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取代东汉王朝前的舆论欺骗

还在曹操活着的时候，作为接班人的曹丕已经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以五官中郎将身份协助曹操掌握军权，以副丞相身份协助曹操掌握政权。曹操死时吧，曹丕已经羽毛丰满，爪牙遍布，逼宫夺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不想学习父亲，不愿在皇权和军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中游走钢丝，在父丧完毕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逼宫夺权。担心到舆论可能造成的国内混乱，曹丕玩起了禅让的把戏。

所谓“禅让”就是转让，不用转字而用禅字，无非使转让获得最高的级别，显得极隆重极主动罢了。《辞海》禅让条目注释曰：“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首领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了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继……”这条注释有三处乖谬：其一，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的称谓，遍查古籍，唐尧以及之前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都没有部落联盟长之类职务，都是称帝的，颛顼、帝喾与尧、舜、禹合称为五帝。其二，转让有一个大前提，即转让自己的所有权。既然原始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公共权力更属于公有，那么任何人就无权将公共权力私相授受，如能够私相授受，权力就不是公有，部落联盟就属于乌有子虚。其三，注释者并不了解尧与舜之间的血缘关系，更不了解四岳的本来含意。所谓四岳，不过是黄帝家族内部拥有实权的臣宰们组成的贵族。黄帝及其之后的五帝传位，不是一脉相传而是两脉相传，是在黄帝两个儿子，即昌意与玄嚣后代中相传，换句话说，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禅让制度，也没有产生禅让的经济基础。炎帝一朝以神农氏命名，说明当时中国已进入农耕社会，自私狭隘的农业经济，只能产生一家天下为基础的专制制度。

所谓的禅让，纯是天真史学家编造的历史童话。子虚乌有的传说，却给后世军事寡头提供了和平夺取皇权的依据，曹丕捡起古人的梦呓，在温文尔雅的形式中完成了权力移交。所谓“禅让”，不过是一场宫廷政变，主动者是拥有军权的属下，属下手中的军权，已膨胀到没有制约的地步。被动者是拥有皇权的圣上，失去军权的皇权已变成负数，连人身自由一家平安都丢失殆尽。然而曹丕不愿留下强枝凌干的骂名，就要把主动的急不可待，变成被动的难以拒绝;把傀儡皇帝对皇权的割舍不得，变成情真意切、千乞百求的“禅让”;企求承欢新主子的大臣们，自然要充当前台的执行导演，他们穿梭于今日皇帝与明日皇帝之间，一面逼宫，一面劝进。他们之所以甘做恶人，无非要谋进身之阶，故而不惜以名节贞操作为资本，尽可能追求加官晋爵的丰厚利润，想做更加体面的开国功臣。在编纂《三国志》、《后汉书》时候，陈寿、范晔将逼宫过程都忽略了，令读者看不出“禅让”后边的蛛丝马迹。好在裴松之为偏于简略的《三国志》作注释时，补充了大量史料，使后世有幸看到“禅让”这出戏剧的一个侧面，虽然不完整，但极其生动。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汉献帝在胁迫之下，发出了“禅让”的第一道诏书，以羡慕唐尧让位于虞舜为理由，决定步其后尘，禅位于魏王曹丕。诏书一发出，中郎将李伏便献图谶之说，劝曹丕登基。侍中刘谩、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及陈群、陈矫等随之附和。曹丕表态说：“犁牛身上的花纹与老虎相像，莠草小时很像禾苗，很多事情(做起来)像是对的，其实不对，就像今天(你们所说的)。究察你们所说的事情，实在是加重了我的罪过。”(原文为：“犁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太史丞许芝把当时的蝗虫成灾解释成最为祥瑞的征兆，就像2008年一些主流文化人将川北几万只青蛙乱走乱跳解释为天降祥瑞一样，引用大量的图谶之说第二次劝进。曹丕说：“我恩德太少，声名太鄙微，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然倾仓竭府拿粮食衣物等赈济魏国百姓，但是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我为此整夜整夜地忧愁畏惧。我以解除百姓疾苦为终生目标，这是真的。你们应该将这个宣示全国，使国人明白我的赤胆忠心。”(原文为：“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赈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此心。”)这是推辞谦让吗？不！是要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赤裸裸地沽名钓誉，并钦定了宣传大纲做舆论导向。他要借大臣的炒作，达到欺骗天下盗取民心的目的，为逼宫夺权做好铺垫。值得肯定的是，曹丕毕竟是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他知道在专制制度下，民心在权力和平移交中的重要性。曹丕扮演了A、C两种角色。在集团内部，由于他与部下的共同利益，故此敢以赤裸裸的A角示之;对全国民众，则立即改容换貌，示之以虚伪欺诈的C角，目的在于以小惠收揽人心;他没有扮演稍加修饰的B角，因为在内部没有必要，在外部没有胆量。

