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袁世凯为什么要下令枪毙王治馨

1914年6月5日，袁世凯签署公布了《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其中三条规定得极为严格：第二条，枉法赃至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编者注：执法者曲解或破坏法律称“枉法”，贪污受贿或盗窃所得称“赃”;据研究，民初银元一元，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0-400元);第三条，不枉法赃至一千元以上者处无期徒刑;第四条，卷携公款潜逃至五千元以上者处死刑。同时规定，本条例实行之期为三年。(《公布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7卷，第4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四个月之后，他就下令枪毙了高官王治馨。

原是袁世凯嫡系

王治馨字奇裁，山东莱阳人，1868年生。副榜(编者注：科举时代会试或乡试取士，除正榜外另取若干名，列为副榜)出身。清末在袁世凯手下当差，1900年保举知州。不久，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命赵秉钧创办巡警，王治馨亦投身警界，攀附上赵秉钧，受到重用。后调奉天，任巡警局总办。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对他也很赏识。在奉天时，据说他手面阔绰，莫与伦比。其属僚大多为新进少年，狂嫖浪赌，任性妄为，他不能抑制，还跟着掺和。民国以后历官内务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1913年9月，调任顺天府尹，为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顺天府尹任内，王治馨“无恶不作，引用一群小人为爪牙，为心腹，如秘书潘毓桂、庶务科员史久延二人，倚势为恶尤甚。在外招人买缺买差，从中染指。顺属二十四县已卖去二十二缺。凡一缺之价值须五六千元之巨，凡公署内科员科长之差，署外各局所差，亦卖去一半。以至声名狼藉，怨声载道，潘、史二人有内外两柜之称。”(景岱：《书林拾贝》)外间遍传他在这一任内至少得赃款七八万元。但他在军警界很有势力，而又“狡甚，行隐迹晦”，兼有内务总长赵秉钧庇护，“故久不败。”(袁克文：《辛丙秘苑》，第6页，上海书店，2000)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死后，袁世凯以其声名恶劣，将其免职，任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闲职。

拘押王治馨

负责纠举违法渎职官员的肃政厅听说王治馨有问题，派人秘密调查。不久，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和肃政史江绍杰、张超南、周登皥联名纠弹王治馨前在顺天府府尹任内，委署各县知事，几至无缺不卖，并有藉案干没(编者注：侵吞他人财物)婪索(编者注：凭借权势向人索取财物)情事，赃款累累，竟至数万之多，提出亟应从严究办。

6月27日，袁世凯下令，解去王治馨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本职，交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守卫巡警的长官)看管，由平政院(编者注：当时法院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主管行政诉讼，负责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就行政诉讼及纠弹事件行使审判权)按照所揭各款，严行审理。(《袁世凯全集》第27卷，第247页)步军统领遂将王治馨、潘毓桂二人先行拿获拘押，顺天府亦将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及嫌疑人陆续拿到，拘押于宛平县署之内，听候平政院提讯。案内要犯惟史久延逃脱。

平政院审讯后，“王治馨仍恃金钱之力，派人各处运动要人，希图脱罪。”8月长江巡阅使张勋进京，又运动张勋在袁世凯面前求情赦免。张勋为其“屡次哀恳，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景岱：《书林拾贝》)其他与王治馨有交谊的权势人物如内史监阮忠枢、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步军统领江朝宗、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等十数人，均曾跪求于袁世凯之前，“或请褫勋为赎，或请罢职为赎”。袁世凯笑道：“王治馨乃小站旧吏，予必有以处置。”(袁克文：《辛丙秘苑》，第6页)

8月18日，根据平政院院长周树模呈请，袁世凯下令将王治馨褫职，并将行贿舞弊的岳魁、潘毓桂、王丙彝等，一并交由司法部，转饬检察厅，依法办理。

首个被枪毙的省级大员

10月21日，司法部呈报，大理院“判决王治馨于委任岳魁署理昌平县知事，枉法得赃逾贯之所为，应照《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处以死刑”。这里所说“枉法得赃逾贯”，即得赃超过一千元，就是王治馨被判决死刑的主要罪状，外间传说的七八万元和肃政史一开始所讲的数万元基本上都未落实。但袁世凯仍据此批令：王治馨着即依法立予枪毙;潘毓桂诈欺取财，处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全部终身;岳魁行求贿赂，处徒刑五年零六个月，褫夺公权全部八年。(《政府公报·命令》1914年10月23日)不论纳贿行贿，俱都判刑。

10月23日，袁世凯指令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江朝宗哭着哀求，袁世凯对他说：“王治馨不杀，予何以行令！尔监决，诘旦复命(编者注：第二天早晨完成任务后汇报)，勿违勿缓。”江朝宗只好忍痛将王治馨枪毙。(袁克文：《辛丙秘苑》，第6页)

