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古人如何防控家族权力腐败吗？

打开二十四史，家族腐败史不绝书。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 “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视为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当然，有权利必然会引起贪腐的欲望，那么古代有哪些方法控制家族权利呢？

其实，家族式贪官只不过是家族式腐败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败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形成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败家族不只贪财，还企图控制政权甚至取而代之。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卫帝王这一小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家族势力，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 祖宗成规 ” 成为制约外戚的重要法宝。东汉时，“ 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宋代为皇帝选皇后，特意 “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 ”。所以，宋代 “ 女子之防尤严 ”，不允许后妃预政。个别得宠后妃，恃宠干政，皇帝一旦发现，也予以严裁。这些 “ 故事”，被固化为 “ 祖宗遗训 ”，深入人心，转化为朝野人士的共识和自觉，是对后妃势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轻武，外戚 “ 不得任文资”，就不可能占据要职，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势力。但也有先为高官而后联姻而成外戚者，则可任文官，但一不许任侍从官，二不许任二府要职。宋代凡带殿阁待制以上职名，皆为侍从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没有形成势力集团。把持朝廷、弄权舞弊的只有外戚韩侂胄和贾似道，且都出现在南宋后期朝纲混乱之际。

但是，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外戚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历数外戚年羹尧种种罪状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权力家族化与腐败，都 “当大辟，亲属缘坐”。士大夫家族一旦拥有权势，便成为家族腐败的源头，或者说，家族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变种或形式，而且单个人腐败一旦上升到家族腐败，往往便形成政治权力斗争。

因此，家族腐败威胁政权。最低层次上容易引发党争，任人唯亲，是政坛上的毒瘤，因此，历代帝王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科举上抑制官二代。科举在长达1300多年历史上为寒门士子晋身参政提供了机会，但各个时期都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这实际上剥夺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政治权利。

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唐代明确提出 “ 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 ”，宋代专门创立了“ 牒试 ” 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为了防范家族权力过甚而腐败，宋朝还规定，官爵不能世袭，此后更是形成制度，这就使官员的权力 “一代享用便尽 ”。

王明清在《挥麈前录》提到，本朝父子兄弟为宰执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们并不单纯依靠老子的权势，主要还是凭个人的奋斗，依赖于选官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时时表现出维护皇权的一面。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 一鸾当道，双凤齐鸣 ”，翟銮也因此被弹劾 “ 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万历八年(15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长子张敬修同时中进士。

消息传来，舆论哗然。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时人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氏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咸丰八年(1858)，发生的戊午科场案中，主考官柏葰因家人收受考生贿赂，事发后被处以死刑。

清朝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 “ 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时，不少帝王对于官员子弟参与科举舞弊实行严惩。为了从根源上控制权力家族化的腐败趋势，从源头上分散权力、从刑法上约束以及实行言官制等举措都收效明显。此外，历代帝王还推行恩荫制度以弥补家族权力欲。士大夫家族的形成一般有两条渠道，一是科举晋身，二是恩荫晋身。前者取其才能，后者笼络其心，当然也不排除皇帝故意为之，意在让其后代轻松上位，堕其苦学进取之心，使其自我衰落。

制度设计上，为防控有的家族势力膨胀，帝王有意识地维护即将衰落的家族势力，以达到权力平衡制约。宋代还利用恩荫制度满足官员的富贵享受之欲，以息其权力欲，其规模史无前例。荫补的范围非常广，花样也多。虽然恩荫制度在顶层设计上也对恩荫晋身者予以了限制，但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它是一把双刃剑，遭到寒门士子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