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到底是如何评价中美“乒乓外交”？
“这是这项运动最光荣的时刻，这是构建为人熟知的‘乒乓外交’的最初步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记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NicholasGriffin)在自己的新书《乒乓外交：那个改变世界的游戏背后秘史》(以下简称《乒乓外交》)中这样评价中美“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一书的主线是乒乓运动的发展及其“政治属性”，从英国写到日本、从苏联写到中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冷战期间“小球推动大球”的那段历史轶事和外交突破成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来，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认地在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国人在1971年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日本乒乓外交启发了中国”
在格里芬看来，20世纪初乒乓球逐渐成为一项“没落的运动”，但随后在国际乒联的主持下渐渐变得火热，终于在70年代成为中美两国缓和关系、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工具，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设计”。
1971年，日本名古屋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期间，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意外登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大巴。这名球员以个性强著称，蓄长发、反戴棒球帽，一身嬉皮士打扮突然现身让车上的中国球员面面相觑。
这时，坐在后排的世界冠军庄则栋在短暂的“冷场”后走上前来，在翻译的帮助下与科恩交谈，并从包里掏出绣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科恩。
当大巴抵达目的地，在前排交谈的科恩和庄则栋携手下车，正巧撞上媒体的“长枪短炮”。这次“遭遇”开启了随后中美乒乓球队互访，成为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中国“破冰”之前，中美之间震撼世界的一次“亲密接触”。
《乒乓外交》的作者格里芬说：“乒乓球比赛或许是最不可能被采用的沟通方式，但它却至关重要，缓和了紧张局势，争取两国各自民众，而且为尼克松、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中操作创造了大量喘息的空间……不到一个月，大部分美国人就对中国加入联合国表示支持。”
他认为，中国早就看到乒乓球有“外交属性”，那次“邂逅”源于精心策划。
在《乒乓外交》一书中，作者认定，中国大力发展乒乓球运动，一方面是受到国际乒联主席艾弗·蒙塔古的推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邻国日本“乒乓外交”成果的影响。
日本乒乓球运动员荻村伊智朗20世纪50年代前往英国伦敦比赛，一开始因为来自二战战败国而被观众喝倒彩，但乒乓球运动“常见而无害”的特质让欧洲人很快接受了荻村伊智朗，也因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让那些依旧认为日本的国民运动是观赏樱花和切腹自杀的人大吃一惊”。
格里芬说，中国政府对荻村伊智朗“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也因此把乒乓球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在名古屋世锦赛之前就做出过精心的安排，庄则栋与科恩的邂逅是“必然中的偶然”。
《乒乓外交》一书把乒乓球的发展视作蒙塔古的“功劳”，称这位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创始人曾在20世纪50年代到中国推广乒乓球，用自己“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以及乒乓球在亚洲国家政治中“性价比高”的说辞，引起中国领导人对乒乓球运动的重视。
“中美关系建筑师”
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格里芬特别了解如何调动读者的兴趣，他已经出版的几本书题材涉及甚广，并没有专门关注中国或体育外交。他在书中试图从偏向“政治谋划”的角度诠释乒乓外交，这样的写法的确“抓眼球”，但未必是“良史”。不过，格里芬对于“乒乓外交”的生动描述引发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
除格里芬外，不少西方作家和国际关系学者都曾经出版著作，对这段历史津津乐道。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曾说，正是由于“乒乓外交”，中美关系能够以缓慢而又稳健的方式开展。而内华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东真弓把“乒乓外交”称作中美关系中不应被遗忘的“建筑师”。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在自传《白宫岁月》中回忆这段外交史上的著名“桥段”。他认定，中美两国运动员“邂逅”名古屋以及随后中方邀请美国队员前往北京访问，都是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一手安排的。、
而《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钱江1987年出版的《“乒乓外交”始末》披露，周恩来总理在名古屋世锦赛前曾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工作人员会面，告诫他们“乒乓球队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也就要接触许多国家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同他们接触的”。
在比赛过程中，虽然不会主动与美国队员打招呼，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拒绝美方人员的寒暄和交流。特别是美国代表团团长格兰姆·史丁赫文向中方传达了一个消息：美国代表团愿意访华比赛。
在这样的背景下，庄则栋和科恩的接触显得十分正常。事实上，根据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看到相关新闻后，毛主席称赞了庄则栋，并亲自拍板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结束世锦赛后访问中国。
体育与外交的“不解缘”
“乒乓外交”体现了体育和外交、政治之间的联系。《乒乓外交》作者格里芬在接受日本媒体《外交学者》专访时说，只要经过精心的准备，体育仍然能够发挥外交功能，成为一种政治“平衡器”。
体育具备“政治属性”。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社会学家詹姆斯1963年在回忆录《出界(跨越界限)》早已分析过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他用自身经历为基础，关注板球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治生活中如何协助英国殖民统治，又是如何影响西印度群岛去殖民化进程。
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如今政府的机构设置中。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各种复杂机构中，教育与文化事务办公室的职责之一就是推动体育外交。这一机构通过向世界其他国家派遣“体育大使”、给予他国运动员或青少年体育项目奖金等方式，系统化地推动美国的海外形象和外交能效，“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乒乓外交”不仅为中美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在全球外交领域梳理了一种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国与国关系的方式。
如今，借格里芬新书《乒乓外交》回顾那段经典的外交案例，中美双方亲历者的勇气仍旧令人钦佩，这种成功的外交模式也让人思考当代民间、公共外交的推广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