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收回伊犁一波三折 曾纪泽怎样收回伊犁的

弱国无外交。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篇篇屈辱，页页血泪。哪一次对外谈判不是丧权辱国，哪一部条约签署不是割地赔款？每当读到这样的历史记载，每当看到这样的文学作品，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忍不住内心愤懑、痛心疾首。因此也往往会发出如此感叹：难道晚清、民国这段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一位在洋人强压威逼面前敢于挺起胸脯，干干脆脆说一声“不”的外交官吗？屈指数来，幸好还有几位值得称颂的。尽管他们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但他们的光辉却异常清晰耀眼。 清光绪年间的曾纪泽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光绪四年(1878年)奉旨到英法两国担任公使。两年后，又被紧急调任为驻俄罗斯公使，开始了他一生最艰巨的使命----对俄谈判收回伊犁，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泽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个名字或许比较陌生，但对于熟知近代史的人来说，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的学者称他为民族英雄。曾纪泽出身于晚清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曾纪泽自幼受父严教、家风熏染，苦读诗书，性格坚韧，外柔内刚。成年以后在科场不遂意，即绝意科名，但更加勤勉治学，广泛涉猎。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拘泥于中国传统史学，对近代西方科技知识产生广泛兴趣，在金陵随父期间孜孜不倦请教洋专家，研习英文，以后一直坚持不断，并能交往应酬。父亲去世后，曾纪泽承袭一等勇毅侯。在京期间继续热衷洋务，结交同文馆洋人教员和使馆官员，关注与泰西各国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时事。

曾纪泽出使俄国之际，正值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俄之间战与和处于关键时刻，因此他的使命显得异常重要和格外吸引海内外注目。伊犁地区是在1871年(同治十年)中国西北边疆内乱期间被沙皇俄国借口“代守”出兵侵占的，清政府在平定新疆阿古柏匪帮之后，于光绪五年(1879年)派钦差大臣崇厚赴俄交涉收回伊犁。但崇厚在谈判桌上摄于沙俄的淫威，一味退让妥协，擅自在俄签下屈辱的《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孤城，却丧失周边大片国土和国家其它权益。消息传到国内，朝野震惊，举国哗然。曾纪泽临危受命，再赴俄国商改崇约，一开始就面临一系列阻力和困难。

首先，大清朝廷内部有一股承认《里瓦几亚条约》以换取平安无事的“允约”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主要论点是“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认为已经跟人家签署了条约，再要反悔，就没了道理。他还为崇厚丧权辱国辩护，说崇厚割让的领土，“仅伊犁南边两山之间一带空地，塔城以北哈萨克旧地早经占去，并非新占”。他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信，力主允约，否则“于俄人本意不合，后患实不可思议”。

其次，俄国听说中国拒绝崇约，将崇厚缉拿问罪下狱，颇为恼火。驻中国使馆署理公使凯阳德亲自闯到总署衙门强烈抗议，并扬言要“撤离回国”。实际上俄国人并不仅是口头上表示抗议，而且在军事部署上，也有所动作，在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派出舰只穿越日本海，试图进入黄海、渤海，威胁天津和京畿，对中国朝廷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曾纪泽来到俄国圣彼得堡交涉改约，必然受到冷遇。果然，他从遥远的西欧乘坐火车抵达俄京时，没一位俄外交部官员出面迎接。虽然曾纪泽赴俄前做好了应付各种刁难和阻力的思想准备，但实际上他遇到的困难比他料想的要复杂得多，他每向前推进一步，都阻力重重，可谓一波三折。依笔者分析看，曾纪泽与俄长达九个多月的谈判过程，可以大体概括归纳为六个回合。

