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刻国民党蒋介石为何选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陪都”是重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迁都重庆，是东部各大城市相继沦陷的无奈之举，但更是以西南为大后方支撑国力，综合考虑之下的最优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波澜壮阔抗战史。但重庆当初并非战时首都的首选地，为何最终会落子在重庆？近日，新华访谈邀请了重庆市档案管档案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揭其中原由。1932年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参谋次长杨杰还撰写了《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但这几个地方都被否定了，重庆成为最终选定的陪都。

重庆市档案管档案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解释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国家的首都是权力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象征，首都的选定、迁移，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孙中山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时候，有一个设想：南京有平原、有水系、有广大的东南地区可以依托，平时作首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战事爆发，南京不是持久可守的城市，孙中山当时想把南京作为“海都”，在陕西西安或西北其他地区建一个“陆都”。其实在整个近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都有对付的方略，第一点就是拖，打持久战。第二点就是将中国的国力向内地转移，空间上转移，时间上拖延，也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讲的以时间换空间，集小胜为大胜。在这个过程中，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对南京是直接的威胁，第二天国民政府就发布了政府移往洛阳办公的声明，这实际上也是遵循孙中山海陆都的设想。

到了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的议案，行都、陪都都是相对于首都而言，都是在首都没办法坚守的时候做的准备。国民党中央政府陆续对洛阳和西京进行了一些建设，“一•二八”事变双方达成协议后，国民政府相继从洛阳迁回了南京，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仁人志士，都在考虑如果中日战争爆发，对外战争爆发，首都究竟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了你刚刚讲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等。

除了这些城市以外，当时还有向株洲、长沙等地迁移的设想，为什么后来都否定了？因为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战时的首都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首先是要有行省，第二要交通方便，第三点要有经济依托，或者粮食供应的资源，能够承载战时首都的责任。武汉虽然说也具备南京的一些特点，但是武汉是一个平原，也便于日本大部队的军队进犯。洛阳和西安是中华民族的古都，在历史上作首都有取得成功的典范和先例，考虑这两个也是因为1932年中国国内的情形决定的。六大因素决定 准备期达两年1935年国民政府已经确定了将四川定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这么多城市，究竟选哪一个？后来选了重庆，唐润明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地形上的优势，中国抗战是将日军从东向西引，重庆离上海1400多公里，离南京1200多公里，离武汉700多公里，离战场有很长的纵深距离，而且有三峡之险，唯一一条大通道长江，对中国国民政府内迁是种优势，对日军侵犯虽然可能也是便利条件，但是只要中国军队守在三峡口，日军通过长江来侵略四川也是很难的。日军地面部队如果想靠公路侵略重庆也很难。

第二点是重庆地质上的优势，当时国力很弱，空军力量更小，要对付轰炸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口疏散，减少人口的密度，第二是建筑防空避难设施。作为重庆人我们都知道重庆是山城，山高地不平，而且岩石特别坚硬，这两个特点很利于建设防空洞。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做了长时期大规模的轰炸，但是重庆依托这个坚固的防空洞，极大的减少了人民的伤亡。如果没有防空洞，有可能死的人更多，民怨更大，民众抗日的情绪可能也会降低。

第三点还有气候优势，重庆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是雾都，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基本上都处于雾中，这对重庆是一种天然保护，天然屏障。1939年、1940年、1941年这三年大规模的轰炸中，日军基本是每年5月到11月大举轰炸，11月到次年4月有一些没规模的零星轰炸，重庆人就利用这个空隙对城市进行恢复建设，这样就有了一个缓冲期。如果没有大雾这个天然的屏障，日军一年不停的轰炸，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气候上的优势也应该是迁都的原因之一，而且事实也证明它保护了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

此外，还有两点很重要，首先是交通，重庆离南京有1200公里，是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的地方，以嘉陵江、长江水系可以串联起整个西南地区，甚至包括西北的一部分地区，在当时陆路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靠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可以构成一个庞大的水系，物资运输、设备运输都比公路运输力强大多了。同时重庆生产的兵器也可以通过长江水系运到前线，其他城市没有这个条件。

再一点就是经济上的优势，重庆属于西部地区开埠比较早的地区，当时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城市，虽然和东部的城市不可比，但是有一些工业基础，有比较健全的金融体系，也有一些近代化的工业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厂。首都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要能够承载一个首都需要的东西。

最后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首都迁到一个城市，首先要看它稳不稳固，可不可靠，从1935年蒋介石定四川为抗日战争根据地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旅进行了两年多的工作，成功整理川军、整理了四川的财政。民国时期四川财政是相当困难的，重庆的钱到成都用不了，成都的钱到重庆用不了，不流通。第三点是开发了四川的交通，重庆行旅建立了川湘、川黔、川陕对外公路，也便于后期的修建、扩充等等。还转变了四川人的民俗风气，改变了川人懒散抽大烟的习性。这些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党中央可以控制的城市。蒋介石：只要四川还在 抗战就可为1933年蒋介石曾说，对日作战方针"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并且随着时局的发展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的想法。

