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津门官场地震 主和派大臣被大范围贬斥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教案爆发的消息于傍晚已传入宫中。如此严重且棘手之事发生，专负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自当及时作出回应。然偏偏无巧不成书的是，五月以来，恭王便身患顽疾，养病府中，至七月十日方才假满。而另一大佬文祥又因母丧，返回原籍沈阳守孝。于是偌大衙门由宝鋆与董恂主持工作。二人皆为恭王嫡系，故先须至王府汇报商议，后再向津门下发指示。不过此密议过程势必影响决策效率，一来一往，待廷寄拟出，已是次日。且其内容讲得极为笼统：“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捧此旨令，天津官吏一时不知如何措手。两日后，驻京各国公使“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已递送入内。其措辞十分强硬，认为此教案背后定有排外力量煽动，如天津提督陈国瑞“指挥会党在后操纵”。
中枢应对乏力，洋人咄咄紧逼，这令两宫坐如针毡。六月二十六日，朝堂议政之时，慈禧心火直冒，“感时气牙疼”。
恰在此际，一股暗流开始浮出水面。醇郡王奕譞突然上折，表面献策，实则问责。如此弦外之音，无疑预示着由津门泛出的波澜，将会在京师掀起难测的浪潮。
权力的渴望
之前步调与立场和兄长表面上俱能保持一致的醇郡王，为何这时骤然向恭王兴师问罪？说到底，还是与其权力欲望及个人秉性相关。
这奕譞乃道光皇帝系下近支宗亲，宣宗九子之一。道光所生九位皇子之中，长子奕纬、次子奕纲及三子奕继皆早年夭折。四子奕詝即咸丰帝，老五奕誴天性粗疏，不喜诗书，终日混迹于市井之中，人送绰号“小五爷”，此等过于“接地气”之做派自然不受道光垂青，后被封为惇亲王。至于八子钟郡王奕詥、九子孚郡王奕譓彼时年纪尚小。故在同治一朝，在政局中起举足轻重作用之皇子，无非恭王与醇郡王而已。
天津教案发生前，七爷奕譞值得称道或令人瞩目之举却并不多见。若说最著名的，还属他在辛酉政变中的作为。当时肃顺派系与叔嫂阵营对峙，身为恭王之弟，且其妻亦是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之妹，如此两层关系，奕譞坚定站在叔嫂一边。待双方政争趋于白热化之际，奕譞恰在热河，醇郡王福晋利用慈禧亲妹的便利条件，数度入宫传话吹风，再由奕譞反馈给奕訢，终促成恭王与两宫联合，形成反肃同盟。等到密谋启动时，奕譞更是在两宫太后回銮之前，预先拟好罢黜肃顺、端华、载垣三人的诏书，密藏于贴身小衣之中，人皆不知。待进入京城，奕譞从小衣中取出密诏，交付恭王宣布三人罪状，迅即缉拿押往刑部归案。这一仗，可谓谋划得神不知鬼不觉，执行得迅雷不及掩耳。也正因建此奇勋，年仅二十二岁的奕譞，由郡王加亲王衔，授为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俨然军方的一座重镇。
不过，这位军界新宠之后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两宫起初认定醇郡王有统领兵将之才，于是“屡诏令其督京师旗绿各营兵操”，以期练就一支精锐之师。然无论八旗，还是绿营，早已游惰多年，疲敝不堪，这颓势岂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能够扭转的？一次奕譞主持操演，一骑兵居然“坠骑折服”。醇郡王很是纳闷，问道：“何勿娴骑？”此人对曰：“我打磨厂货豆腐者，今受雇来作替，是安能骑？”回答得虽十分雷人，倒也实在。紧接着又一兵弁露了马脚，奔跑过程中，其军服不慎解开，“雕佩玉玩数十事坠地”。原来此人认为当兵不足以供养家用，于是兼职做起了古董生意。军务如此废弛，作为皇子，奕譞本该大加整饬，孰料事后他竟几度上折请求辞去相关职务。只是太后执意不允，加上外敌一直未进犯京师，这七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勉强应付过去。可见较之四哥咸丰、六哥恭王，醇郡王于在世的六子之中，只能算作庸常之辈。
才疏学浅不可怕，可怕的是才疏学浅却又志向远大。做人贵在自知，既然才能稀松，奕譞自当低调，事实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民国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这般评价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换言之，醇郡王颜值颇高，且心中抱负不小。故眼瞅六哥掌管朝政，奕譞不禁眼睛看得红，心中想得痒，久怀跃跃欲试之念。且在很多具体大政方针上，他又时常认为其兄所为过于软弱，缺失不小，于是渐生不满甚至诋毁之意。众所周知，在同治四年罢黜恭亲王事件中，奕譞从东陵监工现场匆匆赶回，联合皇室宗亲替六哥求情，终保奕訢军机处首席大臣宝座，其表现似颇能反映手足情深。
那奕譞后来为何上书力保恭王，又当怎样解释？其实慈禧打压恭王，无非为了收权，奕譞背后捅刀，就是企图分权，故大姨子与妹夫都是欲从奕訢手中剥离权力归于己有，而不是要彻底搞垮恭王。毕竟当时朝中，尚无人可替代恭王之地位与作用。恰如著名史家郭廷以先生所论：“慈禧以既诛怡亲王载垣等，今又罢黜恭亲王，深虑皇族宗室解体，内外心危”，故“亲藩枢臣群起力争”。重器敲山，虎已胆裂，七爷目的已成；唇亡齿寒，此等浅理，奕譞心知肚明。