第一回合：双方首次接触，俄外交官面冷词横，拒人万里之外。曾纪泽提出向俄皇呈递国书，确认身份。

曾纪泽知道，要打开谈判大门，必须先向俄皇呈递国书，使俄国君臣确认自己的钦差大臣和公使身份。但他第一次到俄外部拜会，就遭到尚书格尔斯的冷面。格尔斯绷着脸问道：“不知贵钦差是来常驻，还是特来办事？”这是对曾纪泽的身份故意表示怀疑和不确认，不欢迎。听到曾纪泽明确回答后，格尔斯又质问：“崇钦差来我国近一年，将两国应办事项与本大臣商议妥当，只等两国大皇帝批准，怎么又来商办？而且将崇钦差治罪，与俄国为难？”曾纪泽沉着回答，《里瓦几亚条约》令中国蒙受损失太大因此难允，崇厚被治罪，是因为其越权自行签约，违反了大清法律。为了与俄交好，中国朝廷特别免掉崇厚罪名，再派使臣来俄国交涉。但格尔斯仍坚定而蛮横地说，“现在只等照协议执行，不存在再商议的问题。”曾纪泽反驳：“根据各国通例，凡各国定约，必须经两国朝廷批准方能施行。如谈判所定之约有窒碍难行之处，自然可以再议，这是世界惯例，有何不可？”格尔斯感到面前的对手比崇厚难对付，不能小觑。于是又指责中国四处派兵设防，试图对俄国启衅。曾纪泽说，中国在西北东北未增添一兵一卒，海防设施乃多年前确定，并非针对俄国。俄国不可轻信谣传。曾纪泽还反问格尔斯，俄国扬言派舰队到中国沿海难道是友好之举吗？两人一来一往，可谓针锋相对，虽然格尔斯冷若冰霜，但曾纪泽言语不急不随，柔中有刚，好几次将格尔斯驳得张口结舌。因头次见面，未涉及改议具体内容，曾纪泽最后提出希望尽快向俄皇递交国书，格尔斯勉强答应。第一次接触就这样不欢而散。

但俄国人揪住中国政府仍关押崇厚一事不放，迟迟不确定递交国书具体时间。曾纪泽再次电报奏请朝廷，速将崇厚开恩释放，以堵俄人之口。曾纪泽正焦急等待的时候，朝廷开释崇厚的电报到了。曾纪泽立即通知俄外交部，对方才确定了呈递国书日期。1880年7月17日曾纪泽正式向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国书，谈判大门终于打开。

第二回合：俄方擅自改变谈判地点，使刚起步的谈判骤然中断。曾纪泽极力转圜，扭转被动局面。

在第二次与格尔斯见面时，曾纪泽本着重界轻商的原则向俄方书面提出对崇约修改的节略，并口头概括阐述了节略要点。其中对伊犁地区划界提出收回伊犁全境(崇约将伊犁西部和南部划给俄国)，塔城地区仍按旧界，无须重划(崇约将斋桑泊以东大片领土划归俄国);对俄在中国内地设立领事、通商等项权益也做了大幅度缩减。格尔斯听完后，生气地说，“这不是要把前约全都推翻了吗？现在重新商议，不知何年才能了结？” 曾纪泽要求俄方可以对中方节略做出答复，他认为双方只要慢慢谈下去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格尔斯只说了句“等仔细研究了再说吧！”便匆匆结束了这次会面。

一连几天，曾纪泽等着俄方的回音，但俄方什么动静也没有。正在他着急时刻，等来了俄外交部的一份简言通告：俄国将另派使臣去北京商谈。这通告犹如当头一闷棍，使曾纪泽既惊讶又气愤。他千思万虑，竟没料到俄国人使出这样狠辣的一招，很明显对方赢了一分。随后，俄方又来正式照会：俄国使臣布策即将动身赴中国。显然俄国人不光是说说，而且见诸了行动。曾纪泽仔细分析了面临的不利形势，果断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向俄方发出抗议照会，谴责对方单方面改变谈判地址;二是向国内发出紧急电报，简述事态的发展变化，建议朝廷拒绝俄使来华;三是亲自到俄外交部交涉，力图转圜，强调中国的立场，说服俄留下布策。四是做了最不利的考虑，万一在北京交涉，选派使馆得力参赞大员回京以备朝廷咨询。

不久，总署发来电报转述了朝廷谕旨，令曾纪泽“与俄外部从容商办，力争转圜，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免俄使来华，多方挟制，不可收拾。”得到朝廷明示，曾纪泽未耽搁，立即约见俄外交部高官。当时格尔斯已经陪同俄皇去克里米亚避暑，外交部二把手热梅尼在外交部谈判厅会见曾纪泽。曾纪泽开门见山讲明已接到朝廷谕旨，仍在俄京继续商谈，并被授予商议之权。随后问布策现在何处？热梅尼说布策在法国马赛待命，一两日可启程赴中国。接着他又翻出老账，指责中国不照国际公法办理，说什么钦差大臣所定之约，各国无不批准的，唯独中国反而将原钦差治罪下狱，实在有悖万国公法。如果仍在此商议，中国再反悔，又当如何？曾纪泽知道，俄方派布策在马赛待命，是逼迫中方态度软化，此时若不灵活处置，布策启程赴华将不可挽回，那样对大局不利。于是他软中带硬地说，“中国已将崇厚开释，足见本国朝廷和好之意，愿贵国放心与我商办才是，而且本大臣认为到北京商办与在这里商办是一样的，在这里不允的事，在北京也难允。若在此商办，我可以告诉热大人，但有可让之处，我会酌量相让。”

