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轻率枪决的杨宇霆真的是汉奸吗？

1929年1月10日晚，初掌大权不到一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自己的帅府老虎厅，悍然下令枪决了奉系元老、父亲张作霖生前的老臣杨宇霆、常荫槐。

此举即使今天来看，也属于轻率之举。

时至今日，还颇有论者、网友为张学良开脱，认为杨宇霆当时已沦为汉奸，杀他是罪有应得。那么，杨宇霆真的是汉奸吗？

杨宇霆亲日未投日

在张作霖还健在时，杨宇霆是头号智囊。对日交涉，在当时是最棘手的问题，都是由杨宇霆辅佐张作霖，或运筹帷幄之中，或折冲于樽俎之间。

事实上，当时凡是奉系与日本的重大交涉事件，杨宇霆无事不与。

杨宇霆肯定是亲日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但他对日本人的态度，与张作霖是一致的。

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态度，众所周知：既有依靠，又有矛盾，但依靠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

终其一生，张作霖都是一个亲日的军阀，没有日本的支持，张作霖是不可能在东三省称霸的。而作为张作霖的头号智囊，张作霖称霸东三省的招儿，都是杨宇霆支的招儿。他不亲日谁亲日？

事实上，杨宇霆亲日的劣迹斑斑：是他，在郭松龄反奉时，到大连勾结日本人，寻求日本关东军的帮助;是他，在张作霖的委托下，与日本商订《满蒙新五路》密约;是他，出头激烈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反日方针;是他，拉拢、包庇，甚至有意放走与日本有勾结的张宗昌;还是他，个人表态同意日本企图修筑“满蒙五路”的侵略要求。

但是，亲日并不意味着杨宇霆是汉奸，正如我们不能说张作霖是汉奸一样。

这是他们这些奉系军阀在东北黑土地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面临敌强我弱的态势时，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

有人主张杨宇霆是汉奸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他出头激烈反对“东北易帜”。

不错，杨宇霆激烈反对“东北易帜”，以至于到了宣布易帜的大会上，张学良招呼与会代表合影留念时，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离去。

但是，杨宇霆反对“东北易帜”的理由，并不是要把东北送给日本人，而是认为蒋介石这个人靠不住，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不宜急着表态，奉系继续经营一个独立的东北王国难道不好？

而且，杨宇霆还担心易帜一事会直接刺激日本人，导致日军出兵干涉。如果那样，“恐怕中央亦爱莫能助，届时恐不能出一兵一卒来支援东北，况且因此而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又绝非中国之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算老成谋国之言吧？

其实，杨宇霆的上述反对观点，在奉系元老中也颇有市场，“老一辈的显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赞成”，很多人把张学良的这种“急剧转变看作是一种危险”。

很显然，这只是杨宇霆与张学良个人之间的工作意见分歧，不能因为他反对就给他扣上汉奸的大帽子。

而且，杨宇霆虽然反对，也就是当众耍耍驴脾气而已，并没有严重到勾结日本军队来直接阻挠易帜之事进行的地步。要知道，以他当时的实力与关系，这一点是做得到的。

有人主张杨宇霆是汉奸的另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说“日本官民出入杨公馆的人，日渐增多”，认为这也是杨宇霆在张作霖死后有意下水做汉奸的证据。

其实，杨宇霆一直就是奉系对日交涉的代表。他这样的身份，当然和日本人接触多。总不能说谁和谁接触多，就是有勾结吧？而且，如果杨宇霆和日本人有勾结，要下水做汉奸，必然会对日本人做出有关利益的实质性让步，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这样的史料。

反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或日本的史料，来考察杨宇霆对日本人的态度。

在张作霖生前的1927年9月，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进行会谈。芳泽提出，希望在中国东北地区允许日本侨民与中国居民混合杂居，不受区域和居住地的限制，以显示中日亲善。

这个条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用心险恶，而且后患无穷。

但张作霖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后患。他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原则，一直是无关紧要的条件不妨答应，要害条件就运用“拖”字诀。现在，他把这个条件看成了无关紧要的条件。

就在张作霖为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条件而犹豫不决之际，杨宇霆向他指出：这是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的内容，连当年袁世凯都没敢答应的事，我们更不能答应。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而在张作霖身后的1928年8月11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以“狡猾哉杨宇霆”为题发表过一篇社论：“我们过去把杨宇霆看成很诚恳很恭谨孝顺的，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养老女婿，实指望他将来对我们养老送终，顶半个儿子使用，不成想，他的良心和心眼一转间都变了，幸而我们的姑娘还没有给他，如果真给了他，不但对我们不能养老送终，还把我们的姑娘白白骗走了”。

