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建大报恩寺塔是为“报恩”还是“忏恶”

永乐皇帝朱棣建造的大报恩寺塔曾在秦淮河畔雄踞了四百余年，是明代南京呈献给世界的“天下奇观”。但这座“中国之大古董”也让后人质疑朱棣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他说的要报答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而是一些有识之士所说的“忏恶”。

朱棣之残暴胜过朱元璋

历史上，朱元璋以残暴著称，他的残暴很大程度上是严惩腐败的一种手段，而朱棣的残暴则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他率“靖难”之师从北京打进南京城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极其恐怖的杀戮。其残暴之烈、用刑之酷超过其父。

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戴名世说：“明成祖之恶，极矣。创为刳、剔、割、剥之刑，施于忠臣义士。”(《忧庵集》)“刳”指剖膛挖心，“剔”为削肉刮骨，“割”指断舌抉齿，“剥”为剥皮楦草。如此种种，皆令人发指。

人称“天下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被灭“十族”。追随建文帝的忠臣义士没有一个能逃出朱棣的魔掌，甚至他的一些兄弟和皇亲国戚也难以幸免。朱棣还制造了“瓜蔓抄”这一历史奇冤。

景清是洪武十八年(1385)的榜眼。不少文章都说他的被杀是因为他身藏利刃上朝刺杀朱棣。但正德朝的宰相王鏊在《震泽纪闻》中记载不同：“文皇(指朱棣)渡江，驻金川门，百官出迎皆拜伏，独清植(直)立，骂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齿，且抉且骂。顷之，近前若有所启，则含血直沁上衣。遂醢之。”

醢，是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但朱棣仍未解恨，“命籍其乡，转相攀染，至数百千人。谓之‘瓜蔓抄’，其村，今为墟焉。”因为景清不归顺，就将他剁成肉酱;又因为一个景清，便杀了全村人。说朱棣是恶魔不为过。

朱棣还将那些忠臣义士的妻妾女媳，押送军营供士兵轮奸;或发配到教坊(妓院)，或赏给象奴(饲养大象的蛮人)，任人蹂躏。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就记载：“永乐初，发教坊及浣衣局，配象奴，送军营奸宿者，多黄子澄、练子宁、方孝孺、齐泰、卓敬(均为建文帝的忠臣)亲属。”

《告天文书》的内心流露

朱棣由于杀戮惨烈，负罪深重，常梦见景清等人追逐索命，因此惊恐而醒，寝不安席。明末张岱有这样的诗句：“文皇践祚数十年，未得一日安稳卧。”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樵夫在紫霞湖附近的山顶挖出两块石碑，某中一块是明代朝天宫道士刘渊然(道教长春派的创始人)奉朱棣的圣旨，为其登基举行“祭天”大礼时，祷告天神祈求保佑的文书刻石，称“告天文书”。这两块石碑后被官府送到朝天宫，藏在玉皇大帝像座中。清道光年间重修朝天宫时又被发现，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还为两碑写了跋文。

朱棣的《告天文书》中有这样的话：“手足且伤于前后，情怀有恸于死生。骨肉相残，几致屏翰之倾替;腹心构讼，幸兹家国之安全。”这段告白可说是他对杀戮忠良、“骨肉相残”内心忏悔的流露。所以金陵乡贤甘熙说：“观其文词，知文皇当日亦深有负疚于心矣。”(《白下琐言》)

朱棣的“负疚于心”还有一事可说。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殿试，照例由皇帝亲自决定状元、榜眼、探花。考官们把推荐的三份试卷先后念给朱棣听，朱棣觉得写得都很好，点头同意。考官们拆去试卷上的封条露出考生姓名，呈给朱棣过目，以便填榜，布告天下。第一名状元名叫孙曰恭，第二名榜眼名叫邢宽。

古时书写是从上到下直书。孙曰恭三字中的曰、恭两字写得靠近，加上朱棣老眼昏花，看成了“暴”字，孙曰恭成了“孙暴”;而邢宽的邢字又与刑字同音，听起来就是“刑宽”，其意即宽大用刑。这触动了朱棣的内心痛处，他大声说道：“本朝只许‘邢宽’岂宜‘孙暴’！”尽管大学士杨士奇及其他大臣一再解释，朱棣仍然认为“孙暴”不如“邢宽”名字好听，用朱笔点邢宽为第一名。(事见明江盈科《雪涛谐史》)

藉佛力以忏除恶业

朱棣通过残暴的杀戮攫取最高权力后的第二年，便下令建大报恩寺;永乐十年，又建大报恩寺塔。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朱棣建塔名为“报恩”，实为“忏恶”，也就是欲借佛力消弭心中杀伐过重的罪恶感。

“寺名报恩，报何恩欤？昔人诗云：‘九级浮屠篡逆灯。’噫！难逃一字也。”(《金陵待】征录》)金陵乡贤金鳌说的这“一字”就是“篡”，而篡权、篡位必带来血腥的杀戮。

比甘熙、金鳌说得更直白的，是清中期的两位著名诗人程晋芳和陈文述。程晋芳有一首《报恩寺》诗，其中有两句：“杀运乍终宜忓悔，慈恩难报托虚无”。陈也有《登报恩寺浮屠》诗：“靖难师来孰闭门，孝陵云树黯消魂。忠臣已尽神孙死，却建浮屠说报恩”。

陈文述还在诗序中说：“永乐之为此，殆自知杀戮过重，藉佛力以忏除恶业耶。”先贤们的共识，应是对朱棣建大报恩寺塔的深层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