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因何决定重新编纂新的五代史书？

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新五代史·序》)。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占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

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真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因此，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史。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