民国初年枪毙的省部级腐败大员，王治馨是第一个。此举受到人民称赞。著名记者黄远庸在报道中写道：王治馨被捕审理后，“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恭刊此项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盖诚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老新闻》，第1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另有人写道：“凡闻王治馨饮弹而死者，莫不大快于心。”(景岱：《书林拾贝》)

杀人灭口？

而国民党的要人张继却持有不同见解，他始终怀疑袁世凯枪毙得赃仅一千多元的王治馨，与1913年3月20日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案有关，说王治馨“好言不谨，袁氏疑之，杀人灭口也。”(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60页)原来宋教仁被刺身死后，北京的国民党人在湖广会馆召开追悼大会，要求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会，赵秉钧未去，派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为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治馨在会上说：“赵(秉钧)、宋(教仁)因政党内阁问题，颇有密切关系。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36-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次日，袁世凯从报纸上看到王治馨的答词非常气愤，说：“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59页)有的学者也据此认为王治馨出卖了袁世凯，袁世凯将其枪毙掺杂了很多私人恩怨因素，或是别有用心。

王治馨的话，确实让人对凶杀案的主谋者进行猜测。但王治馨说袁世凯并不同意洪述祖提出的“收拾一二人”办法，指出“实属不合”，已经将袁世凯开脱出来。故袁世凯虽然非常气愤，也不过认为王治馨“措词太不检点”而已。若仅凭这一点就断定袁世凯下令枪毙王治馨是进行报复或杀人灭口，恐怕有些武断。

袁世凯想在开创时代就杜绝贪腐

条例并非针对个人

应该看到，袁世凯制定《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的本意，是防止全国大小官吏贪赃枉法，并非专对王治馨个人。对其他赃官，袁世凯照样加以严处。如同年9月17日，他就下令将枉法得赃二千五百元以上的霸县知事刘鼎锡枪毙。1915年2月8日，宣告办理清乡、遇事婪索赃款的广东陆军步兵第二团团长苏汝森死刑，即日执行。同年4月9日，下令缉拿贪官陕西前任财政司长张益谦;批令通缉被控贪赃的湖南常宁县知事刘锡珍。王治馨之所以成为民国初年首个被枪毙的高官，只是因为他自认为在军警界颇有势力，又有强大的后台赵秉钧庇护，肆意妄为，声名恶劣，在众目睽睽的首都北京，很快为肃政史和袁世凯所得知。大理院根据《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王治馨死刑没有错，袁世凯下令枪毙王治馨也是以该条例为据，与私人恩怨无关。

在枪毙王治馨的第二天，袁世凯颁发了一道命令，首先说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尚称得力。民国成立，历官内务次长、巡警总监，亦有微劳。不意在顺天府尹任内，改行易操，竟有鬻官纳贿情事。其罪既无可宥，未便因其前功足录(编者注：值得记上一笔)，致使国家法律屈而不伸。继而指出：京内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恐怕还有，“毖后惩前，不可不引为大戒。须知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贿赂公行，阘茸(编者注：音踏荣，低劣无能之辈)竞进，国无不乱。”“如果政以贿成，官以利市，不特薰莸(编者注：音熏犹，香草和臭草)莫辨，曲直混淆，庶政因之堕坏，且长官取诸属吏，即使为数无几，而属吏之倍蓰(编者注：音背西，数倍)取偿于人民者，其受害奚啻数十百家。痛苦之深，何堪言喻。……此等枉法婪赃，比诸盗贼杀人劫财，殆有过之。……现今国势艰危，果令上下一心，孜孜求治，犹虑不足图存。设再贪浊成风，其何以国。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编者注：各得其所)，国之肥也。’而小廉必自大法始。凡尔有位，其共勉之。”(《政府公报·命令》，1914年10月25日)

从这道命令中不难看出，袁世凯是希望吏治廉洁的。在他看来，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官以利市，贪浊成风，国家就要动乱，就要灭亡。那些枉法婪赃的官员对人民所造成的危害，超过了杀人劫财的盗贼。因此，必须按律严惩。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官吏贪赃枉法，使国家安定。

为何《条例》规定特别严苛？

比照刑法，《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置的规定要严苛得多。对此，袁世凯有其独特的认识。1914年7月7日，他在送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追认该条例的咨文中有个说明：“窃以为，当此廉耻道丧、纲纪荡然，非法子产之猛，诸葛之严，断不足以激浊扬清，而使僚属有所惩劝。若于官吏犯赃之案件，而仅照刑律治罪之条文，则不肖官吏，必不免狎而玩之，驯至毫无忌惮，势必妨及公安。此本大总统度势审时，所以有《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之发布也。”或以为本条例规定未免过于严重。“殊不知法律本无宽严轻重之别，纯以适于国家现情与否为断。共和成立以来，仕途之庞，流品之杂，殃民蠹国，弊曷胜穷。今虽次第考核，甄别去留，吏治可望渐有起色。然既处积重难返之势，恐不免有阳奉阴违之徒。若非严刑峻罚以绳，其后吏治安有廓清整肃之时。此本条例之规定所以较现行刑律为严重也。”况与前清律例枉法赃至八十两、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两俱绞监候相比，本条例之规定并不为重为严。“且本条例之如此规定者，原属刑期无刑、辟以止辟(编者注：指用刑于一人之身，即可使他人畏惧而停止犯罪行为，从而达到不再用刑的目的)之意。故其施行之限，仅期三年。此殆为开创时代权设之制。”(《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文》，《袁世凯全集》第27卷，第340-341页)

