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魏忠贤和厂卫们 为何敢把酷刑当成比赛？
明朝“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特务横行不法，是当时一大公害。清朝张廷玉等著《明史》中揭露说：“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说的是凡被东厂特务侦查捕捉的人，无论是否有罪，都要被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明史？刑法志》中记载了“厂卫”特务们一次“坐赃比较”，今天读来也令人毛骨悚然。
天启年间，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及镇抚许显纯，伙同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厂卫”爪牙协助做恶。在审问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人的案件中，曾经展开了一场“坐赃比较”。这场“比赛”看谁收“犯人”的贿金最多，并规定以两天为期，送钱不足定额的就动用全刑，即械具、镣铐、棍棒、拶子(夹手指)、夹棍。
五种刑具全都用上，犯人就会呼天喊地，血肉溃烂，来回翻腾，求死不得。在现场指挥的许显纯神态自若，照样谩骂不停。一天晚上，他命令囚犯分开住宿。于是，狱卒们就议论说：“今天晚上有当‘壁挺’的了。”“壁挺”，是狱中处死犯人的黑话。第二天，杨涟死了，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锁住头部拉扯致死。每个人死后，都停尸几天，然后用苇席裹着送出牢房，蛆虫把尸体都啃烂了。狱中的事情很保密，死者的家属对亲人是哪天死的都不知道。
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缘何如此狠毒至极，敢对朝廷大臣下手？当然，他们这些爪牙只是按魏忠贤的旨意行事而已。天启三年起，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的身份主管东西两厂事宜，他还运用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及镇抚许显纯之流，对官民施以酷刑。田尔耕、许显纯还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厂卫”狼狈为奸，其祸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厂卫”爪牙对魏忠贤惟命是从，每一场审讯，如魏忠贤所派的旁听没到场，他们是不敢擅自提审的。所谓“必伺忠贤旨，忠贤所谴听记者未至，不敢讯也。”
魏忠贤为何要毒杀杨涟等大臣？说来话长，自明万历始，东林、阉党之争始终没有停息。神宗以来，党争仍在继续。非东林党人企图借助魏忠贤势力搞垮东林党人，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这样，魏忠贤在外廷的势力也逐渐扩张，东林党人和一些正直的人士不断受到陷害。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二十四方面的罪恶。
接着有都给事中魏大中、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等七十多人交章论列魏忠贤的不法行为。叶高向和礼部尚书翁正春也上疏请熹宗谴责魏忠贤，以平息百官的愤慨。然而，熹宗不仅都不答应，还对进行弹劾的官员严旨切责。这样，魏忠贤见自己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了，就开始反扑，一大批反对魏忠贤的官员被杖死、逼走、罢黜、革职、排挤。
接着，魏忠贤和同党加紧了对正派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的迫害。他们搞了个黑名单，将顾宪成等一百多人看成“邪党”，利用厂卫特务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击。凡被缉拿的人，不论是否真的有罪，几乎都要弄的家破人亡，当时被杀害的人不可计数。其中，“六君子之狱”为规模最大。天启五年，魏忠贤及其党羽炮制假供词，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其中诬陷杨涟贪赃银二万两。厂卫爪牙对六人严刑拷问，最后在狱中将他们谋害。
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其他“七君子之狱”和“《三朝要典》炮制案”，也有一大批官员被残害。魏忠贤为何如此横行不法，甚至敢自称自己的命令为“旨意”，无非是玩弄手段利用了当朝皇帝对他的宠幸。魏忠贤，只是一个文盲混混，因为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结，利用这个紫禁城里最有权势女人，得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职位。作为明熹宗的玩伴，又利用昏庸皇帝终日沉浸于木匠工艺世界的机会，代行了皇权之事。同时，魏忠贤又利用了大明帝国文官集团的内讧与分裂，网罗党羽，取得了“九千岁”的高位。
从此，他大权在握，肆无忌惮，横行不法。他指挥的“厂卫”武士，已增加到上万人，整日在紫禁城“裹甲出入，恣为威虐”。他勾结客氏假传圣旨，令明光宗的选侍赵氏自尽，将有身孕的裕妃张氏杀害，将成妃李氏的封号革去，将张皇后的胎儿打掉，被他们谋害的国戚、宫嫔、官员、太监不计其数。百姓闲谈，如若触犯魏忠贤，往往遭到逮捕杀戮，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杀害的人多的难以计数。有一天夜间，京城有四人在家喝酒，有一人喝醉了大骂魏忠贤。可骂声未了，厂卫爪牙就将四人抓走，当场将骂魏忠贤的人撕成碎片，另外三人吓得“魂丧不敢动”。
魏忠贤和“厂卫”如此嚣张，不能不说是明朝恐怖政治的制度的恶果。《明史？刑法志》介绍了“厂卫”历史。明太祖时曾由锦衣卫办理过案件，后来禁止了。明成祖在北京起兵，刺探南京皇宫内部情况，多利用建文帝的侍从人员。所以，明成祖即位后，专门依靠太监，在北京东安门北边设立了东厂，委派宠臣作主管，负责秘密侦查阴谋叛逆、造谣惑众等重大恶性案件，同锦衣卫的权力相当。
明宪宗时期，下令设立了西厂，参与办案。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主管东西两厂后，锦衣卫与东西厂常相勾结，狼狈为奸。明代的“厂卫”名义和权力有过更换，但作为皇帝私人的特权侦探机关，监察侦伺一切官民的特务性质没有变过。吴晗先生在他的《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一文中指出：厂卫是凌驾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讯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权力。厂卫如此“层层缉伺，层层做恶，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明代皇帝设立“厂卫”，源自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感。如吴晗先生所说：“在旧式的政体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集团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了家族的威权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刑章，公开的军校和法庭不够用，也不便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
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厂卫”横行，不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人人自危、人人侧足的恐怖气氛，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厂卫威权日盛，使“厂卫”二字成为凶险恐怖的象征，破胆的霹雳。统治者企图倚仗“厂卫”消除孤立自危心理，维护统治地位，只能是养虎遗患，贻害无穷。正如《明史》所说：“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