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致命失误 未曾想过乾隆死了自己怎么办

乾隆四十年(二十五岁)，直(值)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

次年(二十六岁)，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乡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

四十一年(二十六岁)正月，授户部侍郎。三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四十二年(二十七岁)六月，转户部左侍郎，并署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兼任步军统领。

—《和珅年表》

上一节说的，是和珅被乾隆皇帝赏识的野史记载，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不过随手引用，当故事说说而已。

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包括夫妻、父子、君臣、亲友等等，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互相关爱，亲密无间，或者联手合作，配合默契，形同一人，肯定都有其双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凡是有这种特殊亲密关系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不然，就是“正常”的，也就是“普通”的、不远不近的关系了。两方面只要缺少一方面的因素，这种亲密的关系就不可能形成；如果中途失去一方面的某些因素，已经形成的紧密关系，也会逐渐松懈，进而消失，甚至反目成仇。

纵观乾隆皇帝与和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无疑属于不正常。要解开他们两人之间这种“不正常”关系之谜，就应该从他们双方的主客观因素入手。

首先确定一点：开始阶段，和珅的态度是“主动迎合”，有展示自己、表现自己的因素。乾隆的态度是兴之所至，“偶然垂顾”，事先并没有想到要在侍卫中间寻找、物色、提拔一名大臣。因此开始阶段，一个比较主动，抱有希望；一个只是随意应付，甚至仅仅只是为了打发空闲的时间。

现在咱们来看看乾隆皇帝与和珅两人各自的优缺点。这些优缺点，对自己来说，就是主观因素；对对方来说，就是客观因素。他们两个人能不能紧密地结合、亲密地合作，就取决于双方的主客观因素。

乾隆和康熙，都是中国历史上做皇帝时间最长的人：在位六十多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整整六十年，但是“禅位”后又当了三年有实权的太上皇)。在清代，他们又都是“开拓疆土”最为成功的人。乾隆比他爷爷更胜一筹的是：他不但推崇、发扬尚武精神，而且推崇、提倡文化修养。他不但精通汉文化，还精通蒙文、藏文甚至懂得维吾尔文；他会作诗，会写正草隶篆四种字体，还特别善于欣赏、鉴定历代书画……可以说：他的确是一个文武全才的皇帝。尽管他喜欢女色，贪图享受，但是他不像明代的君主那样，因为爱好女色而荒废朝政，宠信奸佞，甚至把朝政放手让阴险毒辣的流氓恶棍太监去管理。也可以这样说：有清一代，所有的皇帝，都不像明代后期的皇帝那样不把社稷江山放在心上。明代有三十年不理朝政的皇帝；清代的皇帝大都比较“勤政”，就连热衷于声色犬马的咸丰皇帝，在他已经病得吐血的时候，也还是关心朝政的：自己没有力气和精神了，就让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替”他“帮”他看本章，用指甲划出痕迹，然后再由皇帝来看、来作决定。—对一个病人来说，能做到这样，也算是颇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所喜欢、口中所称道、文中所赞颂的，还是皇帝的武功：兵力强大，不但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敌，还能主动出击，开拓疆土。像汉武帝那样，尽管他也喜欢女人、宠幸女人，迷信道家方士的长生不老邪说，还滥杀无辜，莫名其妙地杀了许多人，包括自己的儿女。种种迹象，都说明他是个昏君、暴君，但是仅仅因为他敢于反击匈奴、出击匈奴，后人对他的定评，最后还是落在“明君”两个字上。秦皇汉武，其实是两个暴君，但是都得到后人的称颂。

反过来说，一个皇帝，是不是有文化，老百姓似乎并不太计较。如果你不能组织强大的国防力量，总是受周边小国、特别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的欺负，你当皇帝的就是文化再高，老百姓也不欣赏，更不买账。不管宋徽宗的花鸟画得怎么栩栩如生，不管李后主的诗词写得如何缠绵悱恻，最终定论，还是一个“亡国之君”！