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可令父子相残，兄弟反目，历代宫廷，莫不如此。醇郡王不过老调重弹而已。
鹰派渐成型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醇郡王便正坐此弊。
涉外问题，即使搁在当下世界，亦是政府最为棘手之事，何况彼时初入近代的清廷。故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恭王，每遇一事，皆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恭王对中外实力对比、局势走向有着较为清醒之认识，故其主张相对理性，凡事以和为贵，徐图自强。然瞅着六哥炙热权位而眼红的奕譞，偏偏又不谙世局，其见识不单固陋，胆子却异于常辈。在天津教案发生一年多前，正值清廷与英法诸国修约之际，早对兄长施政风格腹诽甚久的醇郡王再也按捺不出，递上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恭王心腹崇厚，认为其所谓修约意见，“或谓圣德何所不容，或称天主教无异释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将袒护洋人，为一己固宠保荣之计，此臣所没齿鄙之，胶固不化者也”。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上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基于此判断，醇郡王指出“庚申（1860年）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那么具体如何筹划驱洋计划？奕譞拿出了自己的六条方案：“一、请垂询督抚，以收集思之效也”；“二、请密饬王大臣各抒所见，以济时艰也”；“三、请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四、请摈斥异物，以示天下也”；“五、请召见宿将，以备不虞也”；“六、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详查夷人入城数目，以免患伏肘腋也”。若说一、二、五、六条只是陈词再提，那三四两条则实属不懂世局的荒谬之言。说穿了，奕譞的主张即驱逐洋人，抵制洋货，可知这种天真到只堪发噱的念头，排拒西方现代文明的举动，在彼时皇族及士林中，影响力依旧甚广。
不久，朝廷谕旨内阁集体会商醇郡王所上奏折内容。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及尚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文又撰于曾国藩之手，想来其对醇郡王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氏，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可见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在于，这是醇郡王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故朝中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中寻觅到领袖人物。因之，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中西事务上出现大的变故，鹰鸷即展翅出击。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恭王，表达对津案看法。丁氏赞同曾国藩“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这符合恭王处理津门事件的思路。
于此之外，丁日昌还预见到围绕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现反对声音，故丁力劝恭王为首的决策层“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动摇”。此言堪称发自肺腑。不出其料，主张对外强硬的议论很快甚嚣尘上，盈满枢廷。
