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 黄兴并称主帅 二人的合作与分歧之路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5日，孙中山、黄兴、徐绍桢(前左四)、黄钟瑛(孙中山左)等革命志士们在明孝陵拜祭明太祖陵后合影。

在群星灿烂的辛亥先驱们的记忆里，人们一谈起辛亥革命，自然而然地会把孙中山与黄兴联系起来，还将“孙黄”并称。

尊崇孙文岂能冷落黄兴

当蒋介石率领国民军取得北伐的胜利，建立国民党的党国统治之后，为了全面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以孙中山的接班人自居，以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神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历史，还把孙中山打扮成“国父”，搞“总理纪念周”，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对不是“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系列的其他革命团体与骨干，要么贬低，要么淡化，就以孙中山的言行为中心，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活生生造出一个新的正统史观来。如此强化的结果还真的奏效，久而久之，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成了孙中山的个人奋斗史，黄兴的历史地位反而受到冷落。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一文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时，说自己从1885年开始立志推翻清朝，直到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在这20年内，几乎就是他一人在革命，这话恐怕有点绝对化。同盟会的成立，如果没有黄兴为首的华兴会骨干们的合作，恐怕会成不了气候。

黄兴率先搅动革命风云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厪午，又作庆午，后来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出身耕读之家。黄兴5岁开始随父发蒙读书，8岁入私塾，19岁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因读书用功，每月获得课奖。1898年，先入长沙湘水校经堂，复转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密谋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

1902年春，黄兴由官费派送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是年11月，与同乡杨毓麟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他还在宏文学院的湘籍同学中组织“土曜会”，建议大家“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自己则于课余延请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典略，观看日本士官联队兵操，几乎每天清晨还往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1903年4月，曾经趁北方义和团事件占据我国东北地区的俄国军队不但拒不遵守中俄双方签署的《东三省交收条约》，赖在东北不走，反而节外生枝，向清朝政府提出新的要求。消息传到上海和日本的留日学生中，群情激奋，拒俄运动在东京留学生中开展得轰轰烈烈，黄兴就是其中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由黄兴给义勇队教授枪法。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黄兴以“运动员”身份回国，计划策动南方督抚拒俄。当他发现拒俄运动不得要领，就干脆改为发动革命，立志推翻清朝。

在留日学生中宣传革命还比较容易，在国内发动却很难，人们首先得为身家性命考虑，还要考虑家庭、家族的安全。

当年11月4日，黄兴以庆贺自己虚岁三十的名义，约请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等，在长沙西区甲局巷秘密集会，筹建华兴会，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叫做“华兴公司”，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次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发表演说，提出“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反清战略。

黄兴计划于同年11月16日举国庆祝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日在长沙、浏阳、衡阳、常德、宝庆等地区同时举行反清起义。是年春季的某夜，黄兴冒着风雪，在湘潭城外50里处的茶园铺矿山的岩洞中，与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晤面，一边啃鸡饮酒，一边商讨合作起义计划。除了华兴会在外省的分支机构均有专人策动响应外，黄兴又派陈天华等前往江西游说湘籍巡防营统领廖名缙，派周维桢等潜赴四川联络当地会党。只因浏阳等地的会党在准备起义过程中声势颇大，事机不密，准备数月的起义计划被官方提前侦破，华兴会组织遭到破坏，黄兴等人重谋起义又未果，被迫亡命日本。黄兴等人虽然没有在日本以华兴会的组织名义发展会员，但在孙中山来日合作之前，不少具有反清政治倾向的留日学生都以黄兴与宋教仁等人为中心，相继开展一些活动。

孙黄之间的合作与罅隙

1905年7月，孙中山结束历时半年的美欧之行，来到日本，已知湖南志士的赳赳气象，经湘籍活跃人物杨度介绍，首次与黄兴在东京会面，希望合作。通过与孙中山的频繁接触，黄兴很快放弃了维持华兴会团体的打算，与宋教仁等一道，同孙中山积极联合。

7月30日，孙中山召集在东京的革命志士，召开同盟会筹备会。来自国内10个省份的72人参加此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反清革命团体，定名“中国同盟会”。

在正式成立同盟会之前，为了提高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中的声望，黄兴还与宋教仁发起一次专门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黄兴为大会的成功感到满意。8月20日是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的日子。14省籍的100余名激进分子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由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本部机构模仿三权分立的原则，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被孙中山提名为执行部庶务，协助孙中山筹划一切。此会还根据黄兴的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随后，宋教仁等人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称《民报》。同盟会会章还规定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分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4个支部。支部之下再设各省区分会。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接触，孙中山就给人以“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的感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国旗式样的争议。1907年2月，黄兴在孙中山的卧室看到了青天白日旗，认为此旗式样不大妥当，主张采用井字图案，以示“平均地权”之意。孙中山对黄兴的异议十分反感，认为不能更改，甚至激动地说：“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面对孙中山的粗暴态度，黄兴也气上心头，当即“发誓脱同盟会籍”。事后不久，黄兴从“党与大局”出发，对孙作了让步。

平心而论，国旗问题是可以互相商讨的。孙中山应当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一场无关大局的国旗之争暴露了他那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容易冲动偏激的毛病。紧接着，章太炎等人发起了持续3年之久的倒孙风潮。章太炎等人还强烈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希望黄兴接任。黄兴正在香港襄助孙中山筹划华南起义，坚决抵制章太炎等人的倒孙行为。1909年之后，孙中山与陶成章之间在南洋也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的处事方法都有不妥的地方，黄兴还是从同盟会的大局出发，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

一般说来，拥护革命领袖同顾全革命大局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它又往往以革命领袖自身的正确性为前提，即革命领袖能够代表革命大局。在孙中山本人已经抛开同盟会本部而自立门户的情况下，说黄兴竭力拥孙就完全等于顾全大局，显然还值得仔细推敲。

黄兴当时考虑较多的是他同孙中山的团结问题，而不是同盟会整体的团结问题。他所顾及的只是孙黄关系这个小局，却相对忽视了同盟会的组织建设这个大局。这种想法和做法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黄兴的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同盟会内部的一盘散沙，严重影响了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袁世凯、黎元洪之流作斗争的政治力量，并最后导致孙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