清代以武力取得政权，乾隆皇帝继承祖先“以武立国”的传统，有一个“武”字当头，在老百姓面前显示的，首先就是国力强大，所以他的“文化”，相应地也就显得特别突出，于是他就成了被人歌颂的“文武全才”皇帝。不管怎么说，以强大为前提，一个有文化的皇帝，总比一个没文化的文盲皇帝好不是？

乾隆皇帝最大的缺点，或者说最最缺少的自知之明，就是过于“恋栈”，过于留恋帝位。仅仅因为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他也一定要做满六十年，既不想超过他爷爷，但也只限于比爷爷少一年，以此显示自己的威望成就都不比爷爷差。—其结果，是国家步入了老人政治，朝政也不可避免地从鼎盛时期的高峰，渐渐跌落到式微的低谷。

老皇帝在位时间过长，对太子来说，也是一种压抑：如果是长子当太子，老皇帝六十年不退位，太子的年龄都有可能超过六十岁了。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太子谋位，何尝不是因为“等不及”而被逼出来的？

尽管清朝从康熙以后，采取不立太子的政策，因此也无所谓“太子谋位”，但是这种潜在的危机，总是存在的。

而皇帝年老，难免会出现老年人的通病：爱猜疑，爱专断，爱偏信，爱享受，爱听恭维话，等等，等等。乾隆的晚年，可以说这些毛病都有。

乾隆遇到和珅的时候，正好是六十岁。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已经坐了三十五年。一方面，他信心十足，自以为仅凭经验就可以绰绰有余地治理好国家；另一方面，他也会感觉到心力交瘁，体力不支，有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时候，他所特别需要的，正是一个善于处置朝政的干才，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听话、而且具有忠心的奴才，让他既可以放放心心地继续当他的松心皇帝，又可以松松心心地当他的放心皇帝。而和珅，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人才。—可以这样说：和珅在这个时候出现，正是最佳时机！再早十年二十年，也许乾隆就不会这样赏识他。

乾隆时代，朝廷中人才辈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比和珅更能干了？

不错，乾隆朝是出了不少人才。论学问，远的不说，由于电视剧的宣扬，如今尽人皆知的刘墉、纪晓岚，就都不比和珅差。此外，乾隆朝有许多著名的饱学之士如王昶、卢文、王鸣盛、钱大昕、余萧客、翁方纲、陆锡熊、余集、邵晋涵、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筠、姚鼐、彭元瑞、窦光鼐等人，都是学术名流，但是相对和珅而言，大都没有得到乾隆的特别重用。究其原因，第一，他们都是汉人。第二，他们的年纪大都偏老。第三，这些人相对地都有些傲骨，不肯死心塌地地像和珅那样当奴才。第四，刘墉驼背，俗称“刘罗锅”；纪晓岚个子瘦弱矮小，从画像看，样子像沈钧儒，都没有和珅那种风流倜傥的儒雅的翩翩风度。—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即便不是爱男宠，天天在眼睛面前晃动的人，长得顺眼一些，总比丑八怪看着舒服。第五，也是最最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乾隆相信的是“英才治国”，而不相信“学者治国”。他总是把学者看成是腐儒。而腐儒的通病，就是办事瞻前顾后，总有许许多多孔孟之道在那里作怪。他嘴上不说“读书越多越反动”，心里其实是相信“读书越多越腐朽”的。还拿纪晓岚来说，他号称一代文宗，乾隆皇帝主要也就是用用他的知识学问，让他去当编纂《四库全书》的老学究，始终没有拿他当做“治国”的栋梁。所以纪晓岚数十年的仕途生涯中，除了《四库全书》总编纂这个留名青史的不是官衔的官衔之外，一直在礼部、兵部、都察院这几个部门来回转，没有在政治经济性较强、地位比较重要的吏部、户部、刑部任职，至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这些政治军事的中心职务，和他根本就没缘分。乾隆所需要的是有魄力有胆识的经天纬地的治国之才，而不是腐儒。在乾隆的眼中，纪晓岚就是一个腐儒，而且不仅仅是这样看，而且公开说了出来。乾隆五十年四月，在员外郎海升打死妻子吴雅氏一案中，当时纪晓岚正任左都御史，因为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皇帝呵斥的时候，就说过“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这样的话。可见纪晓岚在乾隆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直到和珅出现，于是天造地设，历史的偶然造成了一个必然：乾隆与和珅的紧密结合，导致中国历史创造了一个畸形的时代。