大臣们心明如镜，为了成全曹丕的至德形象，桓阶、陈群、辛毗、刘晔等不知疲倦地依然劝进。曹丕第三次表态说：应该让四面八方都知道我不做皇帝，只在解除百姓疾苦的志向。我“与上，我无颜面对上天显示的祥瑞之兆，与下，我愧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道德还不如封国的王侯，哪里敢和皇帝相比！”(原文为：“上惭祥瑞，下愧士民，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并制止说，“劝进的话不要再提，我只重视死后的声誉”。司马懿、郑浑、鲍勋、武周等以大致相同的理由第四次劝进，曹丕说：尘世上道义最重要，所有其他均无所谓;我不当皇帝的决心已定，“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再这样劝进，我就要以不肯做皇帝而出逃的叔齐、伯夷为榜样，你们能改变我坚如铁石的意志吗？

曹丕在集团内部又拿出不肯做皇帝的C角面貌，这同之前的态度似乎矛盾了！不，不过省略了“你们将我的这个态度要公开告诉国人”而已。在他们内部，和平夺权是既定方针，没有必要加以掩饰。掩盖目的而以矫情示人者，是给成员的宣传大纲。

汉献帝的第二道诏书颁布下来，讲述了禅让的三条理由：一、帝王不一姓，这是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应该换代就换代，历史的选择不是永远的选择;二、东汉王朝的气数已经尽了，这在很久以前已表现出来;三、魏武王曹操誉满华夏，今魏王曹丕大功大德四方交赞，人神响应，天命已经在你身上。在引用了历史上几次禅让的美谈之后，还效法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的故事，将自己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并让人送去皇帝玉玺，以示禅让的决心。其实，只有局内人知道，诏书是大臣们拟定强逼献帝盖印的，玉玺是曹丕派人强行索取的结果。

这期间有一个小插曲，当曹丕派人索取皇帝玉玺时，遭到嫡亲姐姐(或妹妹)、汉献帝贵人曹节的公开对抗，盛怒中的她坚决不给。三番五次之后，曹节知道不给不行了，遂将玉玺摔了出来，并破口骂道：“苍天不会保佑你！”由此可见逼宫之激烈程度，可见禅让的“主动者”献帝的被迫和无奈。

第二道诏书一出，辛毗等再一次劝进，并将群臣议定的受禅仪式作了汇报。曹丕第五次表示：“我实在不敢当皇帝，(将来)怎么对外面交待？怎么处事呢！”(原文为：“吾殊不敢当之，外亦何豫事也！”)卫臻等人说：“这是大势所趋，天人都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已问过许芝，他说本月十七日午时一过，就是受禅的最好时辰。”曹丕说：“应该把玉玺还回去，并以我的名义写一份奏章表示谦让，古代许由等九人都有高节尚义、轻富贱贵的行迹，他们因此而名垂千古。将我退还玉玺的事件宣示于天下，使妇孺皆知。”在曹丕“谦让美德”宣示于世人的同时，辅国将军刘若等一百二十人又反复劝进，侍中刘等争相附议，曹丕在虚与委蛇后摊出了底牌：“泰伯(即太伯，周王朝时吴国的始祖)曾三次谦让(之后再当吴王)，这时，别人不仅没有了话说，反而交口称赞，孔子叹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我应该做个怎样的人？”

为了沽名钓誉欺骗舆论，曹丕使出以退为进的绝招，上表要辞去丞相职务，远离京师退守藩国。请注意，丞相职务可以辞去，却没有交出兵权的意思，对权臣来说，军队是他的灵通宝玉，灵通宝玉岂能交出！

汉献帝“禅让”的第三道诏书颁发下来，桓阶等请求曹丕选择吉日接受禅命。曹丕不慌不忙地说道：“等再次辞让而不被采纳时再说，何必性急成这样？”(原文为：“冀三让，而不见听，何汲汲于斯乎？”)一切尽在安排之中，有愿意做恶人的部属凶巴巴逼宫，曹丕何必着急呢！不如将戏再演下去，好戏不妨加演一场，以便取得更高的票房收入。在部属的紧逼之下，第四道“禅让”诏书又颁发下来，闹剧似乎该收场了。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等最高级别的下属知道该是登场的时候了，于是率九卿出来劝进，不意曹丕节外生枝的又辞让了。古人都是三让三辞，曹丕大度地追加了一次。一直等到第五道“禅让”的诏书颁布后，曹丕知道，再推辞就成了画蛇添足，这才答应接受“禅让”，一场难得一见的好戏终于收场(以上均见《三国志·文帝纪》注释《汉纪》及《献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