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隐居天津 拒绝日本要求誓死不当汉奸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直隶天津人。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他去职。徐世昌被迫退位，蛰居津门。

下野后的徐世昌不闻政治，日常生活以看书、绘画、写字、赋诗自娱。他晚年谈论的三个主要话题：一是向家人、来客炫耀他昔日的“政绩”，特别是在清朝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光辉历史”;二是谈他自己的诗、书、画，他常以自己是“文艺全才”而自居;三是以自己年过80仍身体强健，而大谈养生之道，得意之时常吟“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的诗句。

他的家庭充满了封建色彩，家属后辈见他时从没座位，只限于请安问候，很少与他一起叙叙家常。但深得他宠爱的女儿、侄女却可以随意与他说笑、玩耍，只是不许她们独身出门，更不许私自进戏院、影院。对过去的下属，他一直保持着封建统帅的作风，如王怀庆、陈光远等，逢年过节或给他祝寿时，总要按对待“老帅”的旧礼叩首请安。一次陈光远请徐在自己的照片上题字，徐欣然题诗，然后逐句讲给陈听，每听到好处，陈便躬身请安道谢，一首诗还没讲完，陈已请安十数次，而徐则端然稳坐，受之安然。

徐世昌酷爱古砚、古墨，收藏端砚颇多，并将各砚花纹题识墨拓而成《百砚谱》，1926年刊行，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评砚专著。他的藏画、藏书颇丰，早在1907年，与严范孙创建天津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时，他就曾捐赠大量书籍。只可惜在1939年大水灾中，藏书损失殆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本交换山东主权。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他早在督东三省时就已领悟很深，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1937年冬的一天，一个汉奸突然造访徐宅，声称：“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汉奸的卖国动机，以年老婉辞。日寇仍不甘心，计划从徐世昌之侄徐一达身上打开突破口。徐一达就职于北平，日本特务妄想通过他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华北的领袖。并表明“如成交，将北京市长一职赠给一达君”。得知事情经过，徐世昌遂令徐一达赴上海“避难”。

1938年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汉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主子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你们太浑！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像你们这样，贪于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节不保呢！”

1938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平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平住院治疗，徐恐去北平遭日本人暗算，遂没有答应。1939年6月，84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