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的历史契机 两届世乒赛主办地都是友邦
1970年11月1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瑞典和南斯拉夫访问，队伍中包括了所有能集结起来的国内精英。这是继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中国运动员的第一次出访。
对于这次出访，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中国男队受到了瑞典、匈牙利甚至南斯拉夫等国选手的挑战以及打开“文革”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图谋等等，但我却发现：事情可能并不这样简单——
在中国队出访前一个月，英格兰乒乓球协会放弃了1973年世乒赛的主办权，该协会主席查尔斯•怀尔斯说，“缺乏合适的场地使我们不能在我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单项国际体育比赛，这是极令人失望的事。”(这里的措辞很有趣：“最大的”，意思是说比足球世界杯和温网还大吗？恐怕是这个意思。)
之后不久，国际乒联经过和南斯拉夫乒协的谈判，决定1973年世乒赛改在南斯拉夫举行，比赛的提名候选地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
这里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六十年代中国参加的三届世乒赛，除了1961年在中国举行之外，另外两次分别是在两个友好国家的城市布拉格和卢布尔雅那举行的。试想：在七十年代初，如果连续两届世乒赛分别在和中国有着良好民间关系的日本、以及东欧集团中挑战苏联霸权的另类南斯拉夫举行的话，中国队为什么不去参加呢？
所以我大胆假设：世乒赛的异地举行或许也是中国队决定访欧“试水”的原因之一。而理想的“试水”对象，当然是关系比较良好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瑞典了——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又是有“小世锦赛”之称的传统赛事。
此外在11月29日，瑞典首相帕尔梅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是七十年代给予中国乒乓球最高礼宾规格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中的第一个，这位后来遇刺身亡的政治家，既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又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中国“文革”年代的价值观，这样一位人士对中国乒乓球队给予的礼遇，或许也能增加中国通过乒乓球重返世界舞台的信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