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居士”苏轼与苏东坡是不是一同个人？

苏东坡与苏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少年时代就因为无知而这样误判。而这几年“读”苏东坡，读着读着就觉得他们真不是一个人。那个宰相坯子，志大才疏的苏轼，他的生命的起点是眉州。而这个文坛巨匠，光彩照人的苏东坡，他的生命的起点却是在黄州。当然，苏轼是一只蛹，而苏东坡是一羽蝶。这种蝶变是在黄州完成的，而促成这种蝶变的，正是那次贻笑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苏轼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十岁的时候听母亲讲《汉书·范滂传》即问母亲“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样(为名节而不顾生死)，母亲您答应吗？”。二十二岁应试汴京文章第一，只因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而忍爱判为第二。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策考试“入三等”。制策考试十年一度，录取名额只有五名，由皇帝亲自主持，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为最。苏辙入四等。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后四年，英宗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但是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最后，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其目的是要让苏轼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可见，苏轼一步入仕途就是闪亮登场，皇帝、宰相都是把他当着接班人来培养的。朝堂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为相辅政是理所当然的。

“乌台诗案”牵动八方，包括宰相司马光在内的社会各界纷纷上书求赦，就连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为苏轼求情。当时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祈福，皇太后说：你也不用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一人就行。这些压力都没能让神宗皇帝改变初衷，最后还是赋闲金陵的旧相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专札言：“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的面子就不能不给了，因为神宗的钱都是王安石赚的。苏轼捡了一条性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北宋的政治就是那么耐人寻味，崇文抑武，文人治国。而文人与文人之间又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连台好戏。范仲淹、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欧阳修要复古。苏轼写了几首诗，沈括就寻章摘句，说他有不臣之心。已经七十二岁的老范镇又跳出来为保苏轼要“休了老命”。他们的争斗客观地说都没有私心，都是为了文人心中的一个“义”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为真理而斗争”。

“乌台诗案”前后历时一百二十天终于落下帷幕。结案时正值腊尽，惊魂甫定的苏轼连新年也不敢在京城过。在除旧布新的爆竹声中，顶风冒雪，径往黄州而去。元丰三年正月底，苏轼从光州翻越大别山，遥望蕲黄烟笼，长江如带，心中才感到了一丝惊弓脱网的真实。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环境十分糟糕，他的左邻右舍有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古农夫，还有一个专横跋扈的婆娘，夜夜像猪一般啼叫。幸好太守徐君猷惜才，便为他另辟了一处居所：临皋亭。临皋亭除了拍岸涛声之外，虽无市井喧嚣，然清风明月到底填不饱肚子。又是太守徐君猷解他燃眉，将一座废弃的军营拨给他，约有五十亩的坡地。苏轼在此垦荒种地，营建“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济世苏轼从此远去，文章东坡向我们走来。黄州是苏轼生命的终点。黄州是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神宗是没有忘记苏轼的，但他并不知道苏轼已不复存在。元丰七年，神宗启用“皇帝手札”复起苏轼移汝州，却丝毫也没有打动苏东坡。皇命难违，他不得不启程上任。汝州在北，苏东坡却北辙南辕道过江州，而且一路上磨磨蹭蹭，不断地上书乞居常州。在江州，苏东坡留下了《初入庐山》等近三十篇诗章和数篇游记。其中尤以《题西林壁》最为耐人寻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站在庐山之巅，眼里是连绵的山峦，心里却是纷乱的人世。从《水调歌头·中秋》到《念奴娇·赤壁怀古》，再到《题西林壁》，我们不仅看到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蝶变，同时还看到了一个脱离躯壳的魂魄，一步一步走出忧伤与梦想。苏东坡的一生是用情致深的一生。于人、于事、于国、于家、于文、于艺，一份深情都用到了极致。

王安石以国为本，苏东坡以民为本。因两人政见不同，在王安石为相时，苏东坡转徙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但是，当王安石罢相而去，失势蛰居金陵的时候，苏东坡自江州顺流而下，两位世纪伟人恩怨一笑而泯。特别是章惇为相的时候，苏东坡两月三贬，漂洋过海一直走到了天边，于花甲之年谪居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四月，六十三岁的苏东坡奉诏北返，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他必定要入朝为相。而六十五岁的章惇却在这一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与儋州隔海相望。苏东坡走到洪州，章惇之子章援受章惇之命送来书信，恳求苏东坡为相之后放过他们父子。苏东坡就地回书：“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虑章惇年高不对岭南瘴气，还在书信的背面写上药方，荐于章惇备用。

苏东坡是元符三年四月奉诏返京的，但是他走了一年多，从哲宗朝走到徽宗朝也没有走到汴京。元丰七年，神宗启用“皇帝手札”复起他移汝州。也是四月，也是走了一年多，从神宗朝走到哲宗朝也没有走到汝州。因为他不是苏轼，而是苏东坡。在中国古代，像苏东坡这样的生命个体堪称绝无仅有。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穷尽了生命的可能，穷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他的一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抵达了生命的极限。宋人笔记中有“眉山生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草木尽皆枯”之说。意思是说“三苏”占尽眉山地脉而使草木不旺，说法不免夸张，但“唐宋八大家”一门独占其三，如此厚重也确实让眉山小邑难以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