从这些由日本人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人与杨宇霆关系之一斑。

张作霖被日本人谋杀以后，关于他的继任者，日本人是既统一又分歧的。

统一的是，继任者最好听日本人的话，使东北永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分歧则在于具体人选，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护张学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却看上了张作相，谋杀张作霖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

如果我们因为有一部分日本人拥护杨宇霆继位东北，就说杨宇霆是汉奸的话，那么作为同样的受拥护者，张学良是不是汉奸？张作相和张景惠呢？

从张学良枪杀杨宇霆之后，事后公开宣布的罪状——“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等等来看，唯独没有明文宣布“勾结日本人做汉奸”这一条。

所以，一言以概之，杨宇霆亲日是事实，但他亲日未投日。在他与日本人交涉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对日本人作出实质性利益让步，他本人既没有担任伪职也没有收受日本人的钱财，这也是事实。

我们可以批判杨宇霆亲日，但绝不能将他与一心一意投靠日本人出卖中国利益的汪精卫之流等同。

杨宇霆固然不是好鸟，但绝不是汉奸。

就是杀他的张学良，也不认为杨宇霆是汉奸，张学良从未说过杨与日本有勾结。恰恰相反，在杨宇霆被杀之后，曾有人在张学良面前说杨宇霆勾结日本，“张即大声斥之，谓这是厚诬死者”。

杀杨之后，张学良曾写给杨宇霆在德国留学的长子杨春元，信中说：“我听信谣言，杀了你父，这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学业……”

当时，如果张学良掌握了杨宇霆已沦为汉奸的证据，手中有如此义正辞严的理由和证据，张学良在信中绝不会不提。因为只有说清楚了，才能消解杨春元心中的杀父之恨，避免其日后报仇。

同时，张学良也曾给杨宇霆夫人一信，内有：“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指杨)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

所以，杨宇霆不把领导当干部，才是张学良杀杨宇霆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汉奸也杀得少

在民国，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真正的汉奸，也杀得少。

汪精卫的伪政府垮台以后，其中的大汉奸，在经过公审宣判之后，至少有周佛海、陈璧君二人，躲过了死刑。

这样货真价实的大汉奸，仍然还有躲过死刑惩罚的。更何况，杨宇霆这样并无汉奸实据的。更过分的是，张学良杀杨宇霆，是完全没有经过审判程序，而直接枪决处死的。

还有一个大汉奸更为典型。那就是曾经和张学良、杨宇霆二人都共过事，在抗战结束也没有被处死的张景惠。

张景惠在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汉奸，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1945年东北光复，张景惠被苏军逮捕，关押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但他一直活到了解放后，在1959年才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所以，即使杨宇霆是汉奸，张学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杀了他。

实际情况则是，杨宇霆被杀之后，奉系内部人人莫名惊诧，但却无一人往杨宇霆是汉奸这一原因上去想。

张学良手下的得力干将何柱国，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自毁长城”，“少帅这件事做得太轻率太鲁莽了”。东北军总部秘书长郑谦当时就曾面责张学良说：“你这事情办的鲁莽”。

当时还有人认为，“老帅”尸骨未寒，却速杀老臣，致使老帅时代的人物，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说话，不敢多负责了。

后来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奉系内部诸人，对于张学良在大事要事上的考虑不周、遗误之处，都不再敢于直言相谏，直到坐视张学良一错再错。

所以，还是那句话：威断只是俄顷，蒙蔽则在日后。

如果不杀杨宇霆，张学良应该怎么办？

必须承认，关于如何妥善处理与杨宇霆之间的关系，张学良是认真思考过的，并且也为之真诚努力过的。

1928年，张作霖6月4日遇害，6月6日张学良就微服到达杨宇霆驻军的滦州。

擎天柱倒了，张学良自然要跟奉系第二号人物商量如何善后。密谈之时，张学良表示，可以把奉天省交给杨宇霆，这是暗示将来安排其为奉天省省长的意思。杨宇霆嫌官小了，明显不爽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于是不欢而散。