唐润明指出，蒋介石曾经想过，对外战争一爆发，东南地区肯定守不住，要向内地发展，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关注西北是一个重点，同时也考虑到建设西南，特别是四川。鉴于当时国内形势，西南地区表面上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却是半独立的状态，国民党中央势力还没有进入到西南地区，也没有把整个西南统一起来。西南地区物资丰富、人口众多、地形条件，包括与缅甸的国际交通等很多方面都有优势，但是因为当时国内形势，特别是西南诸省的形势，蒋介石虽然有建设西南的想法，但还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

但是到了1935年初，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蒋介石就借着追剿红军之名到西南，在重庆进行督战。他西南之行从3月份到10月份，行程包括了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几个西南的大城市，他的目的是一箭三雕：第一追剿红军、第二统一西南地区、第三寻找一个比西安更可靠的根据地。通过这半年的西南之行，蒋介石对西南地区物产、地形、气候、民风民俗等的考察，到1935年10月份基本就确定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要放在西南，核心区域放在四川。蒋介石曾经讲，如果抗战爆发，只要有川、滇、黔三省就没有问题，甚至哪怕只有四川，抗战还是可为的。

日军大规模进攻四川计划无疾而终日军曾计划在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五号作战”，进攻四川，占领重庆、成都等地，但最终并没有实施。唐润明说，日军不是没有发展大规模进攻，它是一直想进攻的。两国交战最想毁灭的肯定是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首都是敌对国家最想最期望毁灭的，因为一旦首都毁灭，大脑中枢就瘫痪了，整个国家也就不战而降。所以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想侵略四川，攻占重庆，包括对重庆长达几年的大轰炸，也有以炸迫降的心理：通过轰炸，第一把中枢机关炸瘫痪；第二造成一种民众的怨气，改变你抗战的方略；炸了工厂设备、市政建设，让市民没有办法生活。

但几年的轰炸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而使重庆人民更加坚强。在陆上日本人也一直有侵略企图，包括1940年5月份占领宜昌，离重庆直线距离只有500多公里，日军很想一鼓作气逆江而上攻入重庆，但当时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也有军力疲乏之感。到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也制订了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作战路线太长，又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牵制，它没有这个实力来组织进攻四川作战，也就是说有心无力。陪都时期生活艰辛物价飞涨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时期，各界人士迁往重庆，从文人的笔下能看出当时的居住条件之简陋、交通出行之不便，甚至还有物价暴涨。

唐润明表示，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虽然在战前有一些市政建设，包括自来水、公路、公共汽车，但是在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以后，除了政府的迁入以外，还有许多工厂、学校、团体，也就是说重庆承载了大量东部地区内迁的团体和人员，远远超过重庆的承载力。

重庆是山城，建筑房屋很不容易，居住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人来了，衣食住行都造成很大的问题。许多人到重庆来1、2个月都找不到房子住，房价不断提高。没有房子可租的，有的自建，有的合租，有的干脆就住在旅馆里面。当时求人找房子、租房子、建房子的事举不胜举。重庆本来道路系统、公共汽车都很脆弱，一下子涌入这么多人，行车、出行都受到很大影响。何应钦都是从上清寺走路到七星岗去等车，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且有时候人太多，挤不上去，又自己走回去。

物价暴涨得更厉害，整个抗战时期，从1937年到1939年物价相对平缓，1940年整个西南地区粮食都出现很紧张的情况，其他所有物价也随着暴涨。当时一个饺子卖六元，一根油条要卖十二元，国民政府的一个参事工资都还远远不够家庭的开销。官员的生活都如此紧张艰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更苦、更艰难。

迁都之路难于上青天搬迁之路“道阻且长”，一直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形容。唐润明说，当年讲“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中国古代诗人对四川的形容，实际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仍然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为当时四川军阀忙于战争，很少对社会进行建设，也很少考虑经济的发展，对老百姓收税很多，既无心也无力对四川进行建设。到了20世纪30年代四川还没有一条通向外省的铁路，公路也是很少很少。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到重庆，确实是道阻且长。有两大困难，第一点是交通运输的艰难，一个都城的迁徙肯定有许多许多的人员、物资、设备等等，量是相当大的。

当时军政部的物品可能就要装100列列车，而四川第一没有一条对外的铁路；公路虽然有川湘公路，但是路况不好，能够运输的汽车很少很少，唯一能够大规模运输的就是长江黄金水道。所以当时从东部沿海内迁重庆的，无论是人员也好，图书仪器也好，设备物资也好，90%以上都是走的长江水道，逆水而上到重庆。国民政府迁都是1937年11月份确定的，重庆已经属于冬季，是枯水季节不便于轮船运行，只能是一些小船，而且三峡一些地方还很险要，所以第一点最困难的是交通运输。

第二点困难，日本对中国实行无差别的轰炸，轰炸重庆、轰炸武汉、轰炸广州，当然整个西进过程中也遭到了日军多次轰炸，随时有人员伤亡、船只被炸毁的情况，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西迁过程中被炸死1千多人，所以这点也是西迁过程中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