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后捻军的覆灭 亡于自己的分裂短视

以往讨论捻军失败多着眼于农民阶级的一般局限性，而联系具体领袖人物的分析则较少，笔者从六个方面对捻军领袖人物的不足作了具体探讨，分析了这些不足与捻军失败的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爆发了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南方是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北方是捻军，西南、西北是各少数民族。

但是，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没有逃脱历代农民起义的悲惨结局。对此，多少人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深入探讨。但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嫌，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由于“阶级立场”、“阶级意识”束缚着人们从深层次去探讨，有颂扬没有批评，有拔高而不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上，从农民本身尖锐地提出问题，仅仅从理论上空洞地总结几条教训，唯恐触及到问题的要害。这不是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本文力求避免这种倾向，从考察捻军人物的局限性入手，探讨捻军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其他方面暂且从略。

咸丰刚刚登基，农民起义就在全国各地爆发，来势之猛，完全出乎统治者的意料。这些起义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南方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对峙，目标明确，阵线分明。捻军与北方其他农民军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情形十分复杂。捻军(包括其他农民军)首领虽然形形色色，但传统的“农民意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逼上梁山与自发造反

捻军起义基本上是逼出来的，一是人祸，二是天灾，为了生存不自觉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识十分淡薄。起义之初有意做“白头贼”，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极少数。捻军首领中的“梁山好汉”(仁义光棍)占大多数，也有“五浪光棍”(或称“武郎光棍”，即流氓无产者)。由于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胁，或寻仇斗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了“梁山”。捻军首领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虽不是一个模式，被迫造反却有相同之处。张乐行是地方上的大财主，有财有势也有影响，生存并未受到威胁，“初无意作白头贼”。但是，他好勇好斗，做买卖，开赌场，保送私盐，寻仇斗杀，“争光棍”、“撵绵羊”，于是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他又行侠仗义，是地方上有名的“仁义光棍”，归附他的人日众，这就？鸨旆醋急噶颂跫W侥谜爬中械姆缟嚼丛浇？终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这种被迫造反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随时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和动摇，于是他出现两次“受抚投官”。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雉河集会盟以后，张乐行成为头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骑虎难下，只有义无反顾，造反到底。后来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终归是一位杰出的捻军领袖，以反抗清朝起义始，以英勇就义终。张敏行是因为斗争形势逼迫和张乐行把事件闹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历史舞台。龚得树、苏天福等人既因为贫寒，生存受到威胁，也因为卷进各种斗杀冲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苏天福事件”是导火线，引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侯士伟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参与斗杀，最后结捻起义，竖起了红旗。刘学渊、刘玉渊则是反抗盐官的压迫和诬陷而结捻起义。张宗禹是在与顽固凶狠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无以家还而加入捻军。张龙、陈大喜当初是团练小头目，因受压迫，愤而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别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门口，逼他出来造反的。江台凌、孙葵心则是受人欺侮，险遭砍杀、逮捕而竖旗起事。此外，刘永敬、刘天台、刘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苍龙等，都因贫寒无以为生，被迫结捻起义，成为捻军的首领。除了捻军，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长枪会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寿，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与当权势力发生激烈冲突，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后来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来的。自发造反，胸无大志，缺少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这是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统一、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去共同奋斗，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装与地域集团

长期以来，宗族、帮会、社团是民间社会的三大组织形式，对于基层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功能，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近代农民起义除了帮会，如天地会、拜上帝会、白莲教会起着重要的组织发动作用(后期的维新、革命运动则以社团起组织发动作用)，宗族组织(以族姓宗祠为核心的血缘性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捻军起义就是这样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家族)是结捻的纽带，扩大一点为宗亲集团。宗亲集团以人成军，举家举族从军。以人成军是宗亲集团(宗族武装)的支柱，人存军存，人死军溃。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捻军起义初期，黄旗捻军以张姓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蓝旗捻军以韩、刘、李、任、陆、张等姓族为主体，以顺和集为中心，地处毫州与宿州之间，其中以刘姓实力最强，地域最宽。白旗捻军的姓族也较多，包括龚、孙、江、王、葛等，地处雉河以南。黑旗捻军姓族更多，包括苏、王、宋、刘、李、杨等，地处雉河集西北。红旗捻军力量小，地域狭，影响也小。这些地域性集团只是松散的联合，以大宗族为核心。后来，地域性的五旗捻军连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军，以宗族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宗族武装)。只有张、龚、苏3个宗族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长期战斗在一起(龚、苏白、黑旗捻军中的其他宗族武装后来也纷纷出走，形成新的集团)，也是捻军的核心力量。