热梅尼听罢，口气有所松动，他的脸色也缓和多了：“不过，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这里商办，还需计较利弊。”曾纪泽进一步说，“当然是在此地商议更为妥便，本国朝廷授予我全权办理之权，即使遇到我不能答应而贵国仍要求通融的地方，我可以电请本国朝廷决策，十余日就能回复。”热梅尼说“本大臣深愿与贵国和平商办，但此事我不能决定，贵爵今日所言我尽快电奏本国大皇帝。”曾纪泽拜访热梅尼的第二天，俄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就来中国使馆传口信：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命令布策返回圣彼得堡。至此，中俄交涉又重现曙光。

第三回合：伊犁地区和塔城地区划界，是双方谈判重中之重，耗费时间最长，争夺最激烈，最能体现曾纪泽的胆略气魄智慧和顽强性格。

布策返回彼得堡后，中俄重新启动谈判。布策名义上是曾纪泽的谈判对手，实际上在背后指挥他的是热梅尼和在克里米亚的格尔斯。开谈后布策先声夺人说，如果中国仍坚持七月节略立场，俄方势难答应，仍将请示本国大皇帝准许去北京商议。布策不愧为老练狡黠的外交家，他人虽回到彼得堡，却做出仍然准备随时动身去北京的姿态，以图对曾纪泽保持巨大压力。曾纪泽看透布策用意，沉着应对：“布大人前往中国，我当时未敢擅留，后接本国朝廷谕旨，才挽留的，足见本国真诚友好。布大人提到上次节略，那不过是大致提说几条，供双方讨论。既然与贵国商改前约，总要酌加更改几条，使彼此利益无大的损害才是。”布策紧逼问道：“贵爵请热大人转奏本国大皇帝要我留下，想必贵国已经找到通融的办法，而且贵爵与热大人说过但有可让之处必想让的话。今日侯爵应该先讲明贵国意思，我将向本国大皇帝奏明，看大皇帝有何吩咐。”曾纪泽也就直奔主题，“去年所定之约17条中，最要紧的是归还伊犁几条，中国请贵国交还伊犁全境，而贵国坚持中国需割地安置边民。中国为保全两国和好，现通融办理，答应在伊犁霍尔果斯河西边地带于修界时酌让若干与贵国，伊犁南部特克斯川一带地方是中国要紧之地，中国绝难弃舍。再说修界，崇约第7条、第8条对塔城和喀什噶尔地区与贵国交界做了改动，本国吃亏太多。塔城交界应按1864年旧界，不宜改动;而喀什噶尔交界中国虽不同意崇厚与贵国划界，但虑及南疆被阿古柏匪帮盘踞十年之久，未能实现与贵国实地勘界，此次也准于派员实地调查勘定。”除了划界，曾纪泽还谈了俄国在中国设立领事馆、通商等问题的立场。布策听完曾纪泽的阐述，只闻了一句话，“这是侯爵阁下的意思，还是中国朝廷的意思？”曾纪泽说，“是我的意思，当然也是我国朝廷的意思。”

之后布策连续两次来中国使馆与曾纪泽晤面。布策提出要中国给予俄国领土补偿，说什么“如果答应了中国而不索补偿，世人都要说俄国惧怕中国，将伊犁白白送予中国。特克斯川地方俄国也视为要紧之处，若要俄国相让，中国必须补偿俄国。”曾纪泽说，“伊犁西边大片领土足可以补偿贵国了。”布策说，“那是去年已经让给俄国的，中国需另补偿本国。”曾纪泽反驳，“前约未经本国批准，何来已让？”两人一来一往，拉锯式辩论。曾纪泽就是不吐口给另外补偿。布策说，中国可考虑在中国其它沿边地方给予补偿……曾纪泽打断布策的话：“中国领土今后断无再让之理！”