再从和珅这方面看：和珅绝不是一个草包；乾隆皇帝重用他，既不是因为和珅善于吹牛拍马，也绝不是皇帝看走了眼。在许多方面，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小乾隆”。他和乾隆一样，也精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文字，也善于诗词书法，而且很善于应付各种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纪晓岚的书读得多，但他绝对比纪晓岚会做官、会治国。而他的最大优势，就是年轻力壮，不知疲倦，而同时具有如上能力的人，却缺少他那颗善于揣测主子心思的“聪明的心”、那颗甘愿当奴才而不觉得自卑可耻的心。

许多不了解清廷政体运转的人，往往被小说和电视剧所描绘的场景所误导，以为当皇帝的，不管有事儿没事儿，天天早上五更都要离开热被窝和妃子的怀抱去“上朝”。

许多小说中描写，皇帝和大臣，当然也包括宫女、太监和侍卫、婢仆等等相关人员，都必须三更就起床，精心梳洗打扮，然后文官坐轿、武官骑马，来到朝房静静等候。听到景阳钟鸣，净鞭三响，于是文官在左，武官在右，鱼贯进入金銮殿，按官位大小排班站立。这时候皇帝在太监和宫女的簇拥下，缓步从后宫慢慢走出，款款地在龙椅上坐下，接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大礼参拜之后，让太监喊一声：“有本启奏，无本卷帘退朝！”于是大小臣工，纷纷把那些无法处置的、争而未决的、杂七杂八的天下大事拿出来请皇上拿主意，经常一议议到日上三竿，累得皇帝也只能打着哈欠回到后宫。

清代皇帝就这样上朝处理朝政么？他事先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临时接受臣工们突然袭击式的考问？他是神仙还是万事通啊？文武百官就这样天天有事儿没事儿随大溜一起到金銮殿朝见皇帝，就为了三呼万岁、三跪九叩行这个大礼？还有，宰相首辅就这样把什么事情都当着所有官员直接向皇帝提出来，一点儿也不保密？随便想想，似乎都不合理。

如果当皇帝都这样辛苦，谁还愿意当皇帝呀？他傻呀？还不如当一个只拿俸禄啥事儿不管的王爷舒服呢！如果当京官的不论有事儿没事儿天天都要半夜里起来去上朝，要到中午才回来，他白天还有时间、有精力办公么？他晚上还有睡觉的时间么？随便想想，也还是不合理。

其实，这都是文艺家的误导。写小说的作家，电视剧的编导，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处理朝政的，一遇到有国家大事要商量，总是把皇帝请到金銮殿上去“临朝听政”。其实，皇帝办公，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金銮殿”，指的是北京故宫三大殿中的“太和殿”。其实，它不是皇帝上朝处理国政的地方，而是皇帝登基和举行大典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大会堂。

清代并没有固定专设的“早朝”。清代前期的“御门听政”，多少有些“早朝”的意思，但也不在太和殿。顺治当皇帝的时候才六岁，顺治元年八月在沈阳故宫的大政殿登基，九月进北京。由于当时紫禁城内前朝的三大殿都被烧毁了，登基大典，就是在太和门举行的。在他亲政之前，国事都由摄政王多尔衮代为处理。办公听政，一般都在武英殿。顺治七年，多尔衮死了，十三岁的顺治开始亲政，修复了三大殿，就住在乾清宫，国事也大多在那里处理。