政见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挟着由宿怨和利益浇筑而成的冰冷私见。恰如开篇所叙，此际朝廷中已呈两股力量对峙之态。不过打响这场庙堂之争头炮的阵前先锋，却是两名汉人军机：李鸿藻与沈桂芬。李氏本与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文馆风波、丁忧夺情事件，与恭王集团结下旧怨，故其出马反驳情理之中，不必赘言。此处尚需费些笔墨交代一下沈桂芬。沈氏字经笙，载籍顺天宛平，实为江苏吴江人。他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由翰林升至日讲起居注官，后外放陕甘学政，经数年磨练，在咸丰七年（1857年）即兼任礼部侍郎衔，进入“部长俱乐部”。若非此后于咸丰八年（1858年）、同治四年（1865年）两度丁忧返乡，其理应先于李鸿藻进入军机。较之书生本色的李氏，沈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抚，经此历练，其门面气局为之大开，“治事精敏，在上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复便径直入值军机，兼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诸要职，后因其处理洋务之才识深受恭王青睐，被召入总理衙门委以当家大臣重任。寥寥数年，沈占据军机、衙门两大要津，俨然成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锋，源于御史贾瑚所呈质疑总理衙门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7月17日，李鸿藻与沈桂芬、宝鋆围绕此折，展开激烈辩论。李“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两宫认同李之观点，故颁旨明发。沈、宝岂能善罢甘休，又坚称“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李又与之力争。既然枢桓之内，宝鋆与沈桂芬乃同一战壕盟友，且背后大树为恭王，故李孤身一人冲锋搏杀，让人看来可谓不智，只会令其形势愈发孤立。然愈是孤立，愈对李氏有利，因一来如此貌似不惜代价的拼争，可积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声与资本，二来唯有如此才能激起醇郡王等鹰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议论津门一案。据翁同龢判断，“醇邸封事，今日特谕恭邸入内看折，恐彼此尚有执持也。”可见双方政见迥异，必在庙堂有一番恶战。7月23日，翁氏看到“醇邸两次折底，极畅达”。午初二刻，诸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理衙门诸臣一同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两宫及上南向坐，未垂帘，垂询良久。惇、醇两邸持论侃侃然，恭邸持之坚，卒如曾国藩所请。五刻多始退，汗出沾衣，有跪不能起者。”这番辩论耗时不可谓不久。翁同龢当时在场，他记到：两宫太后先咨询诸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惇亲王首奏曰：“曾某亦不得已，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醇郡王趁势再添一把旺火，“极言民心宜顺，并天津府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诋及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
面对鹰派咄咄逼人之势，宝鋆、董恂不甘示弱，与之强辩，甚不惜“恶语相侵”。两宫见双方争执不休，不得不出面劝架，“因言夷人是我世仇，尔等若能出一策灭夷，我二人虽死甘心，且皇帝幼冲，诸事当从长计较。”然倭仁仍不依不饶，认定“张、刘两员（天津府县）既是好官，不宜加罪。”瑞常与朱凤标“同声应之”。眼瞅诸位亲王、重臣纷纷发难，董恂只得采用“拖刀计”，反问众人：“此时不知天津又作何局面，焉能往来问答耶？”醇邸倒是不吃这一套，继续质问，“极论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十年，试问所备何事？且言此次纶音如措词有失体处，臣等仍当纠正。”既然场面上不占优势，暂时无力扳回，恭王只得做出妥协，答应醇郡王等的要求。
清议可畏，难以驳倒；惇王、醇郡王贵为天潢贵胄，不得妄动，于是恭王集团只得逐一击破其余重臣。先是拿李鸿藻祭旗。9月7日，当天军机处议事很长，恭王诸人团团围住李鸿藻，轮番驳斥，李“颇被排挤，大抵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也”。半月后，恭王诸人“见起时又力诋艮老（倭仁），意在排击清流，可畏也”。又一鹰派中刀。
于是，在处理涉外事务上，恭王集团又一次险胜。
虽未能在津门事件上力压恭王一头，取得更多话语权，但奕譞此次角力亦非毫无所获。正因备受醇郡王言行之鼓励，当时的三品官员徐桐受人怂恿，欲上书言事，“大略谓枢廷不宜兼通商大臣”，幸被好友翁同龢阻止。然翁氏私下亦对总理衙门不满，认为今后皇族宗室中终有主峰可指，值得追随。
当然初出茅庐的醇郡王毕竟不是六哥敌手，气量亦不够宽广。此事之后，他极度愤懑，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为务”，故而耻与同列为伍的理由，负气辞去一切差使，直到第二年正月方才销假归来。而此刻慈禧真正瞅准了妹夫直爽劲爆且城府不深的弱点，决心给予权力，为己所控，与恭王抗衡。一年后（1872年），朝廷晋封奕譞为醇亲王。一场手足斗法的大戏徐徐拉开帷幕。
其实，或许就在辩论津门一案时，恭王已大概料知今后的宦涯将是一条更加荆棘的坎坷途；而汲汲于权力的醇王，却怎么也未想到，等待他的，会是一条阴险诡谲的不归路……