袁世凯认为，立法不重不严，不足以激浊扬清，使官吏有所惩劝。条例是根据民国初年的实际状况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廓清吏治，规定刑律是希望防止刑事案件的发生，设立死罪是为了教育人们防止犯下被杀的罪行。此乃开创时代临时设立的制度，所以规定执行时间为三年。由此可见，其主观愿望是想在开创时代就使吏治廉洁，杜绝贪腐。

民初政府的廉政措施

这种愿望除前述之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准官吏及其家族直接或间接接受任何馈赠。1913年1月9日公布的《官吏服务令》第十六条规定：凡官吏有统属关系者，无论涉及职务与否，不得馈受财物。其因家族或用别项名义及其他方法间接馈受者，亦同。第十九条规定：他人对于官吏所办事件有馈遗者，无论用何名称，均不得领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其二，只要“犯赃”被发觉，不管是退职、在任，还是转任、升任，均一律追究。1914年11月12日所公布的《官吏犯赃治罪法执行令》第一条规定：在任时犯本法之罪，于去任后发觉者，以现任论;在本任时犯本法之罪，于转任或升任后发觉者，亦以在本任论。(《袁世凯全集》第29卷，第324页)

其三，官员庇护属吏要受严惩。1914年11月17日，袁世凯谕令政事堂电告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如属吏有违法之事，应指名纠参，以期弊绝风清。倘或瞻徇(编者注：徇顾私情)情面庇护，一经发觉，予以应得重咎，断不能以失察二字蔽辜。”(《袁世凯全集》第29卷，第365页)

其四，告诫各级官员戒奢靡。1915年3月30日，袁世凯申令告诫各级官员：戒偷惰，戒瞻徇，戒奢靡，戒嬉戏。其中戒奢靡写道：“国用浩繁，财政支绌。所有文武官俸，非出之于水深火热之民生，即挹之于剜肉补创之国债。……稍有天良，顾忍以奇痛之金钱，供无名之挥霍乎。近有藉口进化，务为虚靡，一餐之费至数十金，一日之剧至数千金。禄不足给，势须改操，假公济私，何所不至。盖奢侈虽为私德之失，其流毒足以荡公德而无遗。既失之奢，必败于贪，此是相因之势。前清之亡，由于在位者用财无节，宠赂滋章，鬻爵于朝，伏戎于莽，百事败坏，颠覆随之。殷鉴不远，匪细故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333-334页)

其五，严格规定出差旅费。1915年4月19日经袁世凯批准，公布了财政部拟订的官吏出差旅费规则。主要规定有：

第三条：旅费分舟车费、膳宿费、电报费、杂费。

第四条：舟车费，简任以上各职得开支头等票价。

第五条：膳宿费及杂费应合并计算。特任职每日至多不得逾六元，简任职不得逾四元，荐任职以下不得逾三元(特任，文官的最高职级，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特令任命，如政府部长、驻外大使等;简任，文官的第二级，由政府在合格人员中遴选任用;荐任，文官的第三级，由机关首长举荐，呈请中央政府任用的官长)。膳宿费及杂费各占全数之半。

第六条：电报费核实开支，但关系私事者不得计入。

第七条：在奉差地点，除支膳宿费及杂费外，不另支舟车费。

第八条：出差人员随带仆从，特任职以三人为限，简任职以二人为限，荐任职以下以一人为限。所需舟车费应按三等票价支给。交通不便地方，除水程不另支费外，旱道每人每日不得逾一元，膳宿费及杂费合并计算，每人每日不得逾半元。

第九条：官吏差竣，应造具旅费支出计算书，连同证凭单据送审计院审查。

第十条：官吏于俸给外，业已定有公费者，因公出差，不再支给旅费。但系特别差务，不在此例。(《批财政部呈拟官吏出差旅费规则缮具清单呈请鉴核文》，《袁世凯全集》第31卷，第160-161页)

这些规定极其具体明确，有最高限额，谁也别想搞特权，挥霍国家钱财，浮报冒领。

不论袁世凯在清末和民国后其他方面的表现如何，他当上总统以后，是希望吏治廉洁、反对腐败的，而且态度还相当坚决。只是《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仅仅执行一年多，他就搞起帝制自为，在国人的强烈反对下，忧愤而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