清朝没有一早就聚集官员站班议事的制度，而是由内阁向皇帝汇报政务。总的说来，不过是让皇帝知道一下而已，大权实际上都操在内阁大臣手中。当时未成年的顺治、康熙，早起还要上学，因此召见或者觐见，都安排在皇帝放学之后、午饭之前。如果有重大政务，则随时召见，地点并不固定，一般选择就近召见。康熙成年之后，沿袭明制进行“御门听政”，冬春季早上六点，夏秋季早上五点，先在乾清门，后来改在太和门听取官员汇报。这倒是有点儿像是早朝。像康熙年间著名的抗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平三藩等重大决策，其实都是在“御门听政”中决策的。康熙、乾隆之后的帝王逐渐疏懒，到咸丰年间，“御门听政”完全废止了。

太和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是故宫三大殿的正门，是宫中等级最高的一座门。明清两朝都有“御门听政”的制度，也就是皇帝接受臣下朝拜和处理政事制度，相当于古代的早朝。康熙以前的皇帝，都在这里听政。光绪年间，太和门失火焚毁，现在的太和门，是后来重建的。

太和门前面左右两侧各设铜狮一尊，左雄右雌，威武凶悍。雄狮右足踏绣球，象征权力和天下；雌狮左足抚幼狮，象征子嗣昌盛。

太和门只是一座门，地方也不大，难道皇帝和文武百官全都“露天办公”？说对了，虽然不是完全“露天”，也相差不多，反正冬天一定够冷的。至于“文武百官”，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能够直接向皇帝启奏政务、一起办公的，绝不是“百官”，而只是少数几个人。

雍正七年(1729)，因西北用兵，需要及时处理军报，而内阁又在太和门外，恐怕漏泄机密，就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可靠的人入值缮写，辅佐皇帝处理紧急军务和政务。雍正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每天早起由军机大臣向皇帝奏事，根据需要或一人独自奏对，或多人奏对。地点在养心殿西暖阁，就是三希堂的外间，有秘道与军机处相通。如果有重大事项要扩大范围商讨，则多传旨在养心殿进行朝会议事。

清朝皇帝多喜爱园居生活，大多数时间都在三山五园度过，所以往往就近听政。地点：康熙在畅春园清溪书屋，雍正在圆明园万方安和，乾隆在圆明园含经堂，嘉庆、道光在圆明园勤政亲贤，咸丰在圆明园北远山村。同治年间圆明园被焚，颐和园尚未重修，而且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所以就在故宫养心殿听政，光绪年间则在颐和园仁寿殿。

雍正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起大早上朝了，所谓的上朝，也就是在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而“百官”基本就在宫外的六部办事，有重大事件，先呈报军机处，再由军机处决定哪些事情、在什么时间请皇帝御批。一般的事件，基本都在军机处解决了，解决之后再告知皇帝。所以真正要让皇帝来处理决定的大事，并不是很多。

乾隆即位以后，在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无定员，由皇帝指定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军机大臣的值班房在隆庆门内的北侧，军机章京的值班房在隆庆门内的南侧。

军机处的职能，原为承命拟旨，参与军务，后来逐渐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划与执行的中心，地位远远高于内阁，因此日常事务相当紧张。军机处的办事程序，一般是：每日寅时(凌晨3-5点)，军机大臣及章京先后到岗，内奏事处太监发下经皇帝批阅过的奏折，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翻阅，如无特旨，汉大臣只看汉字折，满大臣只看满字折，这就是所谓的“接折”。卯刻(早晨5~7点)，乾隆皇帝晨起，进膳后批阅部院本章及各督抚折子，大约辰刻(上午7~9点)左右，开始召见大臣，也就是“叫起”。军机章京事先把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另贮一黄匣，在“叫起”的时候交军机大臣捧进去请旨，这就叫“见面”。军机大臣和皇帝见面后退出，召军机章京面授皇上旨意，分别交各章京起草缮写，人各一通，如有字数过长或急需缮递的，则由几个人分纸速写。旨稿缮写完毕，交达拉密(领班章京)核校，然后贮进黄匣，送军机大臣阅看，详酌无误之后，这才交内监传递送进，这叫“述旨”。内监们往往穿梭往返，络绎不绝，相当繁忙紧张。