张学良的第一次善意，遭拒。

张学良接过东三省权杖之后，又托人征求他关于就任黑龙江省军务督办的意见，结果杨宇霆再次拒绝。

张学良的第二次善意，遭拒。

第三次张学良派了夫人于凤至出面。于凤至向杨宇霆最为宠爱的三姨太表示，希望与她交换兰谱，结为姐妹，三姨太当时也答应了。可是，当于凤至把兰谱送去以后，却又被三姨太退了回来，说：“杨督办认为彼此辈数不同，不能接受。”

张学良+于凤至的第三次善意，遭拒。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父亲做寿，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亲自到杨公馆寿堂三鞠躬。如此礼遇，仍在杨公馆遭到了杨宇霆的冷遇，导致张学良夫妇提前退场。

张学良+于凤至的第四次善意，遭拒。

连续四次拿热脸贴过去，连续四次贴到了冷屁股。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杨宇霆视张学良如小儿，口头笔头从未将他当作领导，动不动就是“司令官儿”“小伙儿来，我语汝”，一如训饬儿子。

商量工作时，杨宇霆动辄就以父辈自居，教训张学良应该这应该那，遇到不同意的事，他就是不同意，而且张学良越忍让他越来劲儿。

这样，就没办法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从张学良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

从杨宇霆的角度看，他实在是没有守住部下的本份。你和他爹关系再好，辈份再高，功劳再大，现在他已是领导，你已是部下。

领导固然应有领导的风度，但部下也有部下的规矩。

张学良够意思了，而杨宇霆则太过分了。所以，他虽然没有应死之罪，但却有致死之因。他，的确该死。

但是，非得用杀头来解决问题吗？所有不尊重和不服从自己领导的人，都要杀吗？杀得过来吗？

不杀杨宇霆的话，那张学良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招儿是送出国。张学良还真动过这个念头。他要部下王树常出面，跟杨宇霆商量，请他到欧美各国考察。

政坛失意就出国暂避，风头过后再回国，谋求东山再起，对于民国政治人物来讲，属于惯例操作。

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时，就分别于1926年、1927年两次通电下野后去法国考察，后来又两次回国，东山再起;冯玉祥在国内斗不过政敌时，也曾于1926年赴苏、1946年赴美两次出国。

这是上策，对张学良好，对杨宇霆好。正所谓，他好我也好。

但是，杨宇霆没有想通这个道理，他拒绝了张学良的好意。张学良于是也就罢了。

其实，张学良不应该就此罢了，他应该继续采取措施，甚至是强制性措施，逼其出国，迫其出国。总之，无论杨宇霆最后被逼出国是多么的难堪，总比掉脑袋要好一点儿。

第二个招儿是关起来。

现在是张学良的部下不把他当干部，对他不敬。到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轮到张学良对他自己的领导不敬了。而且不敬的方式，比现在的杨宇霆更危险、更野蛮、更过分。

但是，蒋介石没有杀他，只是把他关了起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发起人杨虎城，蒋介石想都没想，直接就把他给杀了。

为什么蒋介石对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个人，因为同一件事，却一杀一关？

因为被杀的杨虎城，既与蒋交情不深，在全国影响也不大，杀了就杀了。如此不把领导当干部，不杀还行？

而那个被关的张学良，与蒋是把兄弟，而且在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人不能杀，只能关。关起来，使之不能再为害即可。如果杀了，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太大。

这就是蒋介石的算盘。这也是张学良从未学会的算盘。

杨宇霆与张家的关系太深，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亲如兄弟，又是奉系的元老重臣，就是在全国、在日本和苏联，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的人，怎么能杀？

杀了，当然爽。他爽我也爽，主要是我爽。问题是爽过之后，全是空虚，全是负面影响。既让仇者快，也让亲者惧。

关起来，主动权随时还在张学良自己的手上。关个几年，或者彼此关系缓和了，还可以放出来;或者他个人已被世界遗忘了，影响变小了，到时如果彼此还恨得牙痒痒的，再杀也不迟，负面影响也会降到最低。

惜哉，张学良计不及此。

下策，或者说下下策才是直接杀掉。

杀了，就麻烦了。这善后何其难也？

事实已经证明，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后来军无斗志、将无战心，上战场一触即溃，打败仗一泄千里，几年时间里奉系、东北军就土崩瓦解，追溯起来，就在这一杀。

张学良杀掉了杨宇霆，其实这也是奉系和东北军，甚至包括张学良自己的，一次自杀。

到底只是少帅，不是老帅，少了那么一点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