古老的象雄文和象雄语，象雄代表着远古游牧文明的实体。不过说到古象雄的地域，我曾经请教过多位研究古象雄的藏族专家，都说古象雄还有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之分，古象雄的中心区域正是今天的阿里地区，而在阿里北部的日土县，从西端的班公湖向西与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岩画区连成了一个东西向的条形分布带。日土岩画向东则与革吉、改则等藏北羌塘各县的岩画也连接成了一个条形的延伸分布区。

这样一个东西向的条形岩画分布带，正好与横贯藏北高原的班公错—怒江断裂带基本重合，在地理特征上，这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宽谷湖盆区，它使高原部落的东西向流动迁移有了畅通无阻的通道，千年来制作岩画的活动和那些制作岩画的人群沿此地形留下了呈条形分布的岩画遗存区，或许可以让我们窥见昔日象雄部落的些许身影。

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存在着这样令人震惊的古迹，在人们眼中这些岩画不仅是一幅幅绝美的作品，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他用那饱经沧桑的面容诉说着那段历史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