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操纵了北洋政治？各派之间都有帝国主义支持

学界所说的北洋时期，一般指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1928年东北易帜，这期间的中国政治，因形式上主要操纵于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之手，亦可称北洋政治。从大的线索而言，这其中经历了承认民国、洪宪帝制、参加一战、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军阀混战、修约运动等节点，每一个节点背后都有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其复杂之处，不仅在于北洋派系内部的争斗，还在于列强势力掺杂其间，各自培养自己的代言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甚至有时候亲自出马，干涉北洋政治。

日本在北洋时期欲控制中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从承认民国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都可体现出这种趋势

列强对北洋政治的干预，并非始于1912年1月1日之后，而是早在清末已经开始。列强对北洋政治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时期争夺势力范围和利益的继续，只不过面对了中国内部新的形势。各派政治势力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寻求列强的帮助。究竟是谁操纵了北洋政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事件面前，因利益寻租的关系，并没有绝对的主导者，但具体到某个案例上，总会有起主要作用的几个国家或某派势力的结合。基本上，日本在北洋时期欲控制中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从承认民国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都可体现出这种趋势。而美国则从承认民国开始一直试图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努力，华盛顿会议则直接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中国重新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面临着是否被列强承认的问题。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呼吁“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这是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首次正式要求列强的承认。从此民国政府开始了为期近2年之久的寻求列强承认的外交历程。

1912年2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令驻英、美、俄三国公使，向三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承认问题的备忘录，就承认的条件征询意见。日本所提条件内容主要有：一、继续尊重外人之一切权益;二、承认偿还以往之外债;三、各国在承认问题上取一致行动。

日本对德宣战后，侵占胶济铁路，攻占青岛。趁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抛出了企图全面称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时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得到外相加藤高明的亲手训令后，于1915年1月18日，要求晋见袁世凯。当日下午，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日置益。日置益当场宣读了二十一条要求全文，并要求中国全面接受，尽快答复。日本一直企图向各国隐瞒真相，特别是对第五号(如，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的内容极端要求保密，试图稳定在华有利益的各国，意图取得各国的中立。2月15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会晤日置益，希望日本方面放弃第五号要求，但日置益予以拒绝。无奈之下，民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文电告协约各国政府，冀求引起各国注意，向日本施加压力。英、美等国虽然对第五号要求表示关切，但此时各国多有求于日本，愿持观望态度。

经过多次谈判，至1915年4月26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修正案，作出些微让步。针对日本的修正，中国于5月1日提出修正案，在山东、满蒙杂居、第五号要求等问题上坚持立场。此时，形势已难调和。英国于5月4日照会日本，不希望日本与中国开战，希望日本遵守英日同盟的精神。在国际压力和中国的坚决抵制下，日本最终同意放弃第五号要求，并于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6时答复。当时的毛泽东得知后，愤而写下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月9日，最终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

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是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五卅惨案后，借助国内激扬的民气，北京政府于1925年6月24日向华盛顿会议与会国递交照会，正式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北京政府在照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近年来，中国舆情及外国识者，佥谓为对于中国公道计，为关系各方利害计，亟宜将中外条约重行修正，俾适合于中国现状暨国际公理平允之原则”。

在各国反应之中，英国的态度最为强硬，法国和葡萄牙次之，美国最为宽容，日本相对温和。当时英、美政府分别将自己的建议案转致其他有关各国，探听他国是否赞同己见，由此引出了日本修正关税声明草案后的折衷方案。7月中下旬，日、英、美政府先后拟具各自的复照文本，基本上还是各唱各的调，所表现出的立场与观点相去甚远。由于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是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为了协调各方观点，有关各国之间进行了密集的磋商。

历经两个月的紧锣密鼓的协商，有关各国终于消弭歧见，复照表示“对于中国政府修改现行条约之提议愿加考虑，惟务须中国政府以同等程度履行其保障外人权利之义务。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必须证明愿意且有能力平息骚乱及排外煽动活动。”1925年6月24日的修约照会，标志着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修约运动的进程。拖延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调查会议终于先后召开，但可惜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与有关国家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单方面废约的行动。然而，北京政府的虚弱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外交努力的作用。外交官们的勇敢行为，并不能挽救北京政府在国内斗争中失败的命运。随着北京政府的垮台，曾一度很有气势的修约运动也就烟消云散了。

20世纪20年代，中央政府失去了统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军阀割地而治，各派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失去了统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军阀割地而治。经过多年的混战，到北伐战争前，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一方。各派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奉系的后台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张作霖为左右北方政局，有意亲近日本。他在会见日本贵志少将时说：对日政策必将实行真正亲善主义，外国人宣传亲日之段祺瑞已经没落，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态度，彻底公布。今日在东三省，包括长江以北地区，坚决抵制排日思想之传播。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不放心前方的情形，特意从奉天派出一个日本军事顾问团，为首之人系一名日本中将，据说是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司令。当直奉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正酣时，奉系子弹告急，一、三联军只剩子弹20万发。第一军的裴春生一个旅，一个晚上就消耗了20万发。张学良从奉天于1周内带来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收到这些弹药，郭松龄率领4个旅出击，一举击败直军。两次直奉战争的背后都有英、日两国的背后支持，但最终的决定原因并非外力。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政治迎来了其最为强劲的参与者和挑战者。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政治即将被清扫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