当军机大臣的，因为要当面奉旨，要快速准确地记下皇帝的指示，因此除了熟悉前朝、本朝各种律例之外，第一，头脑反应必须敏捷，要求思路清晰。有条不紊；第二，记忆力必须超强，要求具备博闻强记、随问随答的本领。这样的官员，年纪太大，当然是很难对应的。

乾隆三十八年的军机处，几个满汉军机大臣的年龄是：汉臣刘统勋七十五岁，刘纶六十三岁，于敏中六十岁，袁守侗五十一岁，梁国治五十一岁；而满臣中，除阿思哈、丰额、索琳年龄不清楚外，舒赫德六十四岁，阿桂六十岁，庆桂三十九岁，明亮三十八岁，福隆安约四十岁左右，福康安约二十岁左右。这样的年龄结构，对于政务繁忙的军机处来说，已经不是“偏老”，而是已经“嫌老”，可能多数人都感到精力不济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乾隆皇帝想要培养一批年轻、精力充沛、具有敏锐政治眼光、处事干练决断，而且完全忠于自己的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和珅恰恰就具有这样的特长。那一年，和珅二十三岁。两年之后的乾隆四十年，和珅二十五岁。闰七月，值乾清门。十一月，擢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就是正二品官了；再过一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二十六岁。正月，授户部侍郎。三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他才二十六岁，就当上了户部侍郎，这可是总管全国财政的从二品副部长级大官，还是“赏戴一品朝冠”的呢！没有真才实学，光靠自己吹牛、靠皇帝赏识，恐怕是做不到的。何况所有这一切升迁，都是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实际上只在一年的时间中完成的。古往今来，还有谁比他升得更快？

清光绪年间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异禀类》中，就有记载说：“和珅记性绝佳，每日谕旨，一见辄能默记，乃至中外章奏连篇累牍，仓猝批阅，皆能提纲挈领，批却导款，以故与闻密勿吻，奏对咸能称旨。此所谓才足济奸，聪明误用者矣。”

《清稗类钞》是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类书。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野史、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间有上溯天命、天聪、崇德者。全书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比较严肃，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中也说：“和珅聪明绝顶，口才便利……虽是小人，却有本领。”

这些资料，因为不是当事人的亲闻亲见，只是集录前人著作中的事例，只能以野史对待，仅供参考而已。而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使团使臣马戛尔尼，就曾写过一部《乾隆英使觐见记》，书中记载他所看到的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这样的赞语，应该比较可靠，也不会是故意拍马屁、捧臭脚。

在和珅崭露头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全都众口一词地称赞这个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有为青年，这和他被嘉庆下旨查办以后的没有一个人说他好，“墙倒众人推”，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和珅的高峰期和低谷期。

乾隆皇帝需要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才，和珅是合格的；乾隆皇帝需要这个人才同时还是奴才，和珅也是合格的。这就是：在双方主客观条件完全吻合的前提促成下，和珅才理所当然地成了乾隆皇帝物色“人才加奴才”的理想人选。

我们经常说：坏人的本领越大，其危害性也越大。和珅就是这样一个人。问题在于：早先，他并不是以“坏人”的形象出现的。他的青少年时代，既不是到处惹事生非的流氓恶少，也不是提笼架鸟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积极向上、聪敏好学的莘莘学子，简直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少年典范。不然，身为高官、阅人已多的英廉，也不至于会在茫茫人海中单单看中这个家道中落的无助少年。开始的时候，英廉和乾隆都不知道、不认为他是坏人，而认为是难得的人才。不然，英廉绝不会主动把唯一的掌上明珠嫁给他，还没有老迈昏聩的乾隆皇帝也还不至于糊涂到想要找一个贪官来看看他究竟能够贪黩到什么程度！

