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中的女人战阵 威力最大竟会是寡妇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了，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
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 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生财之道：靠抢劫发财 杀洋人能领赏钱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
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
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Mangin)。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
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
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
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吃喝玩乐。这是农村屌丝青年最常见的经济诉求。
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
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
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很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
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
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
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义和团杀洋人，清政府是有奖励的。。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
“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
这下，各位知道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下手狠了吧。有奖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
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
《西巡回銮始末：辽阳拳匪滋事记》记载：“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
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
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
“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旁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
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
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
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
1、贝子溥伦;
2、大学士孙家鼐;
3、大学士徐桐;
4、尚书陈学荼;
5、阁学贻谷;
6、副都御史曾广銮;
7、太常陈邦瑞。
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
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
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廷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
“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
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
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
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
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象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的查处。
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
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
为什么造反？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