两个月过去了，彼得堡进入了秋天，第一场雪悄悄到来，但双方在边界划法上仍然毫无进展，俄方坚持索要领土补偿，而曾纪泽在领土问题上决不再退让。谈判成胶着状态，曾纪泽内心焦急，从他动身来俄国，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完成收回伊犁的使命还遥遥无期。但此时，俄国人比曾纪泽还着急了，这从热梅尼和格尔斯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曾纪泽的顽强和坚韧毫无办法，只有愤怒和怨气。热梅尼信中说：“与曾的会谈使我们陷入非常为难的境地，争论的焦点是要中国给予补偿问题，布佐夫向他们提出在中国沿边某地，或远东乌苏里江一带划地补偿，中国公使僵硬断言：绝不在前约之外补偿，这样考夫曼将军拟定的要中国政府补偿的办法很难实现。布佐夫向曾施加压力，如果他们不给我们达成协议可能的基础，就停止在俄国的谈判，由凯阳德负责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曾似乎不理不睬，并无半点担忧或害怕。也许我们从接受曾的那一刻开始就犯了错误，对中国人的能力和顽强估计不足。”热梅尼还建议向中国人“举起拳头”，“最好是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但热梅尼承认“这对于我们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真是一件进退维谷的事。”

双方划界之争仍没有结果，只好暂且告一段落。

第四回合：补偿俄国兵费支出之争，将谈判推向高潮，双方言辞激烈，都使出杀手锏。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热梅尼亲自出马，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中国对俄国出动兵舰到中国沿海游弋所需庞大军费开支给予补偿，具体数目为一亿五千万卢布。若再延搁数月，必然再增加一倍。曾纪泽听罢如此无礼要求，十分气愤，但他保持冷静，据理驳斥：中国十几年前筹办陆防海防，不过自守自保，从未威胁过任何邻国。而俄国海军若因中国不允条约，就派兵舰游弋中国沿海寻衅要挟，师出无名。热梅尼见曾纪泽态度强硬，就以战争相威胁，说：中国必须在期限之内拿出办法，否则按俄国大皇帝旨意，太平洋舰队司令会同凯阳德将俄国最后一句话通告中国政府。曾纪泽知道，所谓“最后一句话”意味着最后通牒，要么接受条件，要么接受战争。曾纪泽为避免伤害谈判大局，出言谨慎：两国和好二百余年，贵国必不会为偶有小的争论而说绝交的话。热梅尼盛气凌人、步步紧逼：“因为本国所耗兵费甚巨，假如再拖延，不如打仗合算！曾纪泽说，“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双方都不为难。这就是：将前约全部废弃，中国暂不索还伊犁！”热梅尼和布策问道：不索还伊犁，是否以后归俄国管辖？曾纪泽正色道：“伊犁自古是中国领土，断不能拱手送予俄国。以后中国还会以礼来索。若贵国依然倚强凌弱，苛刻要挟，导致两国失和，兵戎相见，中国也不惧怕，中国国土辽阔，战端一起，自然全国动员，俄国想短期内战胜中国谅无可能。况中国军队也非弱旅，左帅精锐之师枕戈待旦，任何失地，哪里不可索？岂独伊犁乎！”曾纪泽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显示出他性格中刚强、倔强的一面。布策见谈判面临破裂，出来转圜：“现在两国协商出现障碍，但尚不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他狡猾地提出要曾纪泽将补偿一事请示国内。曾纪泽当即回绝：有疑惑之事请示，无疑惑之事何须请示！布策是中国通，知道中国朝廷掌权人害怕洋人。但曾纪泽看透布策的祸心。

此后半个多月，围绕着划界和补偿军费，双方会晤多次，始终没有突破。虽然看不到硝烟，听不到炮声，但“交战“双方神经高度紧张，心智鏖战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圣诞节快到了，俄皇君臣从克里米亚返回圣彼得堡。格尔斯亲自到中国使馆会晤曾纪泽，他带来俄皇要求尽快结束谈判的重要信息。

第五回合：格尔斯率热梅尼、布策等在俄外交部会晤曾纪泽，先从伊犁划界开始，逐项讨论，终于在特克斯川归还中国和塔城划界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

但在商议归还特克斯川时，俄方又节外生枝提出要保留三个村庄给俄国。曾纪泽认为，西北边疆地广人稀，三个村庄很可能占地面积辽阔，若在约内写明，定然使中国大大吃亏，因此他坚持不能在约内写明三个村庄划归俄国，只同意按照1864年明谊与俄国划定的旧界为根，由两国分界大臣勘界时稍加酌改。至此，双方在达成实质协议上迈出了第一步！曾纪泽收回了伊犁南部重要的特克斯川地区。这一步走得很艰难，很漫长。