英廉和乾隆其实一开始都看到了和珅“听话”和“善解人意”的一面。但是可惜，两个人都不认为这是缺点，而认为是优点。他们把这种奴性看成是“聪明”和“天才”的突出表现，却没有想到把聪明和天才用于犯罪，其“成功率”可是要比傻瓜和白痴强一万倍的。说到底，英廉和乾隆都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都没有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人的本质。而是一开始，就被他的表面现象—聪明、才干所掩盖。到了后来，那可就是先入为主，“一美遮百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今天的许多贪官，一开始不也都是“表现良好”的干部么？

和珅除了聪明才干这些“内秀”之外，他的外表风流倜傥、仪表非俗，也为他能够轻易取悦于人占了不少便宜。不说招女婿、找丈夫要挑那些魁伟英俊的美男子了，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交朋友，甚或招一个伙计、聘一个长随，不也是谁都愿意找一个长得顺溜一点儿的，看上去顺眼一点儿的么？

所以国学大师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卷三《乾隆时侍从之臣》中就说过：“……于是大臣向用，颇以貌取，文达(刘墉)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皇(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王兰泉(昶)、邹一桂皆不得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也可以反证“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的和珅，为什么更容易引起乾隆皇帝的好感了。

于是，和珅这个未来的坏人，就这样以“内外皆秀”的表面现象掩盖了自己的真面目，深藏不露，闯过了层层关隘、重重门户，终于登堂入室：进了英廉的厅堂，上了乾隆的朝堂，开始他那有声有色的精彩表演了。

到了和珅一败涂地，在牢房里被赐自尽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会想到自己当年的浅见近视，被人家蒙住了眼睛呢？

和珅之所以能够叱咤风云长达二十几年之久，虽然多次受处分降级，却始终“屹立不倒”，除了有乾隆皇帝的袒护这一外部因素，他本人的谨小慎微，特别是不拉帮结派，不勾结皇亲国戚，恐怕也是他的成功经验之一。

凡是皇帝，一方面总想网络发掘人才，为我所用；一方面也特别害怕权臣功高震主，更怕他培植个人势力，图谋不轨。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个不读书的地痞皇帝，可是他出身下层，混迹市井，熟悉三教九流，知道人情世故，懂得什么人觊觎皇权，有可能谋反篡位；什么人故步自封，满足于荣华富贵，只求享受自保。汉初三杰中，萧何只热衷于买田，兼并土地。一个只想当地主田舍翁的人，分明没有鸿鹄之志，不会想当皇帝，所以刘邦放过了他。张良呢，一心求仙访道，既没有那心思、也没有那兴趣做皇帝，所以刘邦也放过了他。只有这个韩信，不但兵权在握，而且权势欲旺盛，连封王还不满足，明摆着是个危险人物，所以刘邦必须要他的性命，不然自己就危险了。

乾隆既然是个熟读史书的皇帝，对于什么人有图谋不轨之心，当然也要时刻注意。他不是不知道和珅有贪黩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发现和珅贪污，他倒反而放心了。其原因，就是刘邦的那个逻辑：敛财的人，不是造反的人。敛财的人是鼠目寸光，眼睛看到的，仅仅是那点儿黄金白银，看不见锦绣河山；如果一个权臣根本不把钱财看在眼里，那倒危险了：他的眼睛，是不是紧紧盯着皇位呀？和珅贪财，反证他没有皇位企图，所以不可怕。多搜刮几个钱财，小意思，不在话下。—说和珅是天下第一贪，那是嘉庆的语言，乾隆当然不会相信。和珅家里当然有钱，他也不隐晦自己有钱。他也许正是利用自己的“有钱”，来迷惑大家，让人家相信他只爱钱财不爱江山呢！乾隆知道和珅有钱，但是绝不可能超过皇家去。和珅所拥有的珍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还是乾隆御赐的吗？和珅被抄家的时候，乾隆如果在世，也绝不会相信和珅的财产，会相当于国库十至二十年的收入。这本来就是一个被无限夸大了的不实之词。

