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最终军事失败的检讨 军纪败坏最为严重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逃离成都,乘飞机直抵台湾。在孤岛上重新营造窝巢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检讨起自己在大陆的失败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原因。
对军事战略的检讨
首先,蒋介石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他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了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曾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尽管承认自己犯了战略错误,蒋介石却将导致自己战略失误的原因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却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解处的3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对军事制度的检讨
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另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此感受得非常深切:“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认识到这跟各项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有着重要关系。
蒋介石指出:“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
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蒋批评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酬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针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发誓“要彻底改革过来”。他认为“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连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对军队纪纲的检讨
蒋介石认为,军队纪纲的败坏导致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力。1950年3月19日,蒋介石在题为《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的讲演中检讨道:“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是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
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蒋介石还沉痛地说:“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蒋介石还一口气列举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八大缺点: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3、“消极被动,推渎责任”。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7、“迟疑犹豫,徘徊却顾。”8、“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在军民关系方面,蒋介石承认“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他指出:“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为了重整军队的纪纲,蒋介石提出必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还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经过上述检讨反省,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已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们也已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蒋介石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