这种宗族武装和地域集团是原始的，落后的，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历史传统，构成各式各样、分散独立的宗族社会和地域集团。这既是乡村社会的显著特点，也是农民军山头主义、小集团意识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数十支捻军、数十万捻军队伍，不但走不到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互相争斗仇杀，斗得你死我活，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什么捻军起义时期，互相仇杀的、坐山观虎斗的、叛变投敌的、脚踏两边船的那么多，这既是农民意识，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团意识的幽灵在作怪。捻军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自己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对外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姓族与姓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旗与旗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发展到了互相仇杀。就是在与清军作殊死搏斗时，争夺仇杀时常发生。“刘饿狼事件”并不是什么“怪事”，后果只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多少捻军首领就是这样被自己人出卖，而走上断头台，这种对立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捻军失败，血的教训谁都不去总结吸取，宁肯自取灭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穷光蛋”

捻军歌谣里有“穷了多少日子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的唱词。在皖北，“日子主”是对财主的称呼。捻军起义后，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击，或被杀，或逃亡，或成了穷光蛋。捻军首领中大量是“穷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军的基本队伍则是“穷光蛋”。“日子主”转化而充当捻军首领，如张敏行、张乐行兄弟，家有四、五顷地，分家后仍各有数十百亩。张乐行还开过粮行、糟坊、杂货铺，摆过赌场，贩过私盐，家有佣工、丫头，可谓不大不小的财主。张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顷地，佃户佣工一大批。张振江也是个小财主，家有顷把地。可以说张姓黄旗旗主大多是财主出身，不过有大小之分。陆遐龄是地方有名的财主，又出身书香门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为一方豪强。苏天福稍有土地，开过粉坊，卖过油，贩过羊，是个小财主、小商人。王贯三稍有财势，也是武秀才，在当地声望不小。赵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韩奇峰是个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顷，在地方上声望不小。江台凌家有两顷地，本是个“日子主”，二哥还是个文生秀才。孙葵心有一、二十亩地，略有家财。纪伦有两顷地，筑有很大的圩寨，本人还当过清军小头目。张朝阶祖上是书香门第、富贵之家，本人还有三顷地。葛苍龙是有名的“盐趟主”，给地方官吏当过“保镖”。张龙、陈大喜既当过团练小头目，家财亦富有。其他农民军首领“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联庄会、山东长枪会的头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财有势的人物，又是团练头子，只是在与地方官吏、反动团练的冲突中反抗起义的。幅军中的孙化祥充过巡役，贩过私盐，有财有势。刘淑愈还是个进士。文贤教军中的董乾儒是个举人，宋继鹏办过团练，任团长。淄川起义的刘培德中过秀才，组织过团练。黄崖教军中的张积中还是太谷学派的领袖。这些“日子主”们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造反精神，并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当个叛逆。他们结捻起义并成为主要首领既是逼出来的，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一种情况是在与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强、团练头目以及官府的激烈冲突中结捻起义，如陆遐龄、张乐行、苏天福等。一种情况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团练、官府的压迫结捻起义，如张龙、陈大喜、江台凌、纪伦等。一种情况是被他人抬起来，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韩奇峰等。他们没有政治抱负和志向，也没有这种意识，因此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法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局面。捻军首领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穷光蛋”(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的流氓无产者。贫苦农民出身的，如龚得树、侯士伟、刘永敬、刘天台、刘玉渊、刘学渊、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们地无一垅，房无一间，靠当佣工及一些不正当职业维持生计。他们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但他们没有政治意识和觉悟，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复仇，为了暂时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处境。其他的很少考虑过，更不会意识到应该造谁的反，怎样造反。像李昭寿一类流氓无产者，苗沛霖一类穷秀才，稍有一点政治头脑，但一己之利把他们引向邪路，反复无常。苗沛霖两次“抗清”，一围寿州，二围颖州，只是挟狠报私仇，杀仇人(如孙家泰、徐立壮、李华南)，当然也包括对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愤恨，其中挟私斗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寿为了狭隘的私利，左右摇摆，甚至可以杀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与苗沛霖也发生火并。在他们眼里，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固定的朋友，随时可以反噬，当然也就没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