正因为和珅知道有钱不会遭到皇帝的猜忌，“爱权”才会遭到皇帝的怀疑，因此，他终其一生，绝不拉帮结派，也尽量不和王公贵戚多来往。他只求自己的“一人之下”，安享太平富贵。

和珅终其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他没想到“乾隆死了我怎么办”。他十分明白，只要乾隆不死，他就不会倒台。那是他的一把铁杆保护伞。只要自己不和乾隆争权，乾隆就不会下决心搞掉他。第一，乾隆还要依靠他，仰仗他，甚至离不开他；第二，他知道乾隆也不是一个卸磨杀驴的市井小人。但是，乾隆不可能长生不老，他一旦死了呢？

和珅当然不傻，他虽然不拉帮结派，但不等于他手下没人，缺乏智囊，从来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问题正在于他不想参与王子们的皇位之争。康熙鉴于皇位的继承引起了手足相残，定下了既不立嫡也不立储的决策，雍正、乾隆也恪守谨遵，表面上看起来，宫廷内的皇子之间，像是一潭死水，波澜不兴，但是水面底下，实际上却是暗流汹涌，从来没有静止过。面对这样的局面，和珅也感到十二分为难。让谁当太子，并不是皇族或王公大臣们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经过考察一个人作出决定。以和珅的所处地位加上他的聪明睿智，他不是不可能从乾隆的口气中探索到皇储的人选。问题在于：乾隆早就下了决心，要做六十年皇帝，那么，不言而喻，长子、次子等等，就不可能考虑了。等到乾隆退位，长子、次子也都六十多岁了，一个老太子登基，能做几天皇帝？何况乾隆的长子、次子早都死了。所以，皇储必然是年轻的皇子，倒是可以猜想得到的。问题就在于乾隆对诸皇子的考察非常细心，尽管他心中也许已经有了定见，可是第一还要继续考察，第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已经决定了的人选，就有可能推倒重来。何况乾隆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从来不透露丝毫口风呢！因此，对和珅来说，这也是一场赌博。找对了主儿，固然对自己的今后有莫大(博客，微博)的好处；如果一旦押错了赌注呢，不但自己将会成为宫廷斗争中的牺牲品，全盘皆输，万一被乾隆看出来了，只会两头不讨好，导致仕途的立刻终结！

所以，和珅权衡轻重利弊，作出了不投靠任何一个皇子、不参与夺储的任何活动的决定。这也可以说是他聪明的决策。

聪明人也有反被聪明误的时候：当和珅从乾隆那里得到将要传位给嘉庆的确切消息，他还是沉不住气，提前一天，给嘉庆送去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对嘉庆的拥戴。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嘉庆及其智囊，早就已经决定牺牲和珅，从而解决大权旁落的问题和国库空虚的难题；于是，和珅这一举动，反倒授人以柄，成了嘉庆扳倒和珅的第一件口实：二十宗大罪中的第一件！

古往今来，凡是被宠信的人，不外乎人才、庸才、草包这样三种人。

只有精明强悍的主子，才会宠信人才；如果主子本身是草包，他所宠信的人，绝大多数是兄弟或小舅子之类，只要是“内亲”，不管他是不是草包，都一律重用。这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逻辑。如果主子本身是庸才，他倒是不会用草包，但是往往不善于使用人才，不是自以为是，就是不放心不信任，结果所用的只能是和他一样的庸才。

乾隆皇帝是个英才。非万不得已，例如出于母后的说情，他一般不会任用庸才。用，也有限制，不会出格。在任用和珅的问题上，正因为他自以为看准了和珅是个英才，所以才加以重用，而且不是一般的重用，而是十分破格的重用。

