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反奉形势大好 最后却又为何惨败而死？
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2日夜发表了三个通电，这三个通电是郭松龄举兵反奉的政治宣言，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个通电是原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的手笔。电文是四六骈体，佶屈聱牙。主题是反对内战，主张罢兵，废除苛政，兴建三省，拥戴少帅，劝张下野。电文称：“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额日亏......军旅迭兴，赋敛日众，邑无仓积，家无盖藏。”郭松龄主张：“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洪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厉雷雨而弗迷，松龄素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匡襄，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豁除苛税，严刁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在这个通电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痛责张作霖，而是提出郭松龄自己要“翊佐”张学良，并劝说张作霖下野，“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以表明举兵反奉的大公无私。
第二个通电旨在表明举兵反奉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具体提出罢免杨宇霆、拥戴张学良的主张。电文称：“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司令。”
第三个通电是完全针对杨宇霆的，即《讨伐杨宇霆之通电》。这个通电，在屡述杨宇霆的种种罪状后，再次提出罢免杨宇霆。并表明“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看起来，郭松龄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实际上，张作霖在看到这个通电后，把电文拿给杨宇霆看，示意杨宇霆辞职，杨宇霆心领神会，于24日晚“不辞而别”，潜往大连去了。
综观这三个通电，其主旨是：第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二，拥戴少帅，谴责老帅;第三，讨伐宇霆，以清君侧。总之，郭松龄的三个通电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戴张学良上台，清除杨宇霆等人，实行民主共和政治。
郭松龄的举兵反奉通电，得到了国内各界的声援。
11月25日，冯玉祥也发布讨伐张作霖通电，指责张作霖“不顾国家安危，人民死活，一味好战，祸及直鲁，近逼京畿;沪案发生，忍心为虎作伥，纵兵残害学生、工人，违背人道”。劝告张作霖“应当及时引退……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李景林在郭松龄发表通电的当天，也发表了一个通电。但其强调郭松龄反奉是“清侧之役”，要求惩办杨宇霆。请求张作霖“庶政付诸少帅，借息仔肩，以娱天年”。
11月25日，广东国民政府等革命团体，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卖国的段祺瑞执政府和奉系军阀，声援郭军反奉行动。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打倒张作霖！”“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大会号召“各革命团体，联合一切反奉的军队，以扫荡扰乱中国、荼毒民主之最残暴势力”。
11月29日，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名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表革命宣言：“号召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
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系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在全国的声援下，郭松龄的部队也进行了政治动员。有的部队还编出顺口溜，以鼓舞士气。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编的：“郭军长真不善，领着大军回奉天，去大帅，锄大奸，解除百姓苦，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与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
郭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后，士兵戴绿色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大字。这个口号，一语道破了官兵的心志，鼓舞了士气。郭军在行军过程中，遵守军纪，受到人民的欢迎，甚至有送开水、米汤的。
郭军在打到新民县后，于12月14日，郭松龄又发表了《敬告东三省父老书》。这个通电，矛头直指张作霖。电文开列了张作霖统治东三省14年的4大罪状：摧残教育;压制舆论;招兵害农;用人不公。公开提出“驱除杨贼，并劝张氏下野，拥戴汉卿军长出而执政”。电文最后称：“松龄刻已师抵新民，张氏残败之余，不难一鼓讨灭。恐父老受其欺蒙，不明真相，特将班师回奉各情形，略陈颠末。
并将事定后，治奉方针露饰如左：
(一)实行省自治，以发扬民气，大局定后，由各县推举代表，连同省议会，开一善后会议，公决施政方针，及应兴应革之事;
(二)保护劳工，节制资本，以消赤化隐患;
(三)免除苛税，以苏民困;
(四)练兵采精兵主义，务求淘汰匪兵，以除民害，而轻负担;
(五)整顿金融，以维民业;
(六)增加教育经费，实行强迫教育;
(七)用人以才为本，不拘党派亲疏之见;
(八)开发地利，振兴实业;
(九)整顿交通，以利商旅;
(十)肃清匪患，整顿警察。”
这是郭松龄在师抵新民时，对未来东三省如何治理所勾画的一幅美好的蓝图。他在东北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相信会很快地攻进沈阳城。他没有料到会在新民一败涂地。
在郭松龄起事的初期，形势看好。但由此，郭松龄等军官也产生了骄兵情绪。再加上张作霖的反攻，以及日本人的干涉，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致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