关于塔尔巴哈台(塔城)交界，双方立场差距较远。曾纪泽强调应按1864年旧界，无需重划。格尔斯争辩该地哈萨克牧民往来越界混乱，必须按崇约分清牧民和土地归属。曾纪泽反驳道，治乱之道在于人，而不在土地。如果为分清哈萨克牧民而重新划界的话，建议将俄属哈萨克划出一块地方即可解决，为何非要中国让地不可？双方坚持不下。最后曾纪泽审时度势，观察俄方态度有了很大变化，不似过去那般跋扈专横。为了谈判继续进行，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建议在旧界和崇约之间酌定界线，即东不超过里瓦几亚线，西不越过旧界。格尔斯勉强答应，命助手记录下来，算是认账。(后来实际分界是以两者的中间线划定的)这样，在塔城地区曾纪泽又收回了崇约丧失的一半国土。

在以后的谈判中，双方又对喀什噶尔地区与俄国交界地区划界，争辩多次没有结果。曾纪泽认为，由于这一地区边界状况更为复杂，因而提出：凡1864年已经划定的，仍需遵从;未划定的以现在两国世纪控制线为界。但格尔斯一口咬定此段边界实际并未划界，这次可以现管界定界。争执不下，最后格尔斯提出暂缓商办。接下来格尔斯提出增设乌鲁木齐领事被曾纪泽拒绝，而俄国在松花江行船一事被曾纪泽“缓议”。

关于所谓补偿俄国军费问题，格尔斯不再坚持“补偿俄国出动兵舰军费”，可以用“代守伊犁兵费”名目，但提出了一个一千万卢布的数目，并扬言这是最低数目，不能再减了。曾纪泽当即指出，前约五百万卢布是补偿俄国十年代守费用，现今未到一年又增加五百万，名不副实，中国不能答应，只能增加二百万。最后双方各退后一步，确定为补偿九百万卢布。

第六回合：双方最终将搁置缓议的“喀什噶尔地区与俄国划界”商议出了一个结果。曾纪泽考虑到，格尔斯提出此地边界划线缓议，对中国不利，俄方已经在此地区逐步蚕食中国领土，搁置下去他们会蚕食更多的领土，必须在这次划界时写入条约。他仔细分析了这一段边界的复杂情况，1864年明谊与俄国人划界只大体写了从“汗腾格里峰”到葱岭这一段，而葱岭以南界线则没涉及，当时南段是与浩罕国交界，后来浩罕被俄国征服，变成了“费尔干纳省”，再后来新疆南疆被浩罕败将阿古柏乘机侵入，朝廷对南疆完全失去控制近十年之久。因此南疆与俄国七河省和费尔干纳省的边界实际并未正式勘定。曾纪泽提出喀什噶尔与俄国划界以现管界为根，由分界大臣具体勘定。

以后双方又在其它未定款项上达成协议：俄国增设领事一事，原里瓦几亚条约答应在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曾纪泽只同意在嘉峪关、吐鲁番两地增设。陆路通商地点一事，里瓦几亚条约准许俄商通过张家口到天津，通过嘉峪关到西安、汉口等经商，曾纪泽只同意到天津、嘉峪关。俄商纳税一事，崇约对俄商在蒙古、天山南北经商可以“均不纳税”，曾纪泽改为“暂不纳税”。

至此，中俄双方对有重大分歧的各项条款上，全部达成协议。崇厚画押的《里瓦几亚条约》许多重要条款已经修改，十一月底，双方一致同意废除崇约，另立新约。随后的若干次会谈集中在交接伊犁的具体事项。

多少回桌前舌战，多少次心血激荡，多少封加急电报，又多少个不眠之夜，曾纪泽本来体质羸弱，经过长时间的操劳熬煎，他身体透支多多，面容消瘦。但在最后条约签字画押之日(西历1881年2月24日，阴历正月二十六日)仍然器宇轩昂，神采焕发出现在签字台前。当时格尔斯举杯祝贺时对曾纪泽说了几句钦佩的话：

“您是我接触过的外交官里最具智慧又最难对付的，我曾经恨过您，但为有您这样的谈判对手而自豪。”格尔斯的话大概不是一般应酬和虚伪，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曾纪泽赴俄交涉收回伊犁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一百130年了，他作为一个弱国外交官，面对气势汹汹的洋人，敢于挺起脊梁说“不”，敢于跟他们面对面“叫板”，实属难能可贵，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至今仍启迪着后人，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