反过来说，如果和珅不是一个真正的英才，乾隆朝人才辈出，也不会如此破格重用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半大孩子”！

一个朝廷，外有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和翰林院、都察院，内有内务府，尽管都重要，都不可缺少，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钱”字。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你有最好的将军和士兵，外敌来侵略，内敌在造反，没有钱，军队寸步难行。即便在和平时期，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转，特别是皇宫内廷豪华奢靡的花销开支，数量之大，也十分惊人。乾隆登基之后的前几十年，有康熙、雍正给他打下的经济基础，倒是还能应付自如；但是一则连年用兵，二则乾隆是个穷奢极欲、贪图享受、生活靡费的人，还特别喜欢游山玩水，收藏珍宝，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所以到了乾隆四十年和珅出现的年代，不论是国库还是内帑，都已经捉襟见肘、外强中干，不容易维持了。

我们很难琢磨，乾隆怎么会想到并决心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和整个皇家的内帑都交给一个从来没有管理过如此巨大钱财的、二十几岁的半大孩子的。—这可是国家的命脉，万一出了纰漏，那可是无法收拾的呀！

奇怪的是：这个并没有管理财政经验的小伙子，居然把国家财政和内务府钱财全都管得井井有条，不但没亏空，反倒有盈余了！乾隆前四次下江南，和珅年纪还小，没有赶上；至少第五、第六两次，和珅居然能够想尽一切办法，不动用内帑，发动江淮富户出钱接驾，让乾隆皇帝舒舒服服地尽兴而回。要知道，皇帝出游，那可是一支上千人的消费大军，不是简单轻易就能打发的！

这就是和珅的本事，这就是和珅的过人之处，也难怪乾隆对他越来越放心，视他为肱股之臣了。

和珅用各种方法聚敛钱财，说乾隆皇帝不知道，那就是把乾隆看成白痴了；但说乾隆知道得一清二楚，则又过分高抬了乾隆皇帝的能量。恰如其分的评价，是乾隆心中明白，知道和珅有钱，也知道和珅的钱并不完全是贪污所得。和珅是个理财能手，能给国家政府理财，怎么就不能、不会给自己理财了？他经营土地、钱庄、商店、典当，哪一样不是赚钱的买卖？

乾隆皇帝既然知道和珅有很多钱，而且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很有可能是贪污所得，那么乾隆为什么能够容忍他在自己鼻子底下贪污敛财，而不加以处置呢？

乾隆的心态其实很简单。第一，和珅是个能人，而且是自己所倚重的能人。只要你没有谋反的心思，没有皇权的欲望，对我的政权没有威胁，我大可以不用着急，你先好好儿地帮我干活儿吧。等到你不听话了，或者我需要你的钱了，我什么时候想动你，就什么时候动你。第二，这笔巨大的钱财物资放在和珅家里，皇帝很放心。因为和珅是个守财奴，他的钱财，只有进来的，很少甚至没有出去的，不会像清官那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笔钱就会撒出去。何况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贪官向海外潜逃一说，也不可能将贪污的巨款存到瑞士银行或秘密转移到海外的子女那里去。所以，和珅聚敛再多的钱物，也只是藏在他自己的家里。不论是国家的大金库还是个人的小金库，反正都在国内，也就全都是皇家的。第三，有一个观点，好像还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和珅虽然是在嘉庆四年栽倒的，但是嘉庆初年，乾隆还是太上皇的身份。和珅虽然是乾隆的亲信，但是总不如自己儿子亲，何况这是继承自己大统的儿子？因此，也绝不排斥乾隆曾经对嘉庆明说或者暗示：在我活着的时候，你先不要动和珅，等我寿终天年，你想怎么处置和珅，我可就不管，也管不着了！

总而言之，和珅是个聪明人，但